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这部戏是有一点喜剧风格。
　　王安忆：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喜剧元素。小说原著也很喜剧。虽然英国人一般来说相当地含蓄。我们这个戏一开始就很喜剧，希望上演之后也会有喜剧的效果，观众也能会心一笑。只是我现在还不敢打包票，要看观众的反应。
　　《新民周刊》：您的小说还是相当严肃的，写这样一个喜剧，对您来说算不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王安忆：不会啊。我的小说有很多都很幽默，我的小说还是很幽默的。（笑）
　　《新民周刊》：原来哈代写的是挤奶女，为什么要改成发廊女？
　　王安忆：时代不同了。哈代描写的是１８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和现在当然不太一样。原著的环境是在农庄里，我们现在在都市。作为我来说，我对农庄也没有太多感性的认识，也没怎么多想，就选择了发廊。主要我觉得发廊有一些特征。第一，它还是一个劳动场所，但是人不是绑在机器上面的，他们比较闲散，可以有更多的人物关系形成，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劳动场所，那么就不容易有意外产生。在发廊中，有各种各样意外的人际关系的可能，人在这里可以有自由的表达。另外，发廊有一点暗示性：它是一个化妆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受某种影响，我总觉得某些行业里会更多一些叙述的资源，比如说理发师。我们可以数一下，世界上关于理发师的故事有多少，这个场所应该说是有一些演义基础的，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发廊就更加复杂，其中有许多人是外地的洗头妹，她们对城市生活抱着非常多的幻想，结果却一次次堕入冰冷的深渊。
　　《新民周刊》：这个剧情本身是有一点点荒诞，一个大款即使破产，似乎拿出8元钱也不应该是个问题，很多人也提出质疑，池莉说您“文人写发廊，脱离生活实际”，您怎么看？
　　王安忆：那有什么好质疑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各种各样的传奇都可能发生。一夜致富一夜破产都不新鲜。我们做戏剧并不是说要复制现实，我们当然要有一些新鲜的想法。一个大老板真的可以穷到身无分文，我可以举好多好多例子。我记得前两天看电视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百万富翁落魄到沿街乞讨的地步，我觉得现代社会有各种的可能性，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一个人一下子富起来就有可能一下子穷下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新民周刊》：戏剧里有相当多的对话，您处理起来困难吗？
　　王安忆：写戏剧就是为了尝试对话。话剧必须用对话来交待过程，并且它是现场的，还不是过去式的，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这个剧里的许多对话很文学化，是不是也都是脱胎于原著？
　　王安忆：不是说脱胎于原著，而是说它的那种腔调被限定了，我就得这样说话，不是日常性的说话，而是戏剧性的，这是小说给我定的风格。但是我也不可能照搬哈代，因为原著是小说，其中的对话也不多。
　　
　　我很不喜欢做采访
　　
　　
　　《新民周刊》：您父亲是剧作家，他的话剧创作对您写话剧是否有影响？
　　王安忆：很可惜，我父亲5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开始创作话剧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所以他没法看到我的戏。他是导演，也写过剧本。谈到他对我的影响，我想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有很多机会去接触舞台，小时候他就常带我去剧场。对其他人来说，剧场可能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可是对我来说，我在那里蹿来蹿去蹦蹦跳跳，一切对我都没有神秘可言。他也没有很有意识地教我做什么，可是他会破除迷信。那些演员也会经常到我家来，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和我交朋友，让我对于话剧没有太强的畏惧感。否则的话，我可能不会去写话剧。当然，也不是说我对话剧没有敬意了，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试一下。现在话剧艺术中心又给我一个机会，我也想把握住它。
　　《新民周刊》：您说您写小说不太会去做采访，但是您说您会观察，写这部戏也是这样的吗？
　　王安忆：我很不喜欢做采访。我觉得采访只能是个辅助性的元素，你采访的对象会要求你写一篇符合他要求的作品，所以我几乎从来不做采访。这是个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觉得我就在生活之中，这个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迁都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中去了。我不写历史，如果写历史我可能要做些采访，我写当下的处境，是否一定有必要做采访？我个人是否定的意见。另一方面，我在中国的圈子也限制了我的认识范围，既然如此，那我就在我的圈子里寻找写作的对象好了。
