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导演黄健中带着演员刘晓庆来到北大镜春园76号，拜访自己二哥黄侯兴（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的导师王瑶。几天后，王瑶自我调侃地对黄侯兴说，“你看，刘晓庆凭一部电影《小花》家喻户晓，可谁又知道我呢？”
　　今年，“王瑶百年诞辰纪念”在京举行。5月7日下午，北大博雅酒店，主持人颇有深意地说，自己已将当天会议发至微博，不少网民却问，谁是王瑶？
　　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奠基人”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其性情可见一斑：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黑白颠倒”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他在清华的同学、北大的老同事季镇淮生前更记得，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自昆明回到北平，搬入清华新西院，已写完研究生论文《魏晋文化思想与文人生活》的王瑶意气风发地向他宣称——“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
　　大半个世纪呼啸而过。“晚年的他知道自己努力的极限与边界，再也没有年轻时那样的狂傲，”王瑶的第一任博士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把王瑶的一生划分成3个阶段：从1943年进入清华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院到1952年，是“清华10年”，对应的是学术史；从调入北大任教到1977年“文革”结束的25年，对应了政治史；从1978年中文系始招研究生，到1989年溘然长逝，对应的则是教育史。纪念会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视角——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

脱党

　　“对于昭琛，我也有我的认识，他有他的优点和长处，但也有缺点和不足的地方。我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圣人，如果那样看他就不真实。”王瑶的妻子杜琇目前定居英国曼彻斯特，在发给我的资料里，她平静地收尾：对于我们走过的路，经历的时代，现在似乎越来越明白了。
　　但真正难以说清的，恰是他者对逝者的述评。历史学家赵俪生是王瑶自大学开始的好友。王的弟子告诉我，两位老人在世时心存芥蒂，互不认同彼此的某些观点。赵曾在文中写道：“王瑶兄出生在山西平遥。这个地方，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业上，都是不寻常的。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保留，宛然至今。在金融业上，它是票号的发祥地，有明代华尔街之称。这种在操业上的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
　　无论如何，这个父亲曾是票号店员的农家子弟天赋过人。自称王瑶“莫逆之交”的古文字学家朱德熙指出，他做学问兼占两种优势：一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知人、论世、治学，多有深刻独创见解。
　　1934年，王瑶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最终选入清华中国文学系。由于擅长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整日研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塞尔斯基，他在校内被传为“小周揚”与“小胡风”。“我留意到，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敬，我想这是原因之一。”赵俪生回忆说。那时他与王瑶、冯契（哲学家）一起进入“左联”。在他眼中，相比温和深沉的冯契，王瑶更像是一个革命者，或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走起路来，得得作响；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到老，听说王瑶在教外国留学生，他还不无讥讽：你那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是山西味吧？
　　1935年3月，王瑶等10名学生在学校宿舍被军警押至公安局拘留所，两次审讯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互动详情。第四天才由梅贻琦校长领回。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见闻一多劝阻学生不要闹事，他与同学在下面急得直跺脚——他是这场反对“华北自治”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
　　第二年3月，北平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因抗日被捕，受刑死于狱中。王瑶参加抬棺游行示威，第二次入狱，两周后被释放。这年5月，经赵德尊（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秘书）等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学韦君宜的先生杨述监誓。11月1日，他受命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
　　《周刊》上的时评，彰显了他对政治的热忱与判断力。比如《西安事变》一文，在只能读到中央社片面简讯、“对张学良的动机和主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他“根据过去事实的推测”，“这并不是单纯的争权夺利的叛变与内战”，很可能是“为了要对敌抗战，为了反妥协外交”，“对蒋作最后谏诤”。
　　1937年1月底，王瑶在第10期与11期合刊附录上，刊发《为〈清华周刊〉的光荣历史敬告师长同学》——“本月12日校长出布告说本卷周刊‘抑且愈多乖谬’，‘着自即日起停止出版’”。
　　赵俪生透露，勒令停刊使王瑶情绪低落，只占其一。“当时的革命，虽然瓦窑堡精神已经下达，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讲的，左倾关门主义残余仍很严重，组织对成员的看法有时很片面，有时也引起成员对基层组织有看法，此其二。”大考完后，王瑶请假回到家乡。
　　不久，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北平与平遥相继沦陷。其间，他接到清华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的通知，终因战局险峻，交通阻隔，被困家中4年。若干年后，揭批他的大字报上写道：“1934年，清华大学被捕后登悔过启事，混入党内，37年脱党。”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任王瑶助手。他感到有意思的是：1936年，王瑶撰写长文《一二·九与中国文化》，高度评价其为第二个“五四”，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然而在80年代，一次纪念该运动的会上，他基本未作发言。“王先生没有细说。事实上，运动内部非常复杂，包括党内斗争。他可能早已觉察革命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与组织失联后，主观上没有很积极寻找。” 　　1944年，在闻一多的引荐下，王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过，‘脱党”绝不意味他的信仰有变。他一生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心以左翼文人自居。”钱理群强调。

