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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四大精神”这样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土壤是我们现在所特别需要的
共产党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
群体精神是群体在特定时空中所形成的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的综合状态。特定的群体精神一旦成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并代代相传，便会演变为社会的一种作风、风尚、习俗和传统。任何精神传统都形成于群体之中，并通过群体中诸个体成员的精神面貌表现。
在这里，群体的精神面貌与个体成员的精神面貌的影响是互相的：一方面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对于个体来讲，群体的精神状况是先在的，从他进入这个群体之日起，他就处于它的包围之中，其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的形成过程，始终受到群体精神状况的影响。
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当组织依据政党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和文化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任务和目标，预先提出一系列需要其内部成员遵守的规范，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时，它只能以强制的手段将它们贯彻下去，通过人们反复实践而修改它们，经过长期的熏陶灌输，监督和奖惩，使之渗透到个体成员的认识中，当群体的行为规范为诸多个体思维内化时，一种特有的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便在群体内形成，由此带来整个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
中国共产党人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便是这样。它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为其价值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核心内容，以实事求是为其思维方式。历史上的“四大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展现的内涵——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等，是其精神传统形成的显著标志。该精神传统的形成与产生的特定文化土壤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它们既是这一特定时期成千上万优秀共产党员精神的提炼，一经形成又使得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成员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带有它们的印记。正是当年革命领袖及其率领的红军将士，及根据地人民的崇高品质、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形成了共产党人群体特有的精神传统。正是井冈山、长征、延安和西柏坡等革命根据地特有的文化土壤，培育出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使置身于其中的每一成员都带有了其精神特征。
这样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土壤是我们现在所特别需要的。
党政干部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及干部队伍在权力、地位、利益方面的变化，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
实用主义态度滋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中，强调个人对于集体和国家的服从。这一主导观念形态在一段时期内曾经相当有效地维持住了原体制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各阶层良好的精神面貌，使新中国得以度过建国初最艰难的日子，承受住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施加的重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改革开放中，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确立，一些干部的“务实”意识增强，并很快地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他们不再以理想化和教条化的说教来启发和宣传民众，也不再受空洞的理论所支配，而更为注重实际，任何理论或决策只要实用即可推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也带来了某种负面的结果：理想的缺失导致的是本位主义和短期行为。
双重人格加深。我国原有主导观念形态与原体制的矛盾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是，在干部队伍中形成双重人格，即尽可能地在人前表现自己对党的事业或领袖无私的忠诚，竭力遮盖、掩藏个人动机，而在不同的场合或私下说着截然不同的话语，尤其是在面临选拔之时“唯上”、唱高调，迎合上级的需要。现在这种“两张皮”的情形变得更为严重，一些干部整天关心的不是怎样将本职工作做好，而是揣摩领导意图，研究“为官”、“升迁”之道，以迎合不同的需要。双重人格造成了干部队伍诚实信用和良知的失缺，阿谀奉承，投其所好。在一些地方说谎话、假话、大话、空话成风，且没有任何内疚或良心谴责。
“圈子”意识严重。长期以来干部任用上的任命制和委派制，与伦理社会重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特点的融合，滋生了干部队伍内部亚群体的存在。或多或少的“山头”、“派系”等“圈子”现象的存在，早已成为公开秘密。与某个“圈子”的亲疏成为一个干部能否得到使用或升迁的关键。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对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之类的小团体主义作过严厉的批评，邓小平在揭示原体制弊病时也曾指出这类“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现象的恶果。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用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干部队伍中裙带关系、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做法，及“圈子”意识有增无减。这也是“带病提拔”、“群蛀”、上级为下级提拔或牟利 、“保驾护航”现象频频出现，以及“平庸者上”选拔机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唯利倾向加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于物质利益的强调，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行，使绝大多数干部的利益意识大大增强。过去那种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意义”不讲利益的做法被否定，换来的是广大干部对于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和个人实际利益的获得和增长的关注。利益在驱使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成为一些干部行为选择的唯一取向，“创政绩”成为在任时的主要关注点。结果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承揽、促成和推进，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就推诿、拖延和阻碍。
补偿意识强烈。干部的工资多年来并无实质性增长，与借改革开放而迅速暴富的各类经济人员的收入无法比拟，对于一些干部来讲，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一些费用，“雁过拔毛”，便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补偿”行为，尤其是面对那些靠政策优惠、政策漏洞发财致富的服务对象时更是如此。
