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并出席庆祝海南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指示对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吹响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激昂号角。在出版战线工作多年的我们，备受鼓舞，不由地心潮起伏，回想起改革之初的一些往事来。

撬动出版改革的杠杆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武汉等地发表了南方谈话，给寻路的中国人带来了坚定改革的明确政治信号，消除了当时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深圳特区报的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像改革的冲锋号，传遍中国大地。同在宣传领域的出版人有些坐不住了，跃跃欲试，也想为改革开放鼓鼓劲儿，做点实事。
　　时任海南出版社掌舵人的袁大川社长看到了发展的空间，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遇。海南出版社由海南人民出版社更名而来，副牌为三环出版社。袁大川社长主导海南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中率先进行了改革探索，而最早“撬动”改革的举措是对出版社内部机制的改革，核心是把出版社中的编辑部转型成为相对独立的运营体以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出版效益。8个编辑室都有独立策划选题、自主印制、自主发行的权利，极具灵活性。这是后来诸多出版单位设立分社，趟出书业改革新路的雏形。
　　作为全国图书总发行单位的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北京市新华书店，以下简称“首所”）和海南出版社最初的业务合作也是从1992年开始的。首所是面向全国图书发行的中盘企业，依托北京出版资源的优势，在全国图书总发行企业中名列前茅，发行能力较强。与出版社的合作，一般除重点选题和编辑进行沟通外，对接的基本是出版社的发行人员。但在与海南出版社的合作中，首所与王同亿、蔡磊、操达志、刘文武、石博、苏斌等部门负责人、编辑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这种新的模式大大提高了出版效率和规模。
　　海南出版社机制改革的另一项“大胆”之举是允許各编辑部在全国各省设立办公地点。这在当时完全是出版机制改革的一种探索，是要有责任担当的人才能推进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效果明显。
　　聚集了一批优质资源，品牌影响力从地域走向全国。海南出版社对编辑部的布局和分布进行了精心合理地设置，从编辑部设在全国的机构分布看，基本上都是出版资源、作者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优质资源聚集比较明显。如从首都发行所每期征订的书目中可以看出，初期的订数在同类图书与在京出版社相比差距很大。通过优化选题，吸引优秀作者和大力宣传介绍，组织全国书店召开选题座谈会精准把握市场等举措，优质图书不断涌现，品牌形象逐步提升，被全国销售渠道认知，出版社的影响力迅速从海南本省走向了全国。
　　出版了一批有市场的图书产品，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读者对图书的阅读渴望需求较大，图书出版品种严重不足。海南出版社进行的社内机制改革顺应了读者和市场的需求，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图书，极大地增强了品牌知名度和认知度。如王同亿编写的《新编现代汉语词典》，蔡磊编辑部的《中国通史连环画》，刘文武、操达志、苏斌等编辑部编写的中小学生复习考试用书和模拟试题等一系列图书，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销售表现。其中刘文武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一套复习考试用书第一次征订时书名表达不够清晰准确，征订数未达到起印数量，我依据掌握的教材和教辅的情况，根据学生状况和特点重新更改书名再次进行征订，效果显著。后来，这套书多次再版重印。
　　以图书为主业，尝试内容产业链的延伸发展。海南出版社在做好图书出版主业的同时，在内容拓展延伸中也做了最早的成功尝试。如刘文武转型主持拍摄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乾隆王朝》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给内容在多层次开发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他本人也成为影视剧著名出品人、总制片人。再如，2019年7月4日《南方周末》刊发知名作家蒋子丹的纪实文学《奇人苏斌》，生动描述了著名出版人、影视策划制片人苏斌跌宕起伏的人生，读来令人感叹不已。
　　海南出版社的改革历程会在社史乃至中国当代出版史留下重重的一笔。从发展效果上看，“许多开展这一改革的出版社与首都发行所合作，使得许多编辑人才在未来发展成为其他项目的精英。而他们持续发展的基础，都是通过图书发行销售的积累取得”（任超语）。
　　改革机制、责任担当、适应市场、聚集人才，这是袁大川社长这一代出版人为国家出版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值得借鉴和学习。

