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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媒体一直在讨论我国慈善事业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其中特别关注消除民间组织设立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建立和完善现代民间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公民设立民间组织,本质上是我国宪法保障的结社自由,体现的是公民意识。人具有社会性。公民设立民间组织,如公益(慈善)组织,是出自广大人民的共同需要,共同的修养,这正是真正民主的重点。笔者以为,我国民间组织设立和发展的角度性障碍首先是认识上的障碍,政治文化上的障碍。长期以来厘不清政府的公权与公民权利(私权)的界限,公权统揽一切,包办一切,不够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最近《瞭望》新闻周刊第3期有一篇文章谈及“5·12”地震发生后,公众募集了价值769.12亿元的款物,可能有8成都以“额外税收”的形式流入政府财政,由政府统筹用于灾区。该文对此列出两种情况。一是民政部一位司长将这种局面称为“体制性尴尬”。他说:“我国的非政府组织(NGO)还很不发达,因而导致其公信度不够高,信息反馈存在缺陷,结果大灾来临时,许多公众不愿意将钱交给NGO使用,而直接捐给政府。”二是香港乐施会中国部主任不赞成那位官员的看法,“强烈反对这种角色的混淆”,认为,“政府应演好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同时充当运动员”。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直接向民间募捐。政府的工作是通过制定有利的税收政策鼓励民间慈善募捐,在它没有能力和精力涉及的领域通过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完成其福利责任。”这两种观点的对峙是有代表性的。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中,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但与此同时公民设立和发展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却又存在体制性障碍。不过,说障碍,首先是存在观念性障碍。
世界上任何成功的社会变革,一开始都是观念的变化。文化先行,总是社会变革的常规。公民首先在法律规范下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就必然能成长为既能捍卫个体权利,又不忘对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成熟公民。他们会“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公民自觉地设立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正是对国家和民族坚定的承担。慈善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倘若不重视慈善精神文化建设,就可能制约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观念性障碍最主要的是“官本位”意识。在我国,“官本位”意识与集权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不等于说,集权一定会产生“官本位”意识。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国家随着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活动的扩大,出现了愈来愈集权的趋势。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即使存在集权,也不一定会产生“官本位”意识。在公民社会远不成熟的地方,集权容易产生或加剧“官本位”意识。在这种意识左右下,公权容易滥用。公权指挥一切,乃至扩大到公益(慈善)领域。这就造成群众依靠公权解决一切问题的习惯,事事依靠政府,也就放弃了公民的参与权利和与之相联的公民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以结社的形式来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官本位”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的官场文化。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按照新理念开创新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我们从事慈善教化的工作者来说,“以人为本”是我们要弘扬的总体性的价值理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思想基础,包括道德修养和慈善修养,否则“以人为本”会因为缺乏现实社会的支撑而变成空洞口号。我们从事慈善教化,弘扬的是人本化价值取向的相对具体的理念。在社会中,人作为个体,其生存发展必须融入集体之中,《荀子》中说,“人生不能无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集体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慈善教化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更好的生活而规范人,营造有利于人们既能捍卫个体权利又不忘对国家负责的成熟公民的向上向善的文化,鼓励同人生发展目标相结合,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人人都有责任,个个可以参加,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既干大事,又不拒绝小事。为什么近数年来在慈善募捐方面出现既不够信任政府有关机构,也不够信任民间组织的情况呢?主要因为缺乏信息的公开透明。而信息公开透明是政府机构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命线。缺少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快捷和方便,不能看作只是技术问题。倘若政府官员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领导人真正有道德操守和慈善意识,这是不难解决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建立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有道德操守和慈善意识的人,倘若有一丝自私心,便知道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一个向上向善的人,不论当官,抑或担任民间组织的领导人,不但会对自己好,而且会处处替别人着想。
