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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问米》，文化随笔《绘色》《小山河》，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清风有信月无边》等。作品译为英、法、意、俄、日、韩等国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奖项。长篇小说《朱雀》《北鸢》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北鸢》亦获2016年度“中国好书”、“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大奖，年度中版十大中文好书等。作者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GQ中国》年度作家”、“2017海峡两岸年度作家”。
对文化的承继以及中西精神的碰撞向来是葛亮小说中的主题，他擅长在传统文化的本性中坚守艺术的奥义，也往往能在外来文化中寻找融合的可能。历史与个体的质地融为一体，而人性的传统基因也在历史的悠长中历久弥新。本文将从葛亮的小说《书匠》中，提取历史之中的文脉传承，在诗意中寻找信念，在尘世中书写向往。
我国的工艺向来是被世界所惊叹的，从陶瓷到玉器，从耗费多人心血所精心打造的皇家器皿到寻常百姓的匠心独运，在这类关乎艺术的结晶上，我国一直以来都具备着独一无二的诗意及美感。事实上，历史的车轮碾过时代洪流的同时，也在不断碾压着个体命运的离析。当新旧交替成为时代的主题，庞大的岁月席卷渺小的生命，能够在文化传承中保持纯粹的痕迹的往往是那些在微小中凝结绵长力量的个体。
葛亮的小说《书匠》正是借用了“修复古籍”这样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弭的职业，以古今、中西两种文脉渊源进行跨度化的对照。他将视点聚焦在两个完全不同又极其相似的人身上，试图利用这样一种手艺上的代代相传来探讨深刻的历史主题。当时代的洪钟在每个人头顶敲响，总有一些手艺面临离弃，然而，匠人的技术固然会为科技所取代，匠人精神却仍然在无尽的风云变幻中传承。
除此之外，小说更借助对匠人的写作来复刻岁月的迁延，中西两个完全不同承传的修复师所代表的正是两重历史，当人物的命运与历史交织，跨越山海后的绵延亦能成就情怀，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下所演就的匠人故事，正是喧嚣尘世下的浮世绘。
一.岁月迁延间的浮世对照
对于匠人精神及历史演变的书写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被书写和想象，而《书匠》的开拓之处在于将对人物的观照落在了中西两种文化承继之下的渊源之中。老董和鹿简分别代表着旧时代与新时代、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碰撞。
老董的手艺是师传，类似于古代传统的拜师学艺，历经岁月的流转才能碾磨成一门艺术。而有趣的是，在老董的心中，这并不能算是一种多么高深的技巧，只觉得是“江湖上混飯吃的手艺”。然而，在鹿简的心中，对书的修复则是一种近乎信仰的存在。鹿简从中学时起就在不断地收集书，可以说，是对书的热爱使得她走上了修复的道路。而在这种热爱之中，她遇见贵人指导，才开始了真正系统化的学习修复。
而二者对于书的态度也是有不同的，老董在一众旧书的粘合乃至渗透之后，才浸润在书中，体味到书的美妙，恒心和耐心让他在馆中修书看书，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修书匠”，之后也多是为政府服务，将古旧典籍修复。而在修书之外，他也始终坚持着自己出摊儿修鞋的“事业”。
小说用了极大的笔墨来描写老董修书的细致和繁琐，从动作到工具都进行了尽其所能的写照：“他埋着头，手用一把竹起子，在书上动作着。……他仔细地用竹起子揭开粘连在一起的书页，用小毛刷细细刷去页面上的浮尘。……手边的起子，约有七八把，大小厚薄各不同，如一排手术刀各有其用。他手里的这把竹起子，很轻薄，颜色较其他几把更深，末端还挂了红色吊坠。……这起子由扇柄改制的，刚入行就开始用，据说是当年他师傅传下来的。如今不知经了多少年，已用得发亮，像包了层浆。”
不仅工具细致到一点一滴都不能错过，连带着动作也极其仔细小心，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像在给自己找罪受：“修一本书，从溜口、闷水、倒页、钉纸捻、齐栏、修剪、锤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线得二十多道工序。当年我师傅，教我第一步，就是学这补虫眼儿。那是没日没夜地补，看着小半人高的书，一本又一本。吃过晚饭，给我两升绿豆，到门廊外头，就着月光，用根筷子，一粒一粒地拣进一个窄口葫芦……这是一行练就一行的金刚钻。我师傅要我学的，不只是眼力，还有冬三九、夏三伏坐定了板凳不挪窝的耐力。”
在这种清淡的繁琐之中，我们似乎是领略了所谓的真正匠人精神，这也和如今被大多数人所称赞惊叹的慢工细活儿不谋而合。然而有趣的是，葛亮却为这种匠人精神作出了另一重注解，那就是鹿简。