“教授就是我这样的人”

　　1941年秋，王瑶离开家乡，“沿途爬山过岭，困苦不堪言状”，到达西安。相顾两茫茫之际，他来到乾州。赵俪生正在当地中学教英语，维持一家生计。
　　当天，四壁萧然两床被。妻女睡一床，赵俪生与王瑶合睡另一床。几个昼夜的畅谈，两人一致认定：“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1942年5月，王瑶抵达昆明，9月复学西南联大。第二年，完成大学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继而考入清华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中古文学。
　　“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季镇淮忆道，朱自清在暑假开设《文辞研究》，只有他俩听讲。王瑶的踏实认真实出他的想象——“他在历经了一段生活波动后，似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
　　1951年，王瑶发表了《中古文学史论》，来自他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讲义，至今公认为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里程碑式著作。在书里他提到，成稿于1942年至1948年，每一篇写成，都先请朱佩弦师（朱自清）过目。“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朱自清病逝前，对他将史料竭泽而渔、探明史识的能力，倍加赞许——“前天读了你的《小说与方术》，觉得非常精彩。你能见其大，将繁乱的琐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这是难得的，有用的；同天读到你的《古文辞的研读》，也觉得有特见。”
　　钱理群等人以为，魏晋风度的清峻通脱，也与王瑶的气质性格吻合。分析他身处的时代背景，陈平原认为，“对于抗战中撤退到大后方的读书人来说，中古的魅力某种程度在于南渡的心境。”
　　《中古文学史论》的问世，奠定了王瑶在学界的地位。1949年春，他与韦君宜、杨述夫妇在北京重逢。他的春风得意令韦君宜恍若昨日：“临走时，他一边飞身上车，一边笑着说，你们别以为教授都是老头子。现在，教授就是我这样的人。说着用手一指自己鼻子，如飞而去。”

　　1952年2月26日，他在中文系教师大会上宣读《我的检讨》，将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归结为“自私自利”与“自高自大”。“这就意味着他的检讨，是限制在思想范围，尽量回避立场问题，绝不涉及政治问题。”钱理群读过这份检讨——“我想象的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呢？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下棋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打牌式的社会；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机会，如果他被淘汰了，那是应该的，因为他的能力不如别人。我错误地以为新社会就是一个容许自由竞争的社会，一点也不了解集体主义精神，不了解新社会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精神”，他进一步剖析：王瑶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自由竞争”中个人充分发展的理想与新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与高度组织性、计划性的矛盾；他知道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知道自己无力也不想改变新社会，只能选择逐步适应。一贯清醒，也自以为清醒的王瑶，实际上已经看清了自己以后的命运。
　　这年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中央高层决定成立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1月23日，党委会成立。时任党委书记的李乐光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教改以后人心惶惶，“王瑶要求转业，做不了灵魂师。”2002年，《文件中的王瑶》的作者陈徒手看到北京市委大学部档案的北大部分时，他注意到，从那时起，王瑶的动态消息在党内文件中频繁出现。
　　他誊抄资料时感觉，当年中央党委高层需要掌控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例如针对每一政策或每一措词发布，亟需了解标杆性人物的反应。北大中文系则被视为“重点系”，里面一批学者的言论与王瑶一样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数百万字的北京高校党内文件中构建了独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王瑶自然是“重点系重点人物”，反映者可能是他的同僚或学生，他们的汇报在彼时彼境纯属合理正常行为。
　　乐黛云证实了陈徒手的说法。作为党员，她多次被叫到领导办公室，询问某些活动中王瑶持何政治观点。“如果他有过重的话，我也不敢说。一般性发言，也是报给党组织。上面让他带人在宾馆里编书，可用他却不信任他。”
　　1954年10月31日，中國文联与作协共同召开八次扩大会议，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评《文艺报》编辑工作错误。11月3日，王瑶写《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又在对胡适文艺思想及其影响清理过程中，发表批判文章。因行文颇具说理水准，不同于一味空洞谩骂，受到领袖的点名表扬与接见。
　　“不要以为他批胡适都是形势所迫。鲁迅与胡适之间素有重大原则分歧，对他们的评论涉及每个人的现实选择方面。他历来倾向鲁迅，肯定左翼文化。批判胡适，他是确有想法。”钱理群想起，王瑶曾要他梳理自己的文集，特意嘱咐对自己批判胡适的那篇文章，删掉过分的时代用语，核心要旨要保存。

