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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二号线从崇文门地铁口出来，就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进入医院内部，在一个安静的办公室里，本刊记者见到了肝胆外科主任栗光明。让人意外的是，这位1967年出生，还未到“知天命”之年的主任医师，已是满头灰白的头发。
栗光明教授从医生涯的业绩可谓辉煌，他每年完成肝癌手术超过150例次，胰腺肿瘤手术50例次，独立完成肝脏移植600例次，肝癌手术1000例次。接受手术的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5个月，年龄最大的超过70岁。
如今，栗光明已是中华外科学会手术学组委员，中华肿瘤学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器官移植学会青年委员，中国肝胆胰协会外科委员、北方肝癌专家委员会常委、北京移植学会委员、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栗光明坦承，之所以能在肝胆外科取得一些成绩，都缘自他从小立志成为医生，救死扶伤的信念，这个信念至今仍在支撑着他。
栗光明很忙，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采访时间内，有多个电话打进来。他一年只回一次老家，对于2008年出生的儿子，他一定会在一周内挤出一天来陪他玩，每天晚上都要和他说“晚安”。剩下的六天，基本上每天都在忙医院的事情，或者是做手术，或者是查房，又或者是与同行交流学习。
十个志愿全是医学院
栗光明出生在农村，家中兄弟四人，他是最小的孩子，母亲是家庭妇女，靠父亲微薄的薪水供养着全家人的生活。姑姑患有类风湿，脊柱关节变形，奶奶身体不好，大便干燥，依靠“赤脚医生”开通便药物缓解症状，正是因为农村医生的治疗减轻了家人的痛苦，他在初中的时候就有了长大以后当医生的信念。
栗光明初中就读于山西省阳城县第一中学，80年代末是在全省排名前5的学校，升学率很高。“当年在班上有这么一句口号”，栗光明笑着说，“踢开清华门，排队进北大。”在班上，栗光明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前两名徘徊。因为成绩优秀且考试发挥稳定，老师们都劝他报考清华北大，因为一旦考上清华或者北大，不光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老师和学校都会觉得有面子。但栗光明在填报志愿时却听不进老师的劝告，因为他已心有所属——学医。
当时高考，是先填写志愿然后再考试，高考志愿一共有十个，十个他全部报考了医学院校，第一志愿是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或者是口腔系，不服从分配。在他之前，阳城一中没有一个人上医学院的。一开始本以为北京医科大学再怎么难考也不会难得过清华北大，所以直到快考试前一个月，还是“该玩还玩”。
直到后来，栗光明从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那里得知“其实这个学校并不好考”，分数跟清华北大差不多，才发愤图强开始看书。
不过，栗光明最终还是凭借实力，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当时的学校校名叫“北京医学院”，正好在他高考的那一年改名，寄来的通知书上面写着“北京医科大学”，他还以为自己没有考上，但又奇怪自己并没有报考“北京医科大学”啊。打开信封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确是考上了。说起这个近似“乌龙”的事件，栗光明脸上洋溢着幸福。
一晚上能缝完一盒针
18岁的栗光明上了大学之后，体会到和其他同学的差距，在头三年基础课的时候，栗光明很沮丧。“全班60几个人，每次考试能排在前20名，前10名基本是女生，倒是在男生里面能排名到前五。”但是在进入临床之后，信心又回来了。
上解剖课的时候，有一节课拉来了刚去世不久的人，当场就有两名同学晕倒了，但或许是从小胆大，栗光明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进临床是不分科的，最后一年根据兴趣爱好去不同科实习，栗光明选择了外科。当时生产实习外科专业课只有两个人是满分，他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医院要缝合伤口的针是事先穿好的，插到一个小垫子上，放到饭盒里然后拿去消毒。栗光明说，因为实习生不能做手术，但是可以替病人缝合伤口，那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一晚上能把一饭盒的针缝完”。
在做实习医师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病人脖颈被重物挤压，虽然表面没有傷痕但是气管却破裂了，造成皮下气肿，抬过来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是壮”，一个医生当机立断，用碘泼到脖子上消毒，拿刀剌开皮肤，皮下的气体就被放出来了，病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这件事让他更加坚定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信念。
1991年的时候，工资、加班费、夜班费所有费用加起来栗光明每月可以得到200元，有的同学去公司工作每月挣800元，但他仍然坚持留在医院。1996年的时候他做了主治医师，1997年结婚，因为工作繁忙又一再推迟要孩子。同年，人民医院分家成立了专业科室。
栗光明说：“当时实习成绩好的就留下来了，现在一半以上的同学都走了。”
他认为，学医是临床经验的总结，栗光明经常跟病人开玩笑说：“你好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不服气”成肝移植专家