和孤儿老董在机缘巧合之下误打误撞入行不同，鹿简是在正经工作被辞之后，选择了修书作为自己的职业。她爱书也敬书，在港大老师那儿所学到的“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她的人生信条，这里就与之前的老董拼力修复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形成了一定的对照。
小说中也并未对她修复之艰巨细致做出多么深刻的描绘，而是转而将视角投向她的日常生活，借此来观照这一职业在当下的现状。不仅如此，小说更将原本的古籍修复拉下神坛。在小说中，鹿简几乎什么都修过，从普通的字典到平装书《圣经》，颇有几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味。当然，同样的情节在老董身上也有所显现，只不过那时候给“我”的小人书的修复更像是友人间的互相帮助，远未达到对书的崇敬与情怀。
而二者不谋而合的是，无论是老董还是鹿简，都提到了“医”一字。
“他没有抬眼睛，只是答说，伯伯在给书医病。”
“你看现在，她一个将孩子扯大，又找到了工作。她对我说，她每次洗书，人就轻松一点，觉得将奶奶一生的辛酸，连同自己往日的不快，都洗去了。
后来，我也慢慢好起来。做这行，何止是医书，也医人、自医吧。”
对于老董来说，给书医病，是某种职业化的需求，他有意识地将这种技艺看作是普通职业。而对于鹿简而言，修复书籍，就是医人也医己。鹿简与老董，两人的社会经历乃至思想都完全不同，小说也并未按照通常所发展的那样，为老董和鹿简刻意勾连起某种关系。然而，正是在这样完全隔阂甚至是相悖的人物书写中，小说反而写就了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更在传统高雅文化的基础上蒙上一层颇具烟火气的人间外衣。 二.个体书写下的历史想象
葛亮在自我文学世界中往往十分强调传承的历史与情怀，他也常常将个人生活的脉络与历史的流转联结在一起，如同在大背景的浪潮之下，叙述一段关于平民的史诗。他生于六朝古都南京，先是前往香港求学，继而留在香港工作。在他的文学版图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乃至历史碰撞往往是暗含着的主题隐喻。《书匠》一文中，是以匠人的传承作为写作意图，因而也更增添了历史的想象乃至特殊时代的构建。尤其在人物的塑造上，葛亮有意地塑造了老董这样一个在世俗之见中有着一定污点，在工艺上却保持着绝对的理想人格的个体，借以书写历史背景与个人召唤之间的双重选择。
小说中不断地对老董所身处的环境提出暗示，从最开始时“我”对于年幼生活下的定义“在我看来，小学好像一架运转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的内核，或者是以竞争、纪律与荣誉感作为骨架”，再到后来的近乎一笔带过的老董与“我”的爷爷之间的瓜葛，无一不提示着读者那是怎样的特殊年代。
老董所犯下的错误在之后并未被人追究，即便是“我”的家人们也仍然对老董保持着善意和尊重，但这种痛苦却绵延影响着老董。当老爷子下葬时，老董远远地跟着，佝偻着身体。那一刻，似乎眼泪也没有，只是不可名状的痛苦蔓延在每个人的身上。
而他之后的收“我”为徒，为我精心修复奖状、小人书等等，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对当年懦弱的赎罪。然而，在我看来，老董简直不能算是懦弱了，他所犯的错实际上是大时代背景下退无可退的选择，但他仍然自顾自地为错误忏悔。
而在女儿元子被亲妈带走之后，“老董没有再出摊儿修鞋。图书馆里的工作，也辞去了。
后来，他搬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跟我父亲也没说。
来年春节前，我们家收到了一只包裹，北京寄来的。
打开来，里头是我的一本小人书，《森林大帝》。开裂的书脊补得妥妥当当，书页的折角也平整了。”
老董离开的决绝而坦荡，似乎要令人怀疑，一开始就是因为女儿才会一直留在原地，他去了哪里，人们无从得知，他最后过着怎样的生活，人们也难以知晓。事实上，小说在书写老董时，似乎是仅仅以修书匠作为他的职业象征，来书写这个人。但换句话说，正是修书匠的职业，才使得老董成为这样一个沉默寡言又暗藏山海的人物。匠人精神成就了老董，同时也令老董进入了一个近乎于老僧入定的静滞状态中。个体在时代的阴霾之下不断被迫妥协，小说将这种历史想象拔高到了最为丰满的力度。
相对于老董的特殊年代，对于鹿简的描写就更多是关于情感的折磨，一直到小说的最后，在乐静宜的口中，“我”才得知了一个漫长而惨烈的故事。
“没错，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背景是查令十字街84号，那间著名的书店。这一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
这两年来，她用我，复刻了一个她自己。把我父亲的女儿，变成她所希望的样子。而我，却不知情，整两年了。
现在？静宜摇了摇头，我对她再恨不起来了。虽然，也不可能爱。事实如此。你说，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最后的时候，打定主意，让我的生命与她纠缠了在一起。”
