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