　　当然，王瑶未必知道校系党组对他的真实看法——“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北大党委不知从何处断章取义，向上报告，“王瑶说，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尽管他在“文革”时申辩了，这句话“是讲小说《高乾大》中共产党正面形象高乾大迷信巫神时，讲到人的思想表现复杂情况和世界观的决定作用时讲的。例如有这样的人如何云云，并非讲自己”，但在50年代中期，还是被当作曝光他的隐蔽性与两面性，显示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三心二意的政治态度、思想落后教授的典型名言，被周扬、杨秀峰等文教主管者在报告中不断引用，“1958年中共一次高层会议上，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又把这句话引进《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更使这句名言在党内高层干部中广泛知晓。”
　　1955年，全面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王瑶陷入困境。《新文学史稿》里，他对胡风及胡风派作家鲁藜、绿原、路翎评论正面，多处引用胡风观点。2月，他参与批判。陈徒手通过材料看出，“他常常到会，有时还出主意。”这年10月，王瑶在《文艺报》上发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公开检讨《中国新文学史稿》里“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它的危险性”。从此，该书停止出版。
　　王瑶用他的方式来排遣心中郁懑，无疑加重上层对他的负面印象：1954年左右，中文系教授评薪，季镇淮比他高一级，他不服而嘲谑，人家是有德干部，他是“无德干部”——有才无德；1957年反右，他和其他教授去青岛办公。他张口即来，“躲开火热的太阳，也躲开火热的斗争”；鸣放时，因无确切“反动把柄”，他被划为“中右”，暂渡一劫。他来兰州大学讲学，与赵俪生一家欢聚，又抛出——“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
　　1958年2月“双反”，党委说，“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最后的决定性一战”。接着，文化教育界对这批知识分子大搞“插红旗，拔白旗”。
　　那会，黄侯兴是中文系56级3班学生。校党组织安排这一班级成立鲁迅文学社，他任社长，旨在批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天翼来到北大做幕后策划。黄侯兴后来忏悔道，他们还不曾上过这门课，竟“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地行动起来——“我们把王瑶先生请到班上，给他一张椅子坐下，让他听我们开批。我们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大刊上，大肆刊登批斗他的文章。临了他说道，今天认真听取同学们的批判，我认为革命性还可以，科学性差点。这还得了，我们更反了。” 这年9月，王瑶向自己的学生交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撤掉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与《文艺报》编委资格，《史稿》沦为“剪刀加糨糊”的伪科学代表，在刊物上以专号大加挞伐。 　　“他仍然老老实实去教书了，但他的言论仍然未尽合拍。”韦君宜写道，杨述率大学工作组去北大，中文系向他反映王瑶在内的教授顽固不化。他单独找过王瑶，“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到底服气吗？”王瑶笑了一声，“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
　　60年代初，王瑶曾与赵俪生交心，“不要热衷于出版书和发表文章，我于此有惨重教训，真是‘一文既出，驷马难追’，今后我将尽量少写文章，教书也要习惯于人云亦云”，老同学听了，感慨而略含讽刺，“自然规律真可怕，想不到王瑶也老成持重，非常有修养了。”他仍郑重劝告：“牵涉到政策方面的话就是非慎重不可的，不只我们的身份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就是党员，甚至有过功劳、地位很高的人物也一样，说错了话就是‘不得了’：彭德怀不就是为了怀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政策而弄得身败名裂吗？要把6亿人民向着一个方向集中领导，就必须排除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干扰。我不只是谨小慎微和暮气塞窍，我承认自己对许多事情是根本无力判断的，因为要下判断就必须掌握全面情况，光靠自己的见闻和一份报纸是无法下结论的。你自以为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恰好是歪理；客观影响如果不好，你当然得承担政治责任。我劝你还是吸取57年的教训，有点暮气的好。”赵俪生不再言语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63年给本系研究生做辅导时，王瑶大胆放言。尤指曹禺解放后之所以没写出超过《雷雨》的作品，一是受了题材的限制；二是很受拘束，“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敢放手写了”；市委相关部门很快掌握信息，定罪“借为曹禺鸣不平来发泄不满情绪”。
　　陈徒手抄到这里时，不禁为他在那一晦涩时刻敢于发出真知灼见而暗暗吃惊，又为一代有着深厚积淀的学者即将卷入的命运深深惋惜。