我和海南新华的缘分

　　在全国23个省中，海南是个小省，业务体量不大。但是我（任超）和海南新华有着特殊的感情。上至万晓耕、温毅、何洋以及林琳、陈纯栋等负责同志，下至普通业务员，大家都是朋友，即便他们中后来有人转岗，每次我到海南，都会见见面，聚一聚，聊一聊。大家不仅仅是工作关系，更多的是友情、亲情。
　　1995年，海南省新华书店在得知我曾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后，特邀我到海南给省店全体员工讲一堂“如何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课，分享在北京市新华书店海淀门市部当营业员时，以及之后走上书店管理和领导岗位的工作体会——一名合格的营业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每天整理书架，保持书架整洁，做到熟悉图书各项基本信息和了解图书陈列的准确位置和陈列规范；深入了解读者需求，和读者交朋友，根据他们的需求荐书；上架陈列，及时掌握图书销售情况补充货源；最为关键的是带着一颗为读者服务的心，千方百计帮助读者找书、送书，尊重每一位读者。我记得当时讲了一个细节：就是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我都是双手递交图书到他们手上。据说此次专题授课，在海南省新华书店掀起了“比服务，赛技能”的热潮。
　　我在首所工作时，在海南连续举办了两届读书活动总结会，这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一个创举。海南省新华书店和海南出版社为会议做了很多辅助性工作，选址、会务、接待等。当时海南岛交通十分不便利，往来航班数量有限，一刮台风就没法离岛。有一次遭遇台风，我们几个负责同志坚守在机场，把每个参会者安全送出岛才离开。时任海南省新华书店副总经理的林琳说，“任社长的服务意识、服务精神在90年代是超前的。人民出版社以及任社长的团队对海南人民，对偏远地区的新华书店有着独特的偏爱”。

　　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海南举办的时候，我再次陪东梅来到海口，这一次更有意义，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活动现场不时有读者发出感叹，“像！真像！”称孔东梅与毛泽东长相像。读者把东梅团团围住，争相合影留念。
　　海南的媒体就此次活动采访我，我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特殊时刻，再次阅读这些充满哲理、寓意深刻而又形象生动的名言警句，能够在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诲，让人们更加缅怀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精深的思想理念。该书是值得每一个人，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广大青少年，去学习、收藏和随时翻阅的桌上书、枕边书。”作为一名出版行业的“老业务”，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

“十八棵青松”的故事

　　距离1992年那次火车脱轨事件已经27年了，“十八棵青松”的故事却深埋在一些“老业务”的心里，每每提起，感慨万千。
　　那年全国新华书店六片图书订货会分别在六个省会城市举行，我和时任首都发行所副经理张金龙出席了在南昌举办的华东片订货会，而后与来自全国十几个省新华书店业务科的同志们，扛着样书，乘坐火车赶赴长沙参加中南片区订货会。但火车行至江西萍乡，列车运行前方湖南五里洞路段发生火车脱轨事故，我们所乘列车无法继续前行。当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随火车退回到南昌，要么下车自谋出路。当时所有书店代表都选择了自寻办法，如期参加长沙会议，我们一整车厢的人都是书店代表，情况各有不同，有的省只有一位代表，有的省一到两位代表都是女同志，行动十分不便，我和张金龙当即商量并在车厢内大声呼喊：“愿意和我俩一起走的下车集合，咱们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其实当时湖南省新华书店外版科的关非同志已带着一辆小轿车在不远处等我，想专门接我乘小车去长沙，但我婉言谢绝了，请他接更需要照顾的同志。我和张金龙带着16位各地代表，四处查找周边的旅店，打算住一晚第二天赶路，但铁路事故后当地旅店人满为患，于是我们下决心花200元租用中巴车连夜赶赴长沙。万万没想到，深夜12点多，中巴车行驶在山路上刹车突然失灵，情况十分危险，所幸发现刹车故障后不久，车辆在缓慢滑行中见到路边有修车店并毗邻小饭店，于是，我们一车人一边等着修车，一边在路旁吃东西。当时招待大家的是每人一碗面，2个荷包蛋，人均4元钱。车修好后，披星戴月，继续赶路，第二天凌晨四点多，我们18个人安全到达长沙订货会驻地。从此，我与经历过此事的新华同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有18个亲历者，我们笑称是“十八棵青松”。
　　海南省新华书店业务科科长熊燕和王素美也是此事的亲历者，熊燕后来回忆说：“当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任社长站出来，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着每一个人。”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出版战线上摸爬滚打的老出版人回忆起当年做事业的艰辛都有很多聊不完的话。
　　回憶往事，感慨系之。从作者到读者到同事；从工作到友情到亲情，就是这样一件件温暖的小事，串起了我的出版生涯，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滴跃动的水珠。
　　（任超系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张金龙系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雷志系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