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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在同一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和中国诗人纳兰性德都经历过丧妻之痛，他们谱写的悼念亡妻之诗词情真意切，哀婉动人。然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二人的悼亡诗作存在较大的差异。作者从文本内外对二人的悼亡诗进行解读，探究中英悼亡诗在意象选择、抒情方式及主题表现三方面存在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 悼亡诗歌 约翰·弥尔顿 纳兰性德
古人常视“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人生三喜。若此三喜相继实现，便人生无憾、再无他求。然而世道轮回皆遵自然之法，既然人生有三喜，亦难免悲苦之境遇，因此，“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则被世人视作人生三悲。“三喜”与“三悲”相较来看，学业或事业的挫败虽使人意志消磨、郁郁寡欢，但身处逆境中的人们尚可凭借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或超然豁达之态克服困难，再次赢得人生的辉煌。唯独面对生死，无论伟大或是平凡的人，终显得脆弱渺小。亲情与爱情，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两种情感。任何一项遗失，必定导致人生抱憾。亲情与爱情之中，唯有爱情强调一个“专”字，“专一、专情”是爱情的代名词，“至死不渝、地久天长”是爱情的本质。因此，“爱情”自古以来便是中英诗歌界永恒的主题之一。对已逝爱情的祭奠是“爱情诗”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于是，悼亡诗，尤其是悼念亡妻之作成为中英抒情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别。
与中国相比，英国以悼念亡妻为主题的抒情诗数量较少。最著名的当属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于十七世纪中叶所写的《我仿佛看见》（又名《梦亡妻》）。1658年，约翰·弥尔顿的第二任妻子卡特·琳伍德科克因难产而死，饱受丧妻之苦的弥尔顿为亡妻写下了一首小诗寄托哀思。无独有偶，与约翰·弥尔顿同时代却相隔数万里的清朝诗人纳兰性德于1677年失去了因难产而死的结发妻子卢氏，纳兰性德的悼亡卢氏之作由此破空而出，到达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其中以《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最著名。约翰·弥尔顿与纳兰性德虽相距甚远且互不相识，但同时代的二人却因相似的悲惨境遇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二人留下的悼亡之作情真意切、动人情肠，读罢不禁为之潸然泪下。然而，同一种感动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中英悼亡诗歌的差异，这些差异归根结底源于中英社会及文化的差异。因此，笔者将通过纳兰性德与约翰·弥尔顿的悼亡之作，剖析中英悼亡诗在意象选择、抒情方式及主题表现三方面存在差异的根源。
一、意象选择之差别
意象是指“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是意境营造之关键。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常寓情于景，借助客观事物来抒写情志，将客观的物象转化为具有感情色彩的意象”[1]。
中国的悼亡诗常选取生活中的实物或自然界的实景为意象，如：宋代苏东坡为亡妻书写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选取“明月”、“孤坟”、“小轩窗”等生活中的凄凉之景映衬出诗人无处排遣的忧伤与思念。
纳兰性德继承并发扬了中国悼亡诗词的传统，其悼亡词中较著名的一首《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正是以生活中颇具特殊含义的实物及自然界中与悲苦心绪相契合的实景入词，烘托出纳兰氏于卢氏冥寿前一晚的愁苦悲痛之情。
该词全文如下：
“尘满疏帘素带飘，真成暗度可怜宵。几回偷拭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
惟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朝。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凄风打画桥。”
《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
该词上阕所选意象来源于卢氏遗留下的生活痕迹及遗物，如：尘帘飘带、妆奁翠翘等；下阙所涉及的意象主要来自室外清冷之景，如：花落、衰杨叶、冷雨、画桥等。卢氏生活的痕迹和遗物与纳兰氏身处的凄凉之景融合在一起，触动了对已故妻子深深的思念，以致纳兰氏潸然泪下、辗转难眠。人已故、景尚在，这种生死相隔、物是人非的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