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

　　1966年8月24日。王瑶家被西颐中学红卫兵与北大中文系红卫兵先后抄家。自此，中文系贴出揭露其“罪行”的大字报；同年9月，他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 1968年，他将一张反面折叠的宣传预防传染病的连环画垫在痰盂下，因没看到画框上方印有一幅微小的毛主席像而被保姆揭發，受到严厉批判与毒打，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同年8月，被关进牛棚，受到严格审查与监督劳动。
　　王瑶向乐黛云谈起，在“牛棚”里，严肃的朱光潜先生偷偷写了一首打油诗，念给他们几个听。艰难苦闷中，他们忍不住笑出声来。看守极为恼怒，强令他交待背诵。他矢口否认，招致一顿痛打。黄侯兴也说起，1973年，他结束在“五七”干校的审查批判，回到北京。得知王瑶关心着他，他登门道歉。客厅里，师生相对无言，泪水代替了沉默。“大概是为了改变那沉闷的空气吧，先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天下午，他和几个被管制的教授在校园里拔草。几个红卫兵走过来嫌他拔得不干净，声色俱厉地问，你在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拔草。‘拔什么草？’‘毒草。’‘怎么拔？’‘连根拔。’一个红卫兵朝他的腰部猛踢一脚，气呼呼地说，牛鬼蛇神还有闲心开玩笑。说完他哈哈大笑。”
　　“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幽默感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产生某种防护作用，使我们在逆境中可能自我解嘲，让感情有一个小小的出口，不至于崩溃。我想昭琛的幽默感一定起过这种作用。”朱德熙说，“不过幽默感在这方面的作用只相当于苦笑，并不能从根本上排除痛苦。”
　　王瑶的一些弟子现在才从师母杜琇那儿得知，老师在那些年里曾数度企图自杀。为活下去，为应付外调，他也不得已“蒙混过关”、“混淆视听”过。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其时，王瑶正赴厦门大学，参加鲁迅逝世40周年及在厦大任教50周年纪念大会。他开怀地演讲《鲁迅研究的指导性文献——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鲁迅的论述》，迎接新气象的到来。
　　1980年代，他在不同场合声明——“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1985年，清华重建中文系，徐葆耕来北大听取他的建议。他指出，这次中文系是“复办”，而不是“新建”。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会议上，他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他的欣欣向荣、他的两部成名著作都紧系清华，那是他人生的黄金10年。尔后的坎坷似乎都发生在北大。他说过，1957年以前，我每年出一本书。那以后20年，一本书也没出过。”陈平原理解，并提出，老师是否反思过，如果他从未离开清华，就能“人尽其才”？
　　“我不反省！”
　　“我不反省！人人反省，错误人人有份？！当人说话都不起作用，都不准说话的时候，他反省什么？我只有挨斗的份，我还要反省？我不反省。”人至暮年，看到有文章高谈对“文革”要“人人反省”，乃至提到民族的忏悔意识云云，王瑶很反感。学生辈痛恨过去大好光阴浪费，他也无限伤感：我也是10年！不光你们年轻人耽误10年，老年人的10年更可怕，他更接近死亡了，更无法补救了。
　　“那年王先生65岁。这个岁数对一位人文学者不是过不去的坎。以他的身体与精神状态，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可他不算尽心尽力。”陈平原说，导师后期出过的10本书，有7本是丛刊。余下3本书里，《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与《鲁迅作品论集》是学术著作，约有1/3是“文革”前写的。用心杰作就是为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而作的《〈故事新编〉散论》。
　　“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朱德熙点评道。数十年如一日，王瑶每天读报，一字不落，从字里行间猜测言外之意。钱理群、陈平原还常见到他坐在客厅里，扮演“政治分析家”，口若悬河、兴致勃勃地揣度天下大事，关注国家民族命运。