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止和更新频率的加快，加深了干部对自身职位的不稳定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这一心态的典型反应。在变中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不变和实际利益不损，成为不少干部的实际行为准则。特有的体制和环境造就了异化的人格。一首在干部中流传甚广的短消息很能反映其普遍务实的心态：“上班族的最高境界：位高权重责任轻，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拿钱拿到手抽筋。”这其实就是懒汉和贪官的境界，它是近些年来求利务实的社会风气在党内的反映。
“四大精神”是社会改造的法宝
这样，近年来官员腐败越演越烈，以及出现的买卖官职和参与赌博人数增多的新特点，便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在一些地方，要想当官或被提拔，就得花钱行贿，花钱买官成为天经地义之事。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的曝光是近年来大量买官卖官行为中已知的最严重的一案。马德“在10年间共收受17人的贿赂603万余元”， 共有265名官员涉案。
与此相伴随的是赌博风气的蔓延，从民间到官员层面一度难以遏制。“参赌干部从企事业单位发展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级别越来越高；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地点由国内向境外延伸；赌资由私款发展到挪用公款”。其中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嗜赌是最典型的一例。他伙同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和建委主任，两年半时间内去澳门狂赌17次，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据报道，在澳门葡京和新开的金沙赌场多见内地赌客。“国家官员用公款豪赌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过去几年中，已有数十名内地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栽在澳门赌场，他们输掉的钱款，少则几百万元人民币，多则上亿元人民币。”澳门一位赌场老板公开表示喜欢“阿爷”（内地贪官）来赌，“他们赌得大方，赌得爽，输了钱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没有后患。”
官员嗜赌除了表明一个官员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上的整体堕落外，大都与这个官员的贪污受贿、盗窃或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官员赌博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近些年来国内民众中的赌博之风联系在一起。官员赌博既是民众赌博风气渗入干部队伍的反映，又对民众赌博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赌博现象不仅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干部队伍建设敲响了警钟，也提出了社会需要以何种理念和方式引导民众文明生活的问题。
也就是说，无论是贪官意识的生长，还是廉洁自律精神的培育，都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反腐倡廉的举措并非只是执政党内部之事，它与社会的综合治理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上送礼成风时，受贿便被看作是普通的人情往来之事；当收取回扣成为社会通行的原则时，买卖官职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劳务补偿；当赌博之风在社会中盛行时，官员赌博不会引起民众的大惊小怪……
反腐倡廉重在党内，但也是社会改造的重要部分。大量事实证明，一个行贿、受贿、贪污、渎职腐败成风的地方，必定是一个缺乏规范和公正的地方。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最先受到损伤的一定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内风气不正会扩展到党外，导致民众的效仿，而社会风气不正又直接影响到党内，使之难以保持清明之风。中国共产党人以往的精神传统在社会转型期的继承和发扬，与中国社会的改造密不可分。
社会改造的目的就是培育整个民族健康奋发、积极进取的文化土壤，使每个公民都能做到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如此看来，“四大精神”就不只是应该作为执政党的传家宝而世代相传，而应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而在新时期被大大的弘扬。
共产党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
群体精神是群体在特定时空中所形成的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的综合状态。特定的群体精神一旦成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并代代相传，便会演变为社会的一种作风、风尚、习俗和传统。任何精神传统都形成于群体之中，并通过群体中诸个体成员的精神面貌表现。
在这里，群体的精神面貌与个体成员的精神面貌的影响是互相的：一方面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对于个体来讲，群体的精神状况是先在的，从他进入这个群体之日起，他就处于它的包围之中，其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的形成过程，始终受到群体精神状况的影响。
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当组织依据政党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和文化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任务和目标，预先提出一系列需要其内部成员遵守的规范，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时，它只能以强制的手段将它们贯彻下去，通过人们反复实践而修改它们，经过长期的熏陶灌输，监督和奖惩，使之渗透到个体成员的认识中，当群体的行为规范为诸多个体思维内化时，一种特有的理念、态度、心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和道德情操便在群体内形成，由此带来整个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
中国共产党人群体精神传统的形成便是这样。它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为其价值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核心内容，以实事求是为其思维方式。历史上的“四大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展现的内涵——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等，是其精神传统形成的显著标志。该精神传统的形成与产生的特定文化土壤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它们既是这一特定时期成千上万优秀共产党员精神的提炼，一经形成又使得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成员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带有它们的印记。正是当年革命领袖及其率领的红军将士，及根据地人民的崇高品质、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形成了共产党人群体特有的精神传统。正是井冈山、长征、延安和西柏坡等革命根据地特有的文化土壤，培育出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使置身于其中的每一成员都带有了其精神特征。
这样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土壤是我们现在所特别需要的。
党政干部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及干部队伍在权力、地位、利益方面的变化，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
实用主义态度滋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中，强调个人对于集体和国家的服从。这一主导观念形态在一段时期内曾经相当有效地维持住了原体制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各阶层良好的精神面貌，使新中国得以度过建国初最艰难的日子，承受住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施加的重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改革开放中，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确立，一些干部的“务实”意识增强，并很快地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他们不再以理想化和教条化的说教来启发和宣传民众，也不再受空洞的理论所支配，而更为注重实际，任何理论或决策只要实用即可推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也带来了某种负面的结果：理想的缺失导致的是本位主义和短期行为。