中國古代的悼亡诗词具有一种普遍的特点，即诗人善于用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入诗，营造出物尚存、人已故，触景生情，感物伤怀的意境，读罢总觉心绪凄迷、郁郁难平。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哀悼亡妻的作品，绝大多数意象均选自妻子生前常用的物件或在庭院闺阁中常做之事，如：江淹的《悼室人》里选择了妻子生前活动的场景及常用物件“窗、闺、琴、梭杼”等。在选择自然景色时，悼亡诗词中往往选取色彩清冷、具有残缺状态，或蕴含凄清、孤寂氛围的意象，如：苏轼在《江城子》中提到的“明月”、“短松冈”；纳兰氏的《于中好》中选取的“残月”、“落花、“冷雨”等。妻子生前住过的闺阁、抚过的琴、用过的发梳、织布的机杼，均是饱含特殊意义的物品，尤其是在阴冷凄清的环境下凝视与亡妻相关的物件，此景往往触动诗人的愁肠，从而谱写出一支支情深意长的哀歌。于是，这些看似毫无生命体征的物品在此情此景中成为传情达意的载体。诗人借物抒情，借助眼前的现实性物象，传递物是人非的愁绪，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的现实主义色彩。
与中国古代悼亡诗词不同的是，英国的悼亡诗中极少出现类似平凡且琐碎的生活化意象。英国诗人们在书写悼亡诗时，常以幻想和想象的方式描绘往昔与妻子共度的美好爱情生活，表达对妻子的思念、缅怀之情。以约翰·弥尔顿的《梦亡妻》为例，诗中涉及的意象丰富多彩，如：“阿尔塞斯蒂”、“朱比特伟大的儿子”、“圣女”、“天国”等。这些意象的来源极为广阔，已远远超出现实性的闺阁琐事，而向着广袤的宇宙延伸开来。这恰恰印证了17世纪的英国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其诗全文如下：
“我想我看见了刚辞世的妻从墓穴回到我的身旁，犹如阿尔塞斯蒂被朱庇特伟大的儿子强硬地从死神手中救出。尽管虚弱、苍白，但和圣女一样。我相信这样的她一定能够让我在天国，再次无所阻碍的把她的面容瞻睹。她一身洁白地走来，洁白得像她的思想。笼着面纱，但我却能依稀看见她周身闪现着的爱意、温柔和善良。如此清晰，别的脸上再也找寻不到这般畅朗。然而，啊！正当她走近并要将我拥抱。我醒来，她消失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暗。” 《梦亡妻》
细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浪漫主义色彩之外，弥尔顿诗中选取的意象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如：诗中提到了“阿尔塞斯蒂”，在弥尔顿的眼中，“阿尔塞斯蒂”与耶稣及其圣徒们一样，都是为爱和自由而牺牲的代表；“朱庇特伟大的儿子”则象征着“上帝之子”即“耶稣”。弥尔顿在诗中引用了充满宗教色彩的典故，“把妻子从死神那里回到自己身边比作阿尔塞斯蒂被朱庇特伟大的儿子救回一样”[2]。因此，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宗教色彩，是英国悼亡诗有别于中国悼亡诗的一大特点。
中英悼亡诗词意象选择之差异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而西方社会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妇女的地位虽不如今，却已较大地提高。中国古代的女子嫁人后只能久居闺阁之中操持家务，而西方社会的女子即使在婚后也可以随丈夫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因此，中国古代的诗人们若想寄托对亡妻的哀思只能从妻子生前在家中常做的杂事入手，而西方的诗人们在倾诉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时可选择的意象则丰富得多。
二、抒情方式之不同
读罢弥尔顿与纳兰氏的悼亡诗词，读者们或许有一个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悼亡词鲜有直抒胸臆的赞誉和抒发浓烈情感的诗句，诗人们较多地回忆亡妻生前的生活细节，侧面突出妻子相夫教子的品行与美德，向读者传递出夫妻间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恩爱有加的浓厚人伦情怀。诗人对妻子的赞誉多围绕“三从四德”这一核心观念，甚少赞誉妻子的美貌及其他，就连对妻子爱意的表达也呈现出浓厚的伦理色彩。
英国的悼亡诗则呈现出一种热烈、奔放、大胆、直率的抒情方式。诗人多从自我的角度直接抒发对妻子的爱意、眷恋、不舍与缅怀之情。因此，英国诗歌很少借景抒情或借物言志，即使诗中出现了景致，也多是对诗歌氛围的陪衬，不像中国诗歌能达到寓情于景、情景合一的程度。正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言：“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想象与感情的作品。”[3]英国诗人在写诗时既注重想象，又注重作品的审美特征，抒发感情时直接明了、热情似火、淋漓尽致。
中英悼亡诗词抒情方式的差异归根结底源于当时中英社会统治思想的差异。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其在文学领域宣扬的伦理教化理论强调诗文应以“善”与“美”相结合为主旨，强调文学作品应与儒家思想相统一，为封建统治者教化民众服务。该统治理念在文化领域的渗透，使得中国古代的诗歌在审美上追求意象与意境的统一，力争达到“善”与“美”的结合。因此，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中国古代的悼亡诗多侧重写实，而少有直接传情达意的诗句，即使抒写深厚情感也力求含蓄而不张扬之态。与中国不同，英国社会进入16世纪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思想领域的空前解放，诗歌界的表现理论战胜功用理论，使英国诗歌创作更强调真情实感的流露。