公民对于公益(慈善)事业,不能只限于参与,还需要道德和慈善理念的教育、慈善救助的专业教育。更重要的是,慈善理念的教育需要形成强大的社会教育环境。倘若没有这种环境,仅仅有参与的机会,并不足以使个体转变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在近几年突发事件中参与救助工作的志愿者比例虽高,但持续性不强。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只有那些与人生发展目标相结合的志愿者才能持久地参与救助”。“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确立、发展和完善是同广大公民的道德、慈善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相互促进和适应的,是双向的互动。一方面需要道德修养,人人有个人内心的自律;另一方面是法律制度的完善,人人有外在的他律。这样,公民积极地、守法地参与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与此同时,公民组建的合法的民间团体会被赋予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利。世间的道德律是有层次的:第一层次是身不做损人害人之事、违法之事,口不出损人害人、违法之言。这是道德底线;第二层次是诚信不欺。对个人而言,则有信誉,对政府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而言,有诚信,必有公信力;第三层次是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这要求知廉明耻。甘愿在物质上过简朴的生活,在精神上过单纯丰富的生活,才能达到这样的道德境界;第四层次是崇尚仁爱、博爱和慈悲为了利益人民大众而奉献出个体的自己,而且自己觉悟了,还帮助他人觉悟。换言之,慈善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慈善是高于道德的一种境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着它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中华文化是多种优秀文化的互动互融。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从文化传承的传统维度来看,文化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尺度,它以理念、思想、精神等塑造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之所以是多种优秀文化的互补互融,是因为多种优秀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礼记》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而不同,生生不息,就有生机和活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历经长期的交融,形成中国人认同的普遍的价值规则。儒佛道原本均非宗教,例如佛家是佛陀的教育,寺院是进行佛陀教育的地方,佛陀意为觉悟者,而非神。儒佛道非常讲究以品德来感召他人。所以三者亲和相融而成为中华的主流文化。我们需要经常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经典,从文化根基上去寻找动力,确立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端正自己人生的航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悟。
我们的媒体有时称赞美国的慈善事业发达。美国慈善事业很发达,这是事实。不过,笔者以为,美国的慈善事业缺乏深层的文化底蕴。不少美国学者称美国是民族“大熔炉”和文化“大熔炉”。其实,美国文化主流是基督教文化,是歧视其它宗教文化的,即使基督教内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也斗得很厉害。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同文化的融合。美国历届总统都是基督徒。他们身居高位,有一种“上帝是我,我是上帝”的睥睨一切的霸主之态。奥巴马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决不允许出现“美国第二”,换言之,美国永远要世界第一,支配全世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近海地发生强震,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是派遣大量官兵进驻海地。历史上的不少帝国终究会衰落。美国不少学者预言美国会像罗马帝国一样终究会衰落。美国慈善文化中除了基督教的因素外,还有一种“作秀”(make show)文化。许多美国慈善家是作秀文化的能手。例如纽约城市长布隆伯格,中国媒体有文章称誉他廉洁亲民。他年工资为1美元,换言之,他是义工市长。他每天坐地铁上班,可谓亲民。其实许多美国人知道,他只坐一段地铁而非上班的全路程,并且他有保镖相随左右。他任市长8年,靠当市长作秀,他的资产由40多亿美元剧增至180亿美元。美国慈善文化中还有一种“成就感”文化。大多数美国慈善家行善是为了获得如同他们经营企业成功那样的另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追求在本质上源自美国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理念。
笔者深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逐步落实,其慈善事业必将逐步兴盛起来。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地“学”。党中央最近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非常及时的。笔者非常欣赏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和吉林师范大学的“好学近知,力行近仁”的校训。“学”在中华文化中是指修习一种完整的人格,是将学习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生命的目的。通过“学”来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学”在中华文化中有“觉”的含义,是对真理的感悟,是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我们回顾一下四川大地震中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幕,感悟到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出现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大爱”。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地来感悟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倘若只有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知识,没有感悟,就会如同一册尘封的书籍。“平常心是道”。“道”在日常生活中,人的精神价值在“大爱”中。弘扬慈善理念,不只是指向个人人格修养,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提高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自觉性,克尽公民的社会责任,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推动政府将大多数公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完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法律和法规,形成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土壤。
笔者赞同全国政协委员李宏塔先生提出的“尽早设立中国慈善日”的建设。在慈善日中,通过慈善宣传、教育、演讲、研讨等等活动,使这一天“成为整个社会的爱心总动员”。慈善、爱心是社会要求,也是每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生存的要求。慈善教化是将社会要求转化为人人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教育。慈善教化是引导,而非任务布置;是感召,而非号召;是熏陶,而非教训。这靠心灵沟通,情感交融,情通理顺。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将鲜活的、触手可及的身边的慈善典型作为学习榜样,去践行。我们殷切期待法定“慈善日”的早日到来。