静宜的父亲在去世之前以怎样的心情，将她托付给了自己的毕生挚爱——鹿简，而静宜则是在发现了一切的情况下仍然假装不知道，近乎于自欺欺人地将自己复制成鹿简。
小说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上始终保持着吉光片羽般的窥探，没有全貌，也没有迹象，一切都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也可以说是细水流深，但从始至终，小说都在一种朦胧的光影之下，完成了对个体生活与历史想象的融合。历史在个人的生活角落中印下深刻的痕迹，而渺小的个人虽然无法在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仍然能够在传承之中书写文脉情怀。
三.盛景颓唐后的文脉情怀
匠人精神在当下的运用、传统工艺在颓唐之后应当何去何从，甚至于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手工形态在近乎全自动工业化的今天还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在如今都是被不断探讨的主题。以古老的修碗而言，在生产力低下、生活物资匮乏的时期，修碗匠走街串巷，与之类似的还有磨剪子磨菜刀等等，在今天看来都可以算得上是民间技艺。然而，修复古籍典册的修书匠尚有一席之地，这类传统民间技艺就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更何况，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读书已经是少数人的选择，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替代。即便是书上有了污渍很难清理，想到更多的还是重新买一本。
而在这种时代环境之下，修书匠的意义究竟在于何处，葛亮提出了他的想法。
首先便是以老董为代表的典籍修复，将古书作为一门手艺，这些前文都有提到，这里不再赘述。有意思的是在鹿简的手中被修复的书：“旁边的思翔道，我那本书法辞典，给小孩胡闹打翻了墨汁。不贵重，可已经绝了版。用了二十年，心里很不舍得。交给简，竟然也回了春。人说新不如旧，这感情在里头，可是钱两能计算清的？”
“奶奶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后母不容。她大学后，便把奶奶接出来照顾。祖孙相依为命。一年前，奶奶也去世了，她一直撑着。这本《圣经》，是祖母的遗物之一，上面有老人的许多笔迹。她从此不离手，宝贝得很。也是用得太久了，书终于散了。她感情就崩溃了。我想一想，就对社工说，别的不敢说，这本书，我可以幫上忙。”
一本书，或许价值不了几何，然而代表的却是几世的情怀与感情：有的见证着自己的生活变迁，陪伴着自己走过漫漫人生路，有的承载着过世亲人的遗念，几乎是活着的人的全部念想。
在这样沉甸甸的情感之下，修书匠所担负的绝不仅仅是老董那般的家国情怀，更是关乎人间烟火气的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小说更为修书匠铺陈上了文化传承乃至交流传播的效用。从“我”同鹿简的见面，小说有意识地加了一处闲笔，电梯里走进来的壮汉，看样子十分凶狠，然而“他转过身，我看见他背后纹着一条龙，龙爪的位置，写着“兼爱非攻”。我们在五楼出去。我抱着箱子有些吃力。大汉咧嘴一乐，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问‘使唔使帮手’。” 背后纹龙，本是看起来就不好惹的狠角色，但龙爪上写的“兼爱非攻”，又在这一层霸气之上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交融中，接着去写鹿简对书的爱护及与书的关系。在鹿简的生活里，书已然成为了一种象征，在她的每个人生拐点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年幼的爱书，到因书而工作，再到同静宜的父亲有关系，其间种种，可以说，都是书在起着转圜的功劳。
历史的车轮下，所谓的盛景颓唐之后，修缮书这一行业的存在仍然能够让他们在平凡生活中显露出晶莹的光影，这何尝不是一幕属于平凡人的传承与召唤。
正如葛亮在创作谈中所言的：“‘整旧如旧’是他们工作的原则。这是一群活在旧时光里的人，也便让他们经手的书作，回到该去的断代中去。这些书的’尊严’，亦是他们的尊严。”
工匠精神在今天被不断提起，想来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对精细化运作的生产追求，更是历史背景下对于专注、创新、敬业等品质精神的呼唤与向往。一方天地之中，匠人将毕生心血投身于修复之中，暮鼓晨钟之间，即是“整旧如旧，岁月如新”。
四.城市想象中的东方风韵
无论何时，作家的生活状态都会对其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香港生活的经历以及其江南文人家族的渊源将葛亮熔铸成为了都市与历史长期并存的复杂矛盾体，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窥见这类生存困境的打磨。