　　《新民周刊》：那么《米尼》呢？您不是选取了十四个卖淫女作为采访对象吗？
　　王安忆：《米尼》是这样的。我到白茅岭去做采访，但是我很少写白茅岭如何如何，我在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确实让我接触到很多人，这些人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是遇不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提供给我很多素材。问题是这些素材远远不够我来写一部长篇小说，还得依靠你平时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深入了解。不可能仅仅依靠采访来写小说，我觉得主要还得靠想象。我在想，如果说作家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特质的话，那么就是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当然那不是凭空想象，需要一些条件。
　　《新民周刊》：您曾经谈到，您在采访她们时觉得她们对您说的话是假的，确实这样吗？
　　王安忆：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之后也没有再接触她们。她们说的话很不诚实。原因在我看来大概有两种，一是她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说话，她们对付警察，从来不会对他们说实话；另一个原因是她们是女孩子，有时候会无意识地为自己编织梦想。其实是挺复杂的。所以她们对我来说始终是我很感兴趣的一群人。
　　
　　对实验戏剧也感兴趣
　　
　　《新民周刊》：您偏爱的似乎还是现实主义的戏剧风格，对孟京辉、林奕华他们的戏剧实验感兴趣吗？
　　王安忆：也不是说对实验戏剧不感兴趣。我自己也企图在未来做一个比较概念化的话剧作品，我也觉得好的概念化戏剧也很不错，我前一次接受采访时还说起我很喜欢美国百老汇的戏剧《求证》，它是一个非常概念化的作品，可是它做得非常漂亮。我要做的话就不能学其皮毛还要得其本质。当我今天选择做《发廊童话》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做一些尝试，在很少的人物，很简单的故事情节中讲故事。我需要慢慢来，一步一步，不能着急，因为我的小说是非常写实主义的，当然在戏剧上我现在有一点改变了。我承认在戏剧中应该有现代性，小说不同，小说我也许可以坚持古典主义，在戏剧方面我看过一些比较现代的作品，也很喜欢。
　　《新民周刊》：那么现代派小说呢，在您给复旦大学学生讲课结集的《小说艺术讲演录》中，其中只有一部《百年孤独》不是现实主义，您对现代派的作品怎么看？
　　王安忆：我觉得现代派作品太容易讲解了。他们的作品里有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一拆开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它们太公式化了，这是我对它们不满意的地方。可是经典小说呢？它们牵涉到那么多方面的人、事和思想，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我讲经典小说的话，我可以讲很多很多内容，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感情。
　　我虽然讲了《百年孤独》，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在里面列了一张家族世系表，讲完这张表，这部小说也差不多了。现代派小说基本上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图表，而且现代派小说里有些比较差的小说是很容易蒙混过关的。
　　《新民周刊》：平时剧本读得多吗，还是主要去剧场？
　　王安忆：我看话剧主要看现场。如果只是看剧本，这个话剧很难在我头脑中立起来。如果是个导演的话，一看剧本就知道了，但是我不行。我常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话剧，我很喜欢看话剧，可以说凡是舞台上的我都喜欢。
　　《新民周刊》：《发廊童话》的海报看到了吗？是不是太青春气？有点像青春小说的封面。
　　王安忆：看到了，这是吕凉的意思，他把这部戏作为青春戏来做的。我看了两次连排，第一次我还有点茫然，第二次我就知道他的意图了，他的企图在慢慢体现出来。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海报有点像韩剧。（笑）不过还是很漂亮。
　　《新民周刊》：据说您对女主角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漂亮？
　　王安忆：我们第一次谈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演员的选择标准，吕凉跟我说他想找一个矮个的，我说个头我不管，演员都要漂亮。（笑）发廊女的世界和大款的世界其实是不同的，他们属于两个阶层。我们从正面来讲，一个是青春的世界，一个是已经衰退的世界。我觉得吕凉这个安排是很好的，当然他很缠绵。（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