在栗光明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很受器重，人生正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成功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听到消息的栗光明说：“我不服气。”
因为相比来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比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更具实力和知名度。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在1999年成功开展了肝脏移植手术。栗光明通过朋友去天津参观一个因肝硬化要做肝移植的病人的手术，从取供体到修肝到切旧肝换新肝的整个流程他都看得异常认真。
“取回来的是褐色的肝，装上就变成了鲜红色。”这次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回去之后他就提出申请，一行人，包括麻醉科大夫、护士等人都去天津看手术学习。回来不久就从河北沙河医院运来20多头小猪开始做动物实验。试验之后就可以做手术了，手术的基本操作之前都进行了专业的培训。
但是，1999年的时候，没有病人敢冒风险做肝移植手术。
转机出现在2000年3月，有两个病人有意向做肝移植手术。其中一个患者，栗光明说，他会一辈子感激，他为肝移植手术的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名患者就是张英海。 男患者张英海，一直在北京市长话局工作，之前因为肝硬化出血做过两次手术，都是在北京人民医院。第三次的时候，他肝癌复发，听说了肝移植这个技术主动要求做。张英海说，他的命都是人民医院给的，所以这次要为医院做出贡献，不仅如此，他还在手术之前签了合约，如果手术失败，就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张英海只有46岁。“张海英让我很感动，他既然那么信任我，我必须全力以赴做好手术。”栗光明说。
不幸的是，术后3个月张海英还是去世了。但死亡原因并不清楚，考虑再三医院决定通过尸体解剖来查找原因，开腹后发现张海英的肝已经坏死，上面有脓包。栗光明解释说，移植的肝上面有两根动脉，一根动脉接好了，但是另外一根动脉却因为种种原因不慎损坏。而之后的手术，再也没有出现因为动脉不慎损坏使手术失败的案例。
2001年栗光明升任副主任医师，在肝移植手术越做越熟练的情况下，他又遇到了门槛。在给一个患者做肝移植手术的过程中，栗光明发现自己有很多知识没有掌握，在手术过程中为一根血管接与不接犹豫，最后选择接上，但却造成了动脉不够长，接这根动脉需要5个小时的情况。所以后来，栗光明选择继续学习深造。
栗光明介绍，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是很少用到尸肝，所以他们的亲体移植是做得最多、最好的。
找到了自身的不足，栗光明发邮件给国际著名肝脏移植专家范上达院士，后来范院士被栗光明的诚意打动，接收他到香港大学医学院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及肝脏移植中心进修学习，“因为是我自己联系的，所以这期间学习生活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只要能学到本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随后，从2009年到2012年，栗光明又先后到意大利国家癌症中心、日本红十字会总医院、韩国现代集团医院以及台湾长庚医院等世界著名肝胆胰外科及肝移植中心学习。栗光明逐渐认识到了以前做手术时候的不足之处，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不断锤炼技术。
“团队强大才算是真正强大”
一次朋友聚会，好朋友对栗光明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要有担当了。”听过一席话后栗光明热血沸腾，不久，他辞去了北京人民医院的工作，离开了舒适的环境，到北京同仁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在中国一提到同仁医院，就知道那是看眼病的医院。”栗光明说，同仁医院有外科，但一直都没有什么名气，他决定到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施展才华。
栗光明说，他有很多想法，在人民医院可能实现不了。比如说，假如做一个手术失败了，不管是哪个医生，最好拿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看看手术的哪个环节出错了，以求下次不要犯这种错误，但是有很多医生不愿意，而栗光明也没有办法。但是到了同仁医院，他就可以将一些想法付诸实践。
初到同仁医院，栗光明两个月内就做了30例肝胆胰手术，医院里有人说他是“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做完原来两年的手术”。目前医院外科总共有74张床位，而肝胆外科就用了37张床位，这都是栗光明到来之后才改变的。
目前栗光明基本上每天做一台手术，一个星期最少做四台，之所以不多做，还是因为“器械不够用”的原因，他说：“现在仍觉得做手术很充实。”不仅如此，他的团队还与协和医院进行多学科联合查房，实现科病例共享。
栗光明十分重視团队的建设。对于手术，栗光明说：“我已经不需要证明我自己了。”所以现在，他会给团队更多的手术机会，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有些时候他会站到一边观看并且指导。“一个人的强大不算什么，一个团队的强大才算是真正的强大。”
栗光明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去了西藏呆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保持着每年去一次西藏的习惯，有一部分原因是工作压力比较大，他希望在西藏能够得到“心灵的净化”。