香港意味着大都市、是现代生存时代的场域营构，同时也承袭着生命个体的精神纠葛。都市人群的精神面貌在城市的外核之下得到了极为超越性的书写和拷问，被投射在生命背景之中时，城市也就影响了人物的生存困境，显现为宿命的表达。
事实上，香港在城市的历史中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变异的存在。一方面，它具备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名头，有着灯红酒绿的外在形式，而另一方面，香港又由于其长期的殖民地身份，绝缘于东方的文化，失落了对于本土文化的归属。
因此，在江南文人家族中成长的葛亮在这一空间中感受到了极为强烈的反差，也就在此呈现出了割裂且全新的书写与沉淀。在这种地缘性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葛亮的小说往往具备了流转的东方气韵，在这些砥砺与融合之中，小说形成了多重文化的碰撞，也在决然不同的身份认知中重新思考城市的底蕴。
很显然。城市乃至城市所代表的底蕴文化，均可以成为自我根基在写作中无限沉降找到新我的途径。与西方所盛行的文化不同的是，在东方的思想之中，我们所书写的往往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联事件。艺术是某种具体的抽象，因而，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书写和人物心理细微之处的把握实际上揭露的就是一种对于城市的迂回想象。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实际上，葛亮采取了一种历史的永恒变动观念来对他所怀恋的民族文化进行重新书写，他对于城市的情感特质是复杂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以及不同城市之间文化内涵的反差，文化的认同感在他的小说中被书写的极为汇聚，这种复杂迷惘的“寻根”姿态跨越了文化身份的处理，同时也在城市的精神之中挖掘到了个人经历的异化和岁月立场的堆叠。
作为南京长大、香港生活的作家，葛亮的小说中带有复杂的城市气质。物质自身的粗陋、情怀中令人膜拜的美、城市意象的破碎等等，都包含着某种对于城市空间的集体欲望。在岭南篇的《飞发》中，虽然讲述的是理发店的变迁，但却有诸多对于生活空间意识形态的描摹。很显然，小说所怀恋的不仅仅是理发店的斗争，更是城市光晕的消散。理发店的“残骸”所披露的就是市场经济之下旧有生活形态的破碎。
同小说《书匠》类似，《飞发》中也有强烈的“我”的意识形态介入，会令人难以分清是否有作者自我的思考和忧郁，小说中诸多真实的属于葛亮个人的情感，使得小说天然地带有了对于城市空间的痕迹怀念，也作为历史空间形式表征着意识中的现实原本状态。很显然，旧时的理发店作为了一种历史的空间形态，在城市之中具有独特的美学叙事，这种连续同一性的整体书写，所喻示的是外部空间的破碎。新式理发店的入侵，旧时理发店中少年的出走，都带有对城市记忆和历史空间的消磨和逃遁，也在叙事和视觉上直观地展露了情感的凄惶。
“电车经过的春秧街保留了下来。这里大约没什么交通的概念。行人在车路上走，身后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人潮便自然分开，任由电车开过去，然后再重新汇集起来。店铺前多半是僭建的摊位，一路可以摆到车道上。其亦随电车进退，有条不紊，并不见一丝慌乱。由马宝道走来，路过振南制面厂， 对过是同福南货店，卖的点心仍然以纸包裹。作为江南人，是感到亲切的。直到看见有观光客，举着相机左右逡巡。才意识到，这条街实已成为时间的标本。”
很显然，城市的发展过后，小说所论述的是城市创作之下的鲜明特点，这种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回溯，带有丰富多彩的风貌讲述。在《飞发》中，葛亮天然地为城市赋予了想象性的现实，也就是自己独特经历所引导的多重姿态样貌，在这样的精神资源补充之下，小说形成了跨文化视域之中的精神原乡建构。在葛亮丰富的文化身份之中，他能够阐释全新的文化视野，并且令他笔下的城市在东方底蕴的基础上，沾染杂糅出东西方共有的多元文化，构建出凝聚的文化内核和城市空间。
事实上，当我们开始关注城市的文学性时，也代表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日常想象，小说所承载的对于城市中人物的精神困境的思考，也是城市进步的基础上，城市本身发展的纷繁的困惑。在这种窥探之下，小说所形成的是不自觉的个体投射，也就是说，葛亮通过他对于中国经验的熟稔以及他多年西方生存的经验，在他的小说中为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构建了历史状态下的都市气息。
在葛亮的小說中，家园、故乡、中国古老的东方气韵始终都是被不断描绘和执着追寻的母题，寻觅的故乡之中，被异化的痛苦和城市的变迁更加让人绝望。在这样现实的都市之中，葛亮无法再寻找到他曾经所思恋的新鲜血脉，正相反，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粗陋的、不堪的世俗汹涌。因此，葛亮所做的实际上是利用他的笔触，重新刻画日常生活之中的典雅气韵，试图以自己的笔触，将个体叙事融入到大时代下的生命想象之中，寄托更为传统和深远的精神寄托。
