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发展的途径可能有多种，但“衷中参西”应该还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我认为的衷中参西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并借鉴西方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中医药，以实现带有时代特点的中西医的相互促进和融合。为什么要衷中？因为中医药理论是经典，经典中有智慧、有真理、有规律。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踩在前人理论的肩膀上前行才可能更有利于进步。为什么又要参西？因为参西更有利格物致知和更加精准，有利于中医与现代科技/现代医学对话，以实现临床效益最大化。如果不衷中行不行？我想恐怕不行。柴胡、黄连都是中医临床上常用的中药，在中国用了几千年，结果到了国外却说它们有毒了，含有这些中药的中成药也被禁用了，就连救命的安宫牛黄丸也被封杀。是我们错了还是国外错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不衷中，即没有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药造成的后果。同样不参西可不可以？过去也许行，现在恐怕也不行了。比如过去中国人少，自然资源储备相对较多，祖先所用的中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道地的，而现在使用中药的人群大大增加，中草药不靠种植是不行了。但野生变种植后问题也就来了，过去老中医总是说中药“只求疗效，无须讲理”，但现在也开始抱怨经方怎么也不灵了，其实这应该是种植后有效成分发生变化（一般是减少）所导致的。因此唯有参西，弄清和控制药效成分才能保证疗效。衷中和参西都很重要，但相比而言，衷中似乎比参西更为重要。因为衷中是理念和方向问题，参西更多的是手段范畴，方向对了，就少走弯路，而理念错了，付出的努力越多，就离目标越远。
　　实际上衷中参西的模式在国内外都有成功的实践。比如美国一位教授统计了2001年前美国FDA批准的122个化学药物，其中80%的药物发现是与民族药理学知识密切相关的，典型例子如吗啡、地高辛、奎宁、阿托品等等。我国中医药领域衷中参西的典型先驱首推上世纪20年代的药物学家陈可恢，他借助当时的“现代科技”成功纯化麻黄素并开展药理学实验，后来麻黄素被多国药典收载并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等。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屠呦呦研究员，她参与1967年启动的“523计划”，经过多次失败，最后她在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搅取汁，尽服之”的古训启发下，成功发现青蒿素。我本人的团队也是衷中参西的践行者，所开展的中医药抗慢性肾病研究，近年也取得较大进展。
　　尽管参西的研究模式屡建奇功，但必须承认目前还停留在借助现代科技求证中医药是否科学这一阶段，但中医药研究的本质是要回归到提高临床疗效方面。为此，我们还需要尊重中医药中隐藏的复杂或非线性规律，在还原式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整合分析的思路，破解中医药疗效之谜并将其转化提高，以追求临床疗效最大化、风险可知和可控化。我姑且将这一新版研究模式称之为中医药研究的“再谱新曲”。
　　当然中医药整合研究的难度很大，也很复杂，但唯有知难而进方可认识中医药的庐山真面目。大家都知道人参和三七是同科同属，成分也很相似，理论上应该有相似的功效，但临床实践中三七入血分而人参走气分却是事实。气血两境界，不可不辨识，但唯有还原而不整合还真难以理解这一事实，不理解就可能会造成误用，其后果也就难以预料。对中医药复杂体系的整合分析，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的科学假设，方可不断推进。这里我提出两个不成熟的模型，也许对中医药整合研究有所帮助。第一个模型是病因致病和中药调治的本质类似“生命之涟漪现象”，即致病因素导致的人体细胞内复杂事件如同风雨激起湖面层层涟漪，涟漪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相互交叠，甚至形成因果循环，因此疾病的病因最开始也许是单纯的，很快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中药调治疾病实则是中药里的多个成分与细胞上大分子电子云之间的互相作用，而后产生构象变化（相当于新的涟漪），构象变化的趋势和目的是消除能量，重建稳态。第二个模型是中药治病规律如同音符与乐曲的关系，我称之为“本草之曲”，即单个音符通常是单调和枯燥的，音符重时还仿若噪音；中药里的单一化合物治病如同乐曲中的单一音符，当单一成分量大时，通常还会出现毒副作用，但好的方剂治病则如同美妙的乐曲，和谐而成天籁。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