投身慈善事业,是不断地在生命中注入激情和大爱,以生命负起社会责任。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慈善就是一种“道”。心里有慈善理念和激情,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途径去行善。
道德、慈善精神的养成和发扬,要比物质财富的积累难得多。要“以人为本”,使公民能自由而全面发展,包括享有结社自由,需要克服“官本位”观念和行为的障碍,需要我们艰苦跋涉。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祛除“官本位”,崇尚“以人为本”,作为我们慈善教化的生命线。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境界,一种担当精神。我们中华民族要伟岸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要看中华儿女有多少人成为社会责任的担当者。
世界上任何成功的社会变革,一开始都是观念的变化。文化先行,总是社会变革的常规。公民首先在法律规范下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就必然能成长为既能捍卫个体权利,又不忘对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成熟公民。他们会“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公民自觉地设立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正是对国家和民族坚定的承担。慈善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倘若不重视慈善精神文化建设,就可能制约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观念性障碍最主要的是“官本位”意识。在我国,“官本位”意识与集权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不等于说,集权一定会产生“官本位”意识。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国家随着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活动的扩大,出现了愈来愈集权的趋势。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即使存在集权,也不一定会产生“官本位”意识。在公民社会远不成熟的地方,集权容易产生或加剧“官本位”意识。在这种意识左右下,公权容易滥用。公权指挥一切,乃至扩大到公益(慈善)领域。这就造成群众依靠公权解决一切问题的习惯,事事依靠政府,也就放弃了公民的参与权利和与之相联的公民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以结社的形式来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官本位”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的官场文化。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按照新理念开创新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我们从事慈善教化的工作者来说,“以人为本”是我们要弘扬的总体性的价值理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思想基础,包括道德修养和慈善修养,否则“以人为本”会因为缺乏现实社会的支撑而变成空洞口号。我们从事慈善教化,弘扬的是人本化价值取向的相对具体的理念。在社会中,人作为个体,其生存发展必须融入集体之中,《荀子》中说,“人生不能无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集体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慈善教化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更好的生活而规范人,营造有利于人们既能捍卫个体权利又不忘对国家负责的成熟公民的向上向善的文化,鼓励同人生发展目标相结合,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人人都有责任,个个可以参加,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既干大事,又不拒绝小事。为什么近数年来在慈善募捐方面出现既不够信任政府有关机构,也不够信任民间组织的情况呢?主要因为缺乏信息的公开透明。而信息公开透明是政府机构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命线。缺少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快捷和方便,不能看作只是技术问题。倘若政府官员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领导人真正有道德操守和慈善意识,这是不难解决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建立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有道德操守和慈善意识的人,倘若有一丝自私心,便知道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一个向上向善的人,不论当官,抑或担任民间组织的领导人,不但会对自己好,而且会处处替别人着想。
公民对于公益(慈善)事业,不能只限于参与,还需要道德和慈善理念的教育、慈善救助的专业教育。更重要的是,慈善理念的教育需要形成强大的社会教育环境。倘若没有这种环境,仅仅有参与的机会,并不足以使个体转变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在近几年突发事件中参与救助工作的志愿者比例虽高,但持续性不强。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只有那些与人生发展目标相结合的志愿者才能持久地参与救助”。“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确立、发展和完善是同广大公民的道德、慈善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相互促进和适应的,是双向的互动。一方面需要道德修养,人人有个人内心的自律;另一方面是法律制度的完善,人人有外在的他律。这样,公民积极地、守法地参与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与此同时,公民组建的合法的民间团体会被赋予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利。世间的道德律是有层次的:第一层次是身不做损人害人之事、违法之事,口不出损人害人、违法之言。这是道德底线;第二层次是诚信不欺。对个人而言,则有信誉,对政府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而言,有诚信,必有公信力;第三层次是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这要求知廉明耻。甘愿在物质上过简朴的生活,在精神上过单纯丰富的生活,才能达到这样的道德境界;第四层次是崇尚仁爱、博爱和慈悲为了利益人民大众而奉献出个体的自己,而且自己觉悟了,还帮助他人觉悟。换言之,慈善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慈善是高于道德的一种境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着它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中华文化是多种优秀文化的互动互融。