　　“这类终不免是一种清议、空谈的政治分析，不仅牵扯了先生过多的精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才华的浪费；而且时时、处处作为政治分析的习惯，也弄敏了先生的神经……”钱理群写道。但在王瑶，热衷政治绝不纯然是个人癖好。他告诫过钱理群等人：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你不找它，它还要找你。现代文学离不开政治，生活里的人谁也离不开政治。这政治过去看得太狭窄了，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广泛的范畴。但是怎么广也不能广到没有。
　　“由于才高、兴趣广，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所以他做学问总有点逢场作戏的味道。” 朱德熙指出过王瑶的弱点。同样，钱理群也记忆深刻，王瑶选择他做助手时说“我写文章，出席各种会议，老在人们面前晃来晃去，不过是表示我还有用。你的任务就是帮我晃来晃去，代表我的存在。”这番话让他在震惊之余，顿感悲凉：“研究现代文学不会再有大的作为了，可王瑶又回不到古典上去。他绝望，又想反抗绝望。”
　　晚年，王瑶负责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担任过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大力扶植青年学术力量；1987年，他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挑选陈平原等一批学者专家，组织课题组。第二年元旦过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开启写作。当天，大家聚在镜春园76号，他笑称，这是他平生最后一项学术事业，“只准成功不能失败。”“先生去世前半年，虽有各种干扰而难得平心静气读书做学问，只要提及此课题，他那明显苍老了许多的脸上马上容光焕发，”陈平原说，告慰王瑶在天之灵的是，这份他尚未来得及展开的学术史研究终有收获。
　　另一方面，王瑶又对钱理群吐露：我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选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王瑶式”的表达在政协小组会上再度广为流传——“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王瑶曾与钱理群讨论过“中国需要大学者，竟又没有产生大学者”这一问题。我问，这是不是他的终极遗憾，抑或困窘。钱理群没有直接回答我，反而谈论起作家张曼菱在《北大回忆》中一幕：她曾于未名湖畔捧读朱光潜的一本美学著作。一位老人走到她身边说，这本书没有价值。只是照搬国外，倒不如去读外文原版。这老人就是朱光潜。“他认为自己没有原创性，根本不是第一流的学者。这不只是朱光潜这代人的困窘，也是王瑶在内，乃至以下我们几代人的困窘。它不能全然归咎历史条件、，也包含个人自身的因素。”
　　1989年4月28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五四”70周年纪念。中午吃饭时，有人发现，王瑶手中的包子半天无法下咽。
　　11月21日，在肺病未愈的情形下，他强要参加巴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的开幕式。会上发言未几，便无力支撑，迅即被人扶出，送入医院。5天后，不能再言语，思维意志仍旧清晰。他断断续续写下：“最近10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自慰的。”
　　12月13日上午，他在一个弟子的手心上划起一字——“死”。钱理群闻讯后，告知陈平原：大树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