三、主题思想之差异
除了意象选择、抒情方式之差别外，中英悼亡诗词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即诗中反映出的主旨思想差异较大。
中国文化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古人常感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古人始终坚信人的生死在有生之初就已经先天地决定了，人只能服从天命。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人死去就意味着永远逝去。中国悼亡诗传达的是一种生者的“悲死”的主旨。正如中国人常说“人死如灯灭”，人死后与生者陰阳相隔，无以再聚，这世间再也没有比死亡更悲壮的事情了。
英国文化深受圣经文化影响，《圣经》随处可见“原罪观”，信徒们认为人生来有罪，现世所遭受的困难都是在还前世的罪恶，一生赎罪的人唯有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苦难的灵魂才得以解脱。因此，基督教徒们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它是人生最后的归宿。西方诗人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常在文学作品中将死亡描述成一种极为神圣的事情。在诗人眼中，死亡是通往天堂的第一站，是摆脱现世苦难，在天国得到超脱与永恒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从弥尔顿的诗歌中，虽然捕捉到了对已故妻子的眷恋与不舍，然而更多地流露出了一丝安慰与希望。弥尔顿认为亡妻肉体虽已消失，可肉体原罪已被洗净，灵魂升入天堂变得圣洁高贵，短暂的生命已上升到了永恒的新生。整首诗细细读来虽然哀伤却不悲凉，哀愁中透着一股乐观与希望。
悼亡是爱情中最伤感也是最真挚的部分。中英古代的悼亡诗歌虽因社会文化差异较大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然而这一篇篇悼亡诗歌中传达的对爱人的追忆与缅怀之情却是一样的痛彻心扉、动人情肠。他们把自身对亡妻的无尽思念转化成笔下最情真意切的文字，谱写出了人间最美的情话。
参考文献：
[1]刘怡露.英汉诗歌中“夕阳”意象之对比研究[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9）：68-70.
[2]朱燕秋.中西方悼亡诗的美学比较[C].贵州省外语学会2008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3]朱燕秋.哀莫大于心不死——浅析苏轼与弥尔顿的悼亡诗[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99-101.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6-qn-222。
关键词： 悼亡诗歌 约翰·弥尔顿 纳兰性德
古人常视“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人生三喜。若此三喜相继实现，便人生无憾、再无他求。然而世道轮回皆遵自然之法，既然人生有三喜，亦难免悲苦之境遇，因此，“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则被世人视作人生三悲。“三喜”与“三悲”相较来看，学业或事业的挫败虽使人意志消磨、郁郁寡欢，但身处逆境中的人们尚可凭借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或超然豁达之态克服困难，再次赢得人生的辉煌。唯独面对生死，无论伟大或是平凡的人，终显得脆弱渺小。亲情与爱情，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两种情感。任何一项遗失，必定导致人生抱憾。亲情与爱情之中，唯有爱情强调一个“专”字，“专一、专情”是爱情的代名词，“至死不渝、地久天长”是爱情的本质。因此，“爱情”自古以来便是中英诗歌界永恒的主题之一。对已逝爱情的祭奠是“爱情诗”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于是，悼亡诗，尤其是悼念亡妻之作成为中英抒情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别。
与中国相比，英国以悼念亡妻为主题的抒情诗数量较少。最著名的当属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于十七世纪中叶所写的《我仿佛看见》（又名《梦亡妻》）。1658年，约翰·弥尔顿的第二任妻子卡特·琳伍德科克因难产而死，饱受丧妻之苦的弥尔顿为亡妻写下了一首小诗寄托哀思。无独有偶，与约翰·弥尔顿同时代却相隔数万里的清朝诗人纳兰性德于1677年失去了因难产而死的结发妻子卢氏，纳兰性德的悼亡卢氏之作由此破空而出，到达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其中以《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最著名。约翰·弥尔顿与纳兰性德虽相距甚远且互不相识，但同时代的二人却因相似的悲惨境遇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二人留下的悼亡之作情真意切、动人情肠，读罢不禁为之潸然泪下。然而，同一种感动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中英悼亡诗歌的差异，这些差异归根结底源于中英社会及文化的差异。因此，笔者将通过纳兰性德与约翰·弥尔顿的悼亡之作，剖析中英悼亡诗在意象选择、抒情方式及主题表现三方面存在差异的根源。