冯祉艾，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百家评论》《名作欣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东吴学术》《中国文艺评论》《青年作家》《湖南文学》《文艺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
对文化的承继以及中西精神的碰撞向来是葛亮小说中的主题，他擅长在传统文化的本性中坚守艺术的奥义，也往往能在外来文化中寻找融合的可能。历史与个体的质地融为一体，而人性的传统基因也在历史的悠长中历久弥新。本文将从葛亮的小说《书匠》中，提取历史之中的文脉传承，在诗意中寻找信念，在尘世中书写向往。
我国的工艺向来是被世界所惊叹的，从陶瓷到玉器，从耗费多人心血所精心打造的皇家器皿到寻常百姓的匠心独运，在这类关乎艺术的结晶上，我国一直以来都具备着独一无二的诗意及美感。事实上，历史的车轮碾过时代洪流的同时，也在不断碾压着个体命运的离析。当新旧交替成为时代的主题，庞大的岁月席卷渺小的生命，能够在文化传承中保持纯粹的痕迹的往往是那些在微小中凝结绵长力量的个体。
葛亮的小说《书匠》正是借用了“修复古籍”这样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弭的职业，以古今、中西两种文脉渊源进行跨度化的对照。他将视点聚焦在两个完全不同又极其相似的人身上，试图利用这样一种手艺上的代代相传来探讨深刻的历史主题。当时代的洪钟在每个人头顶敲响，总有一些手艺面临离弃，然而，匠人的技术固然会为科技所取代，匠人精神却仍然在无尽的风云变幻中传承。
除此之外，小说更借助对匠人的写作来复刻岁月的迁延，中西两个完全不同承传的修复师所代表的正是两重历史，当人物的命运与历史交织，跨越山海后的绵延亦能成就情怀，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下所演就的匠人故事，正是喧嚣尘世下的浮世绘。
一.岁月迁延间的浮世对照
对于匠人精神及历史演变的书写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被书写和想象，而《书匠》的开拓之处在于将对人物的观照落在了中西两种文化承继之下的渊源之中。老董和鹿简分别代表着旧时代与新时代、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碰撞。
老董的手艺是师传，类似于古代传统的拜师学艺，历经岁月的流转才能碾磨成一门艺术。而有趣的是，在老董的心中，这并不能算是一种多么高深的技巧，只觉得是“江湖上混飯吃的手艺”。然而，在鹿简的心中，对书的修复则是一种近乎信仰的存在。鹿简从中学时起就在不断地收集书，可以说，是对书的热爱使得她走上了修复的道路。而在这种热爱之中，她遇见贵人指导，才开始了真正系统化的学习修复。
而二者对于书的态度也是有不同的，老董在一众旧书的粘合乃至渗透之后，才浸润在书中，体味到书的美妙，恒心和耐心让他在馆中修书看书，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修书匠”，之后也多是为政府服务，将古旧典籍修复。而在修书之外，他也始终坚持着自己出摊儿修鞋的“事业”。
小说用了极大的笔墨来描写老董修书的细致和繁琐，从动作到工具都进行了尽其所能的写照：“他埋着头，手用一把竹起子，在书上动作着。……他仔细地用竹起子揭开粘连在一起的书页，用小毛刷细细刷去页面上的浮尘。……手边的起子，约有七八把，大小厚薄各不同，如一排手术刀各有其用。他手里的这把竹起子，很轻薄，颜色较其他几把更深，末端还挂了红色吊坠。……这起子由扇柄改制的，刚入行就开始用，据说是当年他师傅传下来的。如今不知经了多少年，已用得发亮，像包了层浆。”
不仅工具细致到一点一滴都不能错过，连带着动作也极其仔细小心，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像在给自己找罪受：“修一本书，从溜口、闷水、倒页、钉纸捻、齐栏、修剪、锤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线得二十多道工序。当年我师傅，教我第一步，就是学这补虫眼儿。那是没日没夜地补，看着小半人高的书，一本又一本。吃过晚饭，给我两升绿豆，到门廊外头，就着月光，用根筷子，一粒一粒地拣进一个窄口葫芦……这是一行练就一行的金刚钻。我师傅要我学的，不只是眼力，还有冬三九、夏三伏坐定了板凳不挪窝的耐力。”
在这种清淡的繁琐之中，我们似乎是领略了所谓的真正匠人精神，这也和如今被大多数人所称赞惊叹的慢工细活儿不谋而合。然而有趣的是，葛亮却为这种匠人精神作出了另一重注解，那就是鹿简。
和孤儿老董在机缘巧合之下误打误撞入行不同，鹿简是在正经工作被辞之后，选择了修书作为自己的职业。她爱书也敬书，在港大老师那儿所学到的“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她的人生信条，这里就与之前的老董拼力修复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形成了一定的对照。