对于医患关系来说，他认为，大夫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医患关系方面，沟通是最为重要的。
责任编辑 陈晰
栗光明教授从医生涯的业绩可谓辉煌，他每年完成肝癌手术超过150例次，胰腺肿瘤手术50例次，独立完成肝脏移植600例次，肝癌手术1000例次。接受手术的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5个月，年龄最大的超过70岁。
如今，栗光明已是中华外科学会手术学组委员，中华肿瘤学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器官移植学会青年委员，中国肝胆胰协会外科委员、北方肝癌专家委员会常委、北京移植学会委员、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栗光明坦承，之所以能在肝胆外科取得一些成绩，都缘自他从小立志成为医生，救死扶伤的信念，这个信念至今仍在支撑着他。
栗光明很忙，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采访时间内，有多个电话打进来。他一年只回一次老家，对于2008年出生的儿子，他一定会在一周内挤出一天来陪他玩，每天晚上都要和他说“晚安”。剩下的六天，基本上每天都在忙医院的事情，或者是做手术，或者是查房，又或者是与同行交流学习。
十个志愿全是医学院
栗光明出生在农村，家中兄弟四人，他是最小的孩子，母亲是家庭妇女，靠父亲微薄的薪水供养着全家人的生活。姑姑患有类风湿，脊柱关节变形，奶奶身体不好，大便干燥，依靠“赤脚医生”开通便药物缓解症状，正是因为农村医生的治疗减轻了家人的痛苦，他在初中的时候就有了长大以后当医生的信念。
栗光明初中就读于山西省阳城县第一中学，80年代末是在全省排名前5的学校，升学率很高。“当年在班上有这么一句口号”，栗光明笑着说，“踢开清华门，排队进北大。”在班上，栗光明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前两名徘徊。因为成绩优秀且考试发挥稳定，老师们都劝他报考清华北大，因为一旦考上清华或者北大，不光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老师和学校都会觉得有面子。但栗光明在填报志愿时却听不进老师的劝告，因为他已心有所属——学医。
当时高考，是先填写志愿然后再考试，高考志愿一共有十个，十个他全部报考了医学院校，第一志愿是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或者是口腔系，不服从分配。在他之前，阳城一中没有一个人上医学院的。一开始本以为北京医科大学再怎么难考也不会难得过清华北大，所以直到快考试前一个月，还是“该玩还玩”。
直到后来，栗光明从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那里得知“其实这个学校并不好考”，分数跟清华北大差不多，才发愤图强开始看书。
不过，栗光明最终还是凭借实力，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当时的学校校名叫“北京医学院”，正好在他高考的那一年改名，寄来的通知书上面写着“北京医科大学”，他还以为自己没有考上，但又奇怪自己并没有报考“北京医科大学”啊。打开信封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确是考上了。说起这个近似“乌龙”的事件，栗光明脸上洋溢着幸福。
一晚上能缝完一盒针
18岁的栗光明上了大学之后，体会到和其他同学的差距，在头三年基础课的时候，栗光明很沮丧。“全班60几个人，每次考试能排在前20名，前10名基本是女生，倒是在男生里面能排名到前五。”但是在进入临床之后，信心又回来了。
上解剖课的时候，有一节课拉来了刚去世不久的人，当场就有两名同学晕倒了，但或许是从小胆大，栗光明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进临床是不分科的，最后一年根据兴趣爱好去不同科实习，栗光明选择了外科。当时生产实习外科专业课只有两个人是满分，他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医院要缝合伤口的针是事先穿好的，插到一个小垫子上，放到饭盒里然后拿去消毒。栗光明说，因为实习生不能做手术，但是可以替病人缝合伤口，那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一晚上能把一饭盒的针缝完”。
在做实习医师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病人脖颈被重物挤压，虽然表面没有傷痕但是气管却破裂了，造成皮下气肿，抬过来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是壮”，一个医生当机立断，用碘泼到脖子上消毒，拿刀剌开皮肤，皮下的气体就被放出来了，病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这件事让他更加坚定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信念。
1991年的时候，工资、加班费、夜班费所有费用加起来栗光明每月可以得到200元，有的同学去公司工作每月挣800元，但他仍然坚持留在医院。1996年的时候他做了主治医师，1997年结婚，因为工作繁忙又一再推迟要孩子。同年，人民医院分家成立了专业科室。
栗光明说：“当时实习成绩好的就留下来了，现在一半以上的同学都走了。”
他认为，学医是临床经验的总结，栗光明经常跟病人开玩笑说：“你好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不服气”成肝移植专家
在栗光明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很受器重，人生正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成功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听到消息的栗光明说：“我不服气。”