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从文化传承的传统维度来看,文化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尺度,它以理念、思想、精神等塑造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之所以是多种优秀文化的互补互融,是因为多种优秀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礼记》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而不同,生生不息,就有生机和活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历经长期的交融,形成中国人认同的普遍的价值规则。儒佛道原本均非宗教,例如佛家是佛陀的教育,寺院是进行佛陀教育的地方,佛陀意为觉悟者,而非神。儒佛道非常讲究以品德来感召他人。所以三者亲和相融而成为中华的主流文化。我们需要经常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经典,从文化根基上去寻找动力,确立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端正自己人生的航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悟。
我们的媒体有时称赞美国的慈善事业发达。美国慈善事业很发达,这是事实。不过,笔者以为,美国的慈善事业缺乏深层的文化底蕴。不少美国学者称美国是民族“大熔炉”和文化“大熔炉”。其实,美国文化主流是基督教文化,是歧视其它宗教文化的,即使基督教内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也斗得很厉害。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同文化的融合。美国历届总统都是基督徒。他们身居高位,有一种“上帝是我,我是上帝”的睥睨一切的霸主之态。奥巴马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决不允许出现“美国第二”,换言之,美国永远要世界第一,支配全世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近海地发生强震,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是派遣大量官兵进驻海地。历史上的不少帝国终究会衰落。美国不少学者预言美国会像罗马帝国一样终究会衰落。美国慈善文化中除了基督教的因素外,还有一种“作秀”(make show)文化。许多美国慈善家是作秀文化的能手。例如纽约城市长布隆伯格,中国媒体有文章称誉他廉洁亲民。他年工资为1美元,换言之,他是义工市长。他每天坐地铁上班,可谓亲民。其实许多美国人知道,他只坐一段地铁而非上班的全路程,并且他有保镖相随左右。他任市长8年,靠当市长作秀,他的资产由40多亿美元剧增至180亿美元。美国慈善文化中还有一种“成就感”文化。大多数美国慈善家行善是为了获得如同他们经营企业成功那样的另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追求在本质上源自美国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理念。
笔者深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逐步落实,其慈善事业必将逐步兴盛起来。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地“学”。党中央最近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非常及时的。笔者非常欣赏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和吉林师范大学的“好学近知,力行近仁”的校训。“学”在中华文化中是指修习一种完整的人格,是将学习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生命的目的。通过“学”来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学”在中华文化中有“觉”的含义,是对真理的感悟,是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我们回顾一下四川大地震中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幕,感悟到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出现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大爱”。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地来感悟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倘若只有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知识,没有感悟,就会如同一册尘封的书籍。“平常心是道”。“道”在日常生活中,人的精神价值在“大爱”中。弘扬慈善理念,不只是指向个人人格修养,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提高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自觉性,克尽公民的社会责任,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推动政府将大多数公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完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法律和法规,形成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土壤。
笔者赞同全国政协委员李宏塔先生提出的“尽早设立中国慈善日”的建设。在慈善日中,通过慈善宣传、教育、演讲、研讨等等活动,使这一天“成为整个社会的爱心总动员”。慈善、爱心是社会要求,也是每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生存的要求。慈善教化是将社会要求转化为人人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教育。慈善教化是引导,而非任务布置;是感召,而非号召;是熏陶,而非教训。这靠心灵沟通,情感交融,情通理顺。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将鲜活的、触手可及的身边的慈善典型作为学习榜样,去践行。我们殷切期待法定“慈善日”的早日到来。
投身慈善事业,是不断地在生命中注入激情和大爱,以生命负起社会责任。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慈善就是一种“道”。心里有慈善理念和激情,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途径去行善。
道德、慈善精神的养成和发扬,要比物质财富的积累难得多。要“以人为本”,使公民能自由而全面发展,包括享有结社自由,需要克服“官本位”观念和行为的障碍,需要我们艰苦跋涉。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祛除“官本位”,崇尚“以人为本”,作为我们慈善教化的生命线。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境界,一种担当精神。我们中华民族要伟岸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要看中华儿女有多少人成为社会责任的担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