小说中也并未对她修复之艰巨细致做出多么深刻的描绘，而是转而将视角投向她的日常生活，借此来观照这一职业在当下的现状。不仅如此，小说更将原本的古籍修复拉下神坛。在小说中，鹿简几乎什么都修过，从普通的字典到平装书《圣经》，颇有几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味。当然，同样的情节在老董身上也有所显现，只不过那时候给“我”的小人书的修复更像是友人间的互相帮助，远未达到对书的崇敬与情怀。
而二者不谋而合的是，无论是老董还是鹿简，都提到了“医”一字。
“他没有抬眼睛，只是答说，伯伯在给书医病。”
“你看现在，她一个将孩子扯大，又找到了工作。她对我说，她每次洗书，人就轻松一点，觉得将奶奶一生的辛酸，连同自己往日的不快，都洗去了。
后来，我也慢慢好起来。做这行，何止是医书，也医人、自医吧。”
对于老董来说，给书医病，是某种职业化的需求，他有意识地将这种技艺看作是普通职业。而对于鹿简而言，修复书籍，就是医人也医己。鹿简与老董，两人的社会经历乃至思想都完全不同，小说也并未按照通常所发展的那样，为老董和鹿简刻意勾连起某种关系。然而，正是在这样完全隔阂甚至是相悖的人物书写中，小说反而写就了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更在传统高雅文化的基础上蒙上一层颇具烟火气的人间外衣。 二.个体书写下的历史想象
葛亮在自我文学世界中往往十分强调传承的历史与情怀，他也常常将个人生活的脉络与历史的流转联结在一起，如同在大背景的浪潮之下，叙述一段关于平民的史诗。他生于六朝古都南京，先是前往香港求学，继而留在香港工作。在他的文学版图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乃至历史碰撞往往是暗含着的主题隐喻。《书匠》一文中，是以匠人的传承作为写作意图，因而也更增添了历史的想象乃至特殊时代的构建。尤其在人物的塑造上，葛亮有意地塑造了老董这样一个在世俗之见中有着一定污点，在工艺上却保持着绝对的理想人格的个体，借以书写历史背景与个人召唤之间的双重选择。
小说中不断地对老董所身处的环境提出暗示，从最开始时“我”对于年幼生活下的定义“在我看来，小学好像一架运转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的内核，或者是以竞争、纪律与荣誉感作为骨架”，再到后来的近乎一笔带过的老董与“我”的爷爷之间的瓜葛，无一不提示着读者那是怎样的特殊年代。
老董所犯下的错误在之后并未被人追究，即便是“我”的家人们也仍然对老董保持着善意和尊重，但这种痛苦却绵延影响着老董。当老爷子下葬时，老董远远地跟着，佝偻着身体。那一刻，似乎眼泪也没有，只是不可名状的痛苦蔓延在每个人的身上。
而他之后的收“我”为徒，为我精心修复奖状、小人书等等，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对当年懦弱的赎罪。然而，在我看来，老董简直不能算是懦弱了，他所犯的错实际上是大时代背景下退无可退的选择，但他仍然自顾自地为错误忏悔。
而在女儿元子被亲妈带走之后，“老董没有再出摊儿修鞋。图书馆里的工作，也辞去了。
后来，他搬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跟我父亲也没说。
来年春节前，我们家收到了一只包裹，北京寄来的。
打开来，里头是我的一本小人书，《森林大帝》。开裂的书脊补得妥妥当当，书页的折角也平整了。”
老董离开的决绝而坦荡，似乎要令人怀疑，一开始就是因为女儿才会一直留在原地，他去了哪里，人们无从得知，他最后过着怎样的生活，人们也难以知晓。事实上，小说在书写老董时，似乎是仅仅以修书匠作为他的职业象征，来书写这个人。但换句话说，正是修书匠的职业，才使得老董成为这样一个沉默寡言又暗藏山海的人物。匠人精神成就了老董，同时也令老董进入了一个近乎于老僧入定的静滞状态中。个体在时代的阴霾之下不断被迫妥协，小说将这种历史想象拔高到了最为丰满的力度。
相对于老董的特殊年代，对于鹿简的描写就更多是关于情感的折磨，一直到小说的最后，在乐静宜的口中，“我”才得知了一个漫长而惨烈的故事。
“没错，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背景是查令十字街84号，那间著名的书店。这一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
这两年来，她用我，复刻了一个她自己。把我父亲的女儿，变成她所希望的样子。而我，却不知情，整两年了。
现在？静宜摇了摇头，我对她再恨不起来了。虽然，也不可能爱。事实如此。你说，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最后的时候，打定主意，让我的生命与她纠缠了在一起。”
静宜的父亲在去世之前以怎样的心情，将她托付给了自己的毕生挚爱——鹿简，而静宜则是在发现了一切的情况下仍然假装不知道，近乎于自欺欺人地将自己复制成鹿简。
小说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上始终保持着吉光片羽般的窥探，没有全貌，也没有迹象，一切都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也可以说是细水流深，但从始至终，小说都在一种朦胧的光影之下，完成了对个体生活与历史想象的融合。历史在个人的生活角落中印下深刻的痕迹，而渺小的个人虽然无法在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仍然能够在传承之中书写文脉情怀。