因为相比来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比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更具实力和知名度。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在1999年成功开展了肝脏移植手术。栗光明通过朋友去天津参观一个因肝硬化要做肝移植的病人的手术，从取供体到修肝到切旧肝换新肝的整个流程他都看得异常认真。
“取回来的是褐色的肝，装上就变成了鲜红色。”这次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回去之后他就提出申请，一行人，包括麻醉科大夫、护士等人都去天津看手术学习。回来不久就从河北沙河医院运来20多头小猪开始做动物实验。试验之后就可以做手术了，手术的基本操作之前都进行了专业的培训。
但是，1999年的时候，没有病人敢冒风险做肝移植手术。
转机出现在2000年3月，有两个病人有意向做肝移植手术。其中一个患者，栗光明说，他会一辈子感激，他为肝移植手术的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名患者就是张英海。 男患者张英海，一直在北京市长话局工作，之前因为肝硬化出血做过两次手术，都是在北京人民医院。第三次的时候，他肝癌复发，听说了肝移植这个技术主动要求做。张英海说，他的命都是人民医院给的，所以这次要为医院做出贡献，不仅如此，他还在手术之前签了合约，如果手术失败，就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张英海只有46岁。“张海英让我很感动，他既然那么信任我，我必须全力以赴做好手术。”栗光明说。
不幸的是，术后3个月张海英还是去世了。但死亡原因并不清楚，考虑再三医院决定通过尸体解剖来查找原因，开腹后发现张海英的肝已经坏死，上面有脓包。栗光明解释说，移植的肝上面有两根动脉，一根动脉接好了，但是另外一根动脉却因为种种原因不慎损坏。而之后的手术，再也没有出现因为动脉不慎损坏使手术失败的案例。
2001年栗光明升任副主任医师，在肝移植手术越做越熟练的情况下，他又遇到了门槛。在给一个患者做肝移植手术的过程中，栗光明发现自己有很多知识没有掌握，在手术过程中为一根血管接与不接犹豫，最后选择接上，但却造成了动脉不够长，接这根动脉需要5个小时的情况。所以后来，栗光明选择继续学习深造。
栗光明介绍，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是很少用到尸肝，所以他们的亲体移植是做得最多、最好的。
找到了自身的不足，栗光明发邮件给国际著名肝脏移植专家范上达院士，后来范院士被栗光明的诚意打动，接收他到香港大学医学院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及肝脏移植中心进修学习，“因为是我自己联系的，所以这期间学习生活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只要能学到本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随后，从2009年到2012年，栗光明又先后到意大利国家癌症中心、日本红十字会总医院、韩国现代集团医院以及台湾长庚医院等世界著名肝胆胰外科及肝移植中心学习。栗光明逐渐认识到了以前做手术时候的不足之处，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不断锤炼技术。
“团队强大才算是真正强大”
一次朋友聚会，好朋友对栗光明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要有担当了。”听过一席话后栗光明热血沸腾，不久，他辞去了北京人民医院的工作，离开了舒适的环境，到北京同仁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在中国一提到同仁医院，就知道那是看眼病的医院。”栗光明说，同仁医院有外科，但一直都没有什么名气，他决定到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施展才华。
栗光明说，他有很多想法，在人民医院可能实现不了。比如说，假如做一个手术失败了，不管是哪个医生，最好拿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看看手术的哪个环节出错了，以求下次不要犯这种错误，但是有很多医生不愿意，而栗光明也没有办法。但是到了同仁医院，他就可以将一些想法付诸实践。
初到同仁医院，栗光明两个月内就做了30例肝胆胰手术，医院里有人说他是“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做完原来两年的手术”。目前医院外科总共有74张床位，而肝胆外科就用了37张床位，这都是栗光明到来之后才改变的。
目前栗光明基本上每天做一台手术，一个星期最少做四台，之所以不多做，还是因为“器械不够用”的原因，他说：“现在仍觉得做手术很充实。”不仅如此，他的团队还与协和医院进行多学科联合查房，实现科病例共享。
栗光明十分重視团队的建设。对于手术，栗光明说：“我已经不需要证明我自己了。”所以现在，他会给团队更多的手术机会，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有些时候他会站到一边观看并且指导。“一个人的强大不算什么，一个团队的强大才算是真正的强大。”
栗光明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去了西藏呆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保持着每年去一次西藏的习惯，有一部分原因是工作压力比较大，他希望在西藏能够得到“心灵的净化”。
对于医患关系来说，他认为，大夫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医患关系方面，沟通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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