一、意象选择之差别
意象是指“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是意境营造之关键。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常寓情于景，借助客观事物来抒写情志，将客观的物象转化为具有感情色彩的意象”[1]。
中国的悼亡诗常选取生活中的实物或自然界的实景为意象，如：宋代苏东坡为亡妻书写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选取“明月”、“孤坟”、“小轩窗”等生活中的凄凉之景映衬出诗人无处排遣的忧伤与思念。
纳兰性德继承并发扬了中国悼亡诗词的传统，其悼亡词中较著名的一首《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正是以生活中颇具特殊含义的实物及自然界中与悲苦心绪相契合的实景入词，烘托出纳兰氏于卢氏冥寿前一晚的愁苦悲痛之情。
该词全文如下：
“尘满疏帘素带飘，真成暗度可怜宵。几回偷拭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
惟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朝。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凄风打画桥。”
《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
该词上阕所选意象来源于卢氏遗留下的生活痕迹及遗物，如：尘帘飘带、妆奁翠翘等；下阙所涉及的意象主要来自室外清冷之景，如：花落、衰杨叶、冷雨、画桥等。卢氏生活的痕迹和遗物与纳兰氏身处的凄凉之景融合在一起，触动了对已故妻子深深的思念，以致纳兰氏潸然泪下、辗转难眠。人已故、景尚在，这种生死相隔、物是人非的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
中國古代的悼亡诗词具有一种普遍的特点，即诗人善于用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入诗，营造出物尚存、人已故，触景生情，感物伤怀的意境，读罢总觉心绪凄迷、郁郁难平。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哀悼亡妻的作品，绝大多数意象均选自妻子生前常用的物件或在庭院闺阁中常做之事，如：江淹的《悼室人》里选择了妻子生前活动的场景及常用物件“窗、闺、琴、梭杼”等。在选择自然景色时，悼亡诗词中往往选取色彩清冷、具有残缺状态，或蕴含凄清、孤寂氛围的意象，如：苏轼在《江城子》中提到的“明月”、“短松冈”；纳兰氏的《于中好》中选取的“残月”、“落花、“冷雨”等。妻子生前住过的闺阁、抚过的琴、用过的发梳、织布的机杼，均是饱含特殊意义的物品，尤其是在阴冷凄清的环境下凝视与亡妻相关的物件，此景往往触动诗人的愁肠，从而谱写出一支支情深意长的哀歌。于是，这些看似毫无生命体征的物品在此情此景中成为传情达意的载体。诗人借物抒情，借助眼前的现实性物象，传递物是人非的愁绪，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的现实主义色彩。
与中国古代悼亡诗词不同的是，英国的悼亡诗中极少出现类似平凡且琐碎的生活化意象。英国诗人们在书写悼亡诗时，常以幻想和想象的方式描绘往昔与妻子共度的美好爱情生活，表达对妻子的思念、缅怀之情。以约翰·弥尔顿的《梦亡妻》为例，诗中涉及的意象丰富多彩，如：“阿尔塞斯蒂”、“朱比特伟大的儿子”、“圣女”、“天国”等。这些意象的来源极为广阔，已远远超出现实性的闺阁琐事，而向着广袤的宇宙延伸开来。这恰恰印证了17世纪的英国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其诗全文如下：
“我想我看见了刚辞世的妻从墓穴回到我的身旁，犹如阿尔塞斯蒂被朱庇特伟大的儿子强硬地从死神手中救出。尽管虚弱、苍白，但和圣女一样。我相信这样的她一定能够让我在天国，再次无所阻碍的把她的面容瞻睹。她一身洁白地走来，洁白得像她的思想。笼着面纱，但我却能依稀看见她周身闪现着的爱意、温柔和善良。如此清晰，别的脸上再也找寻不到这般畅朗。然而，啊！正当她走近并要将我拥抱。我醒来，她消失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暗。” 《梦亡妻》
细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浪漫主义色彩之外，弥尔顿诗中选取的意象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如：诗中提到了“阿尔塞斯蒂”，在弥尔顿的眼中，“阿尔塞斯蒂”与耶稣及其圣徒们一样，都是为爱和自由而牺牲的代表；“朱庇特伟大的儿子”则象征着“上帝之子”即“耶稣”。弥尔顿在诗中引用了充满宗教色彩的典故，“把妻子从死神那里回到自己身边比作阿尔塞斯蒂被朱庇特伟大的儿子救回一样”[2]。因此，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宗教色彩，是英国悼亡诗有别于中国悼亡诗的一大特点。