三.盛景颓唐后的文脉情怀
匠人精神在当下的运用、传统工艺在颓唐之后应当何去何从，甚至于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手工形态在近乎全自动工业化的今天还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在如今都是被不断探讨的主题。以古老的修碗而言，在生产力低下、生活物资匮乏的时期，修碗匠走街串巷，与之类似的还有磨剪子磨菜刀等等，在今天看来都可以算得上是民间技艺。然而，修复古籍典册的修书匠尚有一席之地，这类传统民间技艺就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更何况，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读书已经是少数人的选择，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替代。即便是书上有了污渍很难清理，想到更多的还是重新买一本。
而在这种时代环境之下，修书匠的意义究竟在于何处，葛亮提出了他的想法。
首先便是以老董为代表的典籍修复，将古书作为一门手艺，这些前文都有提到，这里不再赘述。有意思的是在鹿简的手中被修复的书：“旁边的思翔道，我那本书法辞典，给小孩胡闹打翻了墨汁。不贵重，可已经绝了版。用了二十年，心里很不舍得。交给简，竟然也回了春。人说新不如旧，这感情在里头，可是钱两能计算清的？”
“奶奶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后母不容。她大学后，便把奶奶接出来照顾。祖孙相依为命。一年前，奶奶也去世了，她一直撑着。这本《圣经》，是祖母的遗物之一，上面有老人的许多笔迹。她从此不离手，宝贝得很。也是用得太久了，书终于散了。她感情就崩溃了。我想一想，就对社工说，别的不敢说，这本书，我可以幫上忙。”
一本书，或许价值不了几何，然而代表的却是几世的情怀与感情：有的见证着自己的生活变迁，陪伴着自己走过漫漫人生路，有的承载着过世亲人的遗念，几乎是活着的人的全部念想。
在这样沉甸甸的情感之下，修书匠所担负的绝不仅仅是老董那般的家国情怀，更是关乎人间烟火气的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小说更为修书匠铺陈上了文化传承乃至交流传播的效用。从“我”同鹿简的见面，小说有意识地加了一处闲笔，电梯里走进来的壮汉，看样子十分凶狠，然而“他转过身，我看见他背后纹着一条龙，龙爪的位置，写着“兼爱非攻”。我们在五楼出去。我抱着箱子有些吃力。大汉咧嘴一乐，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问‘使唔使帮手’。” 背后纹龙，本是看起来就不好惹的狠角色，但龙爪上写的“兼爱非攻”，又在这一层霸气之上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交融中，接着去写鹿简对书的爱护及与书的关系。在鹿简的生活里，书已然成为了一种象征，在她的每个人生拐点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年幼的爱书，到因书而工作，再到同静宜的父亲有关系，其间种种，可以说，都是书在起着转圜的功劳。
历史的车轮下，所谓的盛景颓唐之后，修缮书这一行业的存在仍然能够让他们在平凡生活中显露出晶莹的光影，这何尝不是一幕属于平凡人的传承与召唤。
正如葛亮在创作谈中所言的：“‘整旧如旧’是他们工作的原则。这是一群活在旧时光里的人，也便让他们经手的书作，回到该去的断代中去。这些书的’尊严’，亦是他们的尊严。”
工匠精神在今天被不断提起，想来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对精细化运作的生产追求，更是历史背景下对于专注、创新、敬业等品质精神的呼唤与向往。一方天地之中，匠人将毕生心血投身于修复之中，暮鼓晨钟之间，即是“整旧如旧，岁月如新”。
四.城市想象中的东方风韵
无论何时，作家的生活状态都会对其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香港生活的经历以及其江南文人家族的渊源将葛亮熔铸成为了都市与历史长期并存的复杂矛盾体，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窥见这类生存困境的打磨。
香港意味着大都市、是现代生存时代的场域营构，同时也承袭着生命个体的精神纠葛。都市人群的精神面貌在城市的外核之下得到了极为超越性的书写和拷问，被投射在生命背景之中时，城市也就影响了人物的生存困境，显现为宿命的表达。
事实上，香港在城市的历史中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变异的存在。一方面，它具备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名头，有着灯红酒绿的外在形式，而另一方面，香港又由于其长期的殖民地身份，绝缘于东方的文化，失落了对于本土文化的归属。