双重人格加深。我国原有主导观念形态与原体制的矛盾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是，在干部队伍中形成双重人格，即尽可能地在人前表现自己对党的事业或领袖无私的忠诚，竭力遮盖、掩藏个人动机，而在不同的场合或私下说着截然不同的话语，尤其是在面临选拔之时“唯上”、唱高调，迎合上级的需要。现在这种“两张皮”的情形变得更为严重，一些干部整天关心的不是怎样将本职工作做好，而是揣摩领导意图，研究“为官”、“升迁”之道，以迎合不同的需要。双重人格造成了干部队伍诚实信用和良知的失缺，阿谀奉承，投其所好。在一些地方说谎话、假话、大话、空话成风，且没有任何内疚或良心谴责。
“圈子”意识严重。长期以来干部任用上的任命制和委派制，与伦理社会重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特点的融合，滋生了干部队伍内部亚群体的存在。或多或少的“山头”、“派系”等“圈子”现象的存在，早已成为公开秘密。与某个“圈子”的亲疏成为一个干部能否得到使用或升迁的关键。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对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之类的小团体主义作过严厉的批评，邓小平在揭示原体制弊病时也曾指出这类“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现象的恶果。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用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干部队伍中裙带关系、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做法，及“圈子”意识有增无减。这也是“带病提拔”、“群蛀”、上级为下级提拔或牟利 、“保驾护航”现象频频出现，以及“平庸者上”选拔机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唯利倾向加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于物质利益的强调，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行，使绝大多数干部的利益意识大大增强。过去那种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意义”不讲利益的做法被否定，换来的是广大干部对于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和个人实际利益的获得和增长的关注。利益在驱使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成为一些干部行为选择的唯一取向，“创政绩”成为在任时的主要关注点。结果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承揽、促成和推进，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就推诿、拖延和阻碍。
补偿意识强烈。干部的工资多年来并无实质性增长，与借改革开放而迅速暴富的各类经济人员的收入无法比拟，对于一些干部来讲，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一些费用，“雁过拔毛”，便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补偿”行为，尤其是面对那些靠政策优惠、政策漏洞发财致富的服务对象时更是如此。
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止和更新频率的加快，加深了干部对自身职位的不稳定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这一心态的典型反应。在变中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不变和实际利益不损，成为不少干部的实际行为准则。特有的体制和环境造就了异化的人格。一首在干部中流传甚广的短消息很能反映其普遍务实的心态：“上班族的最高境界：位高权重责任轻，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拿钱拿到手抽筋。”这其实就是懒汉和贪官的境界，它是近些年来求利务实的社会风气在党内的反映。
“四大精神”是社会改造的法宝
这样，近年来官员腐败越演越烈，以及出现的买卖官职和参与赌博人数增多的新特点，便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在一些地方，要想当官或被提拔，就得花钱行贿，花钱买官成为天经地义之事。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的曝光是近年来大量买官卖官行为中已知的最严重的一案。马德“在10年间共收受17人的贿赂603万余元”， 共有265名官员涉案。
与此相伴随的是赌博风气的蔓延，从民间到官员层面一度难以遏制。“参赌干部从企事业单位发展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级别越来越高；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地点由国内向境外延伸；赌资由私款发展到挪用公款”。其中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嗜赌是最典型的一例。他伙同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和建委主任，两年半时间内去澳门狂赌17次，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据报道，在澳门葡京和新开的金沙赌场多见内地赌客。“国家官员用公款豪赌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过去几年中，已有数十名内地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栽在澳门赌场，他们输掉的钱款，少则几百万元人民币，多则上亿元人民币。”澳门一位赌场老板公开表示喜欢“阿爷”（内地贪官）来赌，“他们赌得大方，赌得爽，输了钱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没有后患。”
官员嗜赌除了表明一个官员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上的整体堕落外，大都与这个官员的贪污受贿、盗窃或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官员赌博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近些年来国内民众中的赌博之风联系在一起。官员赌博既是民众赌博风气渗入干部队伍的反映，又对民众赌博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赌博现象不仅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干部队伍建设敲响了警钟，也提出了社会需要以何种理念和方式引导民众文明生活的问题。
也就是说，无论是贪官意识的生长，还是廉洁自律精神的培育，都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反腐倡廉的举措并非只是执政党内部之事，它与社会的综合治理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上送礼成风时，受贿便被看作是普通的人情往来之事；当收取回扣成为社会通行的原则时，买卖官职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劳务补偿；当赌博之风在社会中盛行时，官员赌博不会引起民众的大惊小怪……
反腐倡廉重在党内，但也是社会改造的重要部分。大量事实证明，一个行贿、受贿、贪污、渎职腐败成风的地方，必定是一个缺乏规范和公正的地方。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最先受到损伤的一定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内风气不正会扩展到党外，导致民众的效仿，而社会风气不正又直接影响到党内，使之难以保持清明之风。中国共产党人以往的精神传统在社会转型期的继承和发扬，与中国社会的改造密不可分。
社会改造的目的就是培育整个民族健康奋发、积极进取的文化土壤，使每个公民都能做到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如此看来，“四大精神”就不只是应该作为执政党的传家宝而世代相传，而应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而在新时期被大大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