中英悼亡诗词意象选择之差异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而西方社会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妇女的地位虽不如今，却已较大地提高。中国古代的女子嫁人后只能久居闺阁之中操持家务，而西方社会的女子即使在婚后也可以随丈夫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因此，中国古代的诗人们若想寄托对亡妻的哀思只能从妻子生前在家中常做的杂事入手，而西方的诗人们在倾诉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时可选择的意象则丰富得多。
二、抒情方式之不同
读罢弥尔顿与纳兰氏的悼亡诗词，读者们或许有一个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悼亡词鲜有直抒胸臆的赞誉和抒发浓烈情感的诗句，诗人们较多地回忆亡妻生前的生活细节，侧面突出妻子相夫教子的品行与美德，向读者传递出夫妻间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恩爱有加的浓厚人伦情怀。诗人对妻子的赞誉多围绕“三从四德”这一核心观念，甚少赞誉妻子的美貌及其他，就连对妻子爱意的表达也呈现出浓厚的伦理色彩。
英国的悼亡诗则呈现出一种热烈、奔放、大胆、直率的抒情方式。诗人多从自我的角度直接抒发对妻子的爱意、眷恋、不舍与缅怀之情。因此，英国诗歌很少借景抒情或借物言志，即使诗中出现了景致，也多是对诗歌氛围的陪衬，不像中国诗歌能达到寓情于景、情景合一的程度。正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言：“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想象与感情的作品。”[3]英国诗人在写诗时既注重想象，又注重作品的审美特征，抒发感情时直接明了、热情似火、淋漓尽致。
中英悼亡诗词抒情方式的差异归根结底源于当时中英社会统治思想的差异。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其在文学领域宣扬的伦理教化理论强调诗文应以“善”与“美”相结合为主旨，强调文学作品应与儒家思想相统一，为封建统治者教化民众服务。该统治理念在文化领域的渗透，使得中国古代的诗歌在审美上追求意象与意境的统一，力争达到“善”与“美”的结合。因此，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中国古代的悼亡诗多侧重写实，而少有直接传情达意的诗句，即使抒写深厚情感也力求含蓄而不张扬之态。与中国不同，英国社会进入16世纪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思想领域的空前解放，诗歌界的表现理论战胜功用理论，使英国诗歌创作更强调真情实感的流露。
三、主题思想之差异
除了意象选择、抒情方式之差别外，中英悼亡诗词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即诗中反映出的主旨思想差异较大。
中国文化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古人常感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古人始终坚信人的生死在有生之初就已经先天地决定了，人只能服从天命。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人死去就意味着永远逝去。中国悼亡诗传达的是一种生者的“悲死”的主旨。正如中国人常说“人死如灯灭”，人死后与生者陰阳相隔，无以再聚，这世间再也没有比死亡更悲壮的事情了。
英国文化深受圣经文化影响，《圣经》随处可见“原罪观”，信徒们认为人生来有罪，现世所遭受的困难都是在还前世的罪恶，一生赎罪的人唯有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苦难的灵魂才得以解脱。因此，基督教徒们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它是人生最后的归宿。西方诗人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常在文学作品中将死亡描述成一种极为神圣的事情。在诗人眼中，死亡是通往天堂的第一站，是摆脱现世苦难，在天国得到超脱与永恒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从弥尔顿的诗歌中，虽然捕捉到了对已故妻子的眷恋与不舍，然而更多地流露出了一丝安慰与希望。弥尔顿认为亡妻肉体虽已消失，可肉体原罪已被洗净，灵魂升入天堂变得圣洁高贵，短暂的生命已上升到了永恒的新生。整首诗细细读来虽然哀伤却不悲凉，哀愁中透着一股乐观与希望。
悼亡是爱情中最伤感也是最真挚的部分。中英古代的悼亡诗歌虽因社会文化差异较大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然而这一篇篇悼亡诗歌中传达的对爱人的追忆与缅怀之情却是一样的痛彻心扉、动人情肠。他们把自身对亡妻的无尽思念转化成笔下最情真意切的文字，谱写出了人间最美的情话。
参考文献：
[1]刘怡露.英汉诗歌中“夕阳”意象之对比研究[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9）：68-70.
[2]朱燕秋.中西方悼亡诗的美学比较[C].贵州省外语学会2008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3]朱燕秋.哀莫大于心不死——浅析苏轼与弥尔顿的悼亡诗[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99-101.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6-qn-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