因此，在江南文人家族中成长的葛亮在这一空间中感受到了极为强烈的反差，也就在此呈现出了割裂且全新的书写与沉淀。在这种地缘性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葛亮的小说往往具备了流转的东方气韵，在这些砥砺与融合之中，小说形成了多重文化的碰撞，也在决然不同的身份认知中重新思考城市的底蕴。
很显然。城市乃至城市所代表的底蕴文化，均可以成为自我根基在写作中无限沉降找到新我的途径。与西方所盛行的文化不同的是，在东方的思想之中，我们所书写的往往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联事件。艺术是某种具体的抽象，因而，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书写和人物心理细微之处的把握实际上揭露的就是一种对于城市的迂回想象。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实际上，葛亮采取了一种历史的永恒变动观念来对他所怀恋的民族文化进行重新书写，他对于城市的情感特质是复杂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以及不同城市之间文化内涵的反差，文化的认同感在他的小说中被书写的极为汇聚，这种复杂迷惘的“寻根”姿态跨越了文化身份的处理，同时也在城市的精神之中挖掘到了个人经历的异化和岁月立场的堆叠。
作为南京长大、香港生活的作家，葛亮的小说中带有复杂的城市气质。物质自身的粗陋、情怀中令人膜拜的美、城市意象的破碎等等，都包含着某种对于城市空间的集体欲望。在岭南篇的《飞发》中，虽然讲述的是理发店的变迁，但却有诸多对于生活空间意识形态的描摹。很显然，小说所怀恋的不仅仅是理发店的斗争，更是城市光晕的消散。理发店的“残骸”所披露的就是市场经济之下旧有生活形态的破碎。
同小说《书匠》类似，《飞发》中也有强烈的“我”的意识形态介入，会令人难以分清是否有作者自我的思考和忧郁，小说中诸多真实的属于葛亮个人的情感，使得小说天然地带有了对于城市空间的痕迹怀念，也作为历史空间形式表征着意识中的现实原本状态。很显然，旧时的理发店作为了一种历史的空间形态，在城市之中具有独特的美学叙事，这种连续同一性的整体书写，所喻示的是外部空间的破碎。新式理发店的入侵，旧时理发店中少年的出走，都带有对城市记忆和历史空间的消磨和逃遁，也在叙事和视觉上直观地展露了情感的凄惶。
“电车经过的春秧街保留了下来。这里大约没什么交通的概念。行人在车路上走，身后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人潮便自然分开，任由电车开过去，然后再重新汇集起来。店铺前多半是僭建的摊位，一路可以摆到车道上。其亦随电车进退，有条不紊，并不见一丝慌乱。由马宝道走来，路过振南制面厂， 对过是同福南货店，卖的点心仍然以纸包裹。作为江南人，是感到亲切的。直到看见有观光客，举着相机左右逡巡。才意识到，这条街实已成为时间的标本。”
很显然，城市的发展过后，小说所论述的是城市创作之下的鲜明特点，这种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回溯，带有丰富多彩的风貌讲述。在《飞发》中，葛亮天然地为城市赋予了想象性的现实，也就是自己独特经历所引导的多重姿态样貌，在这样的精神资源补充之下，小说形成了跨文化视域之中的精神原乡建构。在葛亮丰富的文化身份之中，他能够阐释全新的文化视野，并且令他笔下的城市在东方底蕴的基础上，沾染杂糅出东西方共有的多元文化，构建出凝聚的文化内核和城市空间。
事实上，当我们开始关注城市的文学性时，也代表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日常想象，小说所承载的对于城市中人物的精神困境的思考，也是城市进步的基础上，城市本身发展的纷繁的困惑。在这种窥探之下，小说所形成的是不自觉的个体投射，也就是说，葛亮通过他对于中国经验的熟稔以及他多年西方生存的经验，在他的小说中为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构建了历史状态下的都市气息。
在葛亮的小說中，家园、故乡、中国古老的东方气韵始终都是被不断描绘和执着追寻的母题，寻觅的故乡之中，被异化的痛苦和城市的变迁更加让人绝望。在这样现实的都市之中，葛亮无法再寻找到他曾经所思恋的新鲜血脉，正相反，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粗陋的、不堪的世俗汹涌。因此，葛亮所做的实际上是利用他的笔触，重新刻画日常生活之中的典雅气韵，试图以自己的笔触，将个体叙事融入到大时代下的生命想象之中，寄托更为传统和深远的精神寄托。
冯祉艾，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百家评论》《名作欣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东吴学术》《中国文艺评论》《青年作家》《湖南文学》《文艺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