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的“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关系学院主办）期间，本刊记者遇到了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学者陆伯彬（ROBERT S. ROSS），对他进行了专访。陆伯彬是美国战略学界知名的“中国通”之一，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侧重于安全问题，著有《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一书。世界知识出版社曾于2012年12月出版他参与主编的《中美欧关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一书。早在2005年，陆伯彬就提出运用“现实主义政策”管理中美关系。2014年7月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一篇题为《中国崛起与亚洲紧张局势令中美关系进入螺旋式下降》的报道中引用陆的谈话指，中美关系“处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糟糕时刻，自冷战结束以来，现在的东南亚比任何时候都不稳定。”这一观点的提出，比美国另一位“中国通”蓝普顿的“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之说早了整整一年。 ——编者手记
　　《世界知识》：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您是否仍然认为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关键节点，或者说螺旋性下降的趋势中？
　　陆伯彬：本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果反映了美中关系的总体趋势：虽然双方在非安全性的双边领域以及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合作的努力取得了可观成绩，但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方式仍保持强烈抵触。尽管美中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在扩大，两国仍能保持总体的合作态势，这表明当下的美中关系同当年美苏在冷战中的关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然而，安全关系始终是大国关系的最重要方面，近来东亚国际关系当中对抗性的增多仍令人深感担忧。
　　《世界知识》：您认为中美关系中的海上安全问题将如何发展变化？它们会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风险吗？
　　陆伯彬：我认为，海上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风险性的问题。它事关美中各自的防务预算、武器装备升级、同盟伙伴关系，以及动态危机管控。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关系将是不稳定的，要想彻底扭转目前的对立并将其转化为协调合作的趋势就更加困难。美中双方若想增进彼此安全关系，需要尽量延长各自克制的时间弧，这种克制有助于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在东亚海上的战略意图，增进相互信任。
　　《世界知识》：能否请您解释一下“克制”的具体涵义？中美双方各需向对方和国际社会显示怎样的“克制”？美国是否需要承认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
　　陆伯彬：应对中国崛起对所有强国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中国外交寻求“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美中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地增多。美中必须相向而行，努力避免在东亚地区出现不必要的紧张，寻求双边关系稳定性的最大化。对中国而言，是更好地利用自身能力，使之与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相适应。中国寻求扩大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使之与自身不断增长实力相匹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想避免引发全地区的担忧，防止美国将中国解读为一个好斗的、想要挑战美国同盟体系的国家，北京必须展示克制和耐心。“要得太多，走得太快”（“Too much， too soon”）难免导致崛起阻力的上升。中国崛起必然谋求更多的海上安全，但真正能在大国关系中显效的是外交的力量。
　　对美国而言，它必须意识到，要想减少不必要的美中冲突，美国的对外战略需要因应中国崛起作出调整，要对中国进行“战略接触”（“strategic engagment”）。这可能需要与中国进行谈判，全面认知中国重要的安全利益在哪里，并且适应（accommodate）地区安全秩序的变化。一个自信的美国领导层应当明白，即使华盛顿向一个崛起的中国作出让步，美国仍将继续拥有显著的海上优势，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将继续与美国开展合作。美国不能把中国的每一条倡议都视为必须加以阻止的挑战。妥协并非时时皆有可能，但华盛顿应乐于向北京显示克制，与中国相互包容。
　　《世界知识》：您是否对近来中美两军交流所进取的进展、特别是两国军方制订舰机海空避碰规则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
　　陆伯彬：美中军事外交的确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双边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这种趋势当然有助于扩大、丰富两军之间的沟通管道，减少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危机升级风险。但是，即便两军交往得到扩大，美中海上安全关系仍在不断恶化，这种矛盾显示出军事外交对大国安全关系影响的局限性。
　　《世界知识》：回到南海问题，从目前局势看，您是否认为中美之间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对立？您对中国政府在新形势下处理与邻国的领土海洋争端有何建议？
　　陆伯彬：在南中国海发生更紧张、更严重对立的可能性不容低估。中国在有关海域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将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同盟关系和海洋利益构成更大压力，导致美国采取更多被中国视为挑战的措施。这样的互动将会形成巨大的、更广范围的对抗趋势。要中止这一趋势，中国可以考虑与各方共同努力寻求一个相对较长的“外交稳定期”，也就是说，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以维持现状为主，而不是谋求新的所得。有关各方如能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对稳定局势当然是有助益的，问题在于，多数地区国家可能不愿签署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最重要的是，即使各方强化多边承诺，致力于构建合作为主的地区关系，地区局势中的不稳定根源将始终存在。
　　《世界知识》：有学者相信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架构将是一个“新两极格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妥协”（Grand Bargain）将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陆伯彬：虽然许多力量参与全球政治，但是美中两极格局将主导东亚战略结构。日本将继续依赖于美日同盟关系，俄罗斯将被持续的经济下滑和美俄在欧洲的紧张关系牵扯大部分精力。我预计，美中难以达成“大妥协”，即便达成也难持久。东亚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这不会是一种静态的局面，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美中关系的挑战将是持续不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的相对能力继续增长，美国和中国就必须围绕彼此战略关系和地区秩序反复进行新的谈判。这将是一个充满竞争、艰难延宕的过程。
　　《世界知识》：美国对华政策重审的序幕似乎已在华盛顿拉开，其表现就是正在进行的对华政策讨论。您对此有何评论？美国战略学界有人呼吁，美国政府不宜对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努力发出强硬拒绝的信号，您对此是否赞同？
　　陆伯彬：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讨论，主要反映了各界对2009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明显而持续的外交强势的广泛关切，这种外交强势对地区稳定和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构成影响。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准备放缓攻势。因此，人们主要讨论的是美国应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以牵制（CURTAIL）中国的地区雄心。在这场讨论中，没有多少人认为是美国导致了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没有多少人把主要精力用来强调美中相互适应的重要性，那些主张美国应对中国单方面显示宽容的专家所言，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世界知识》：您对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何预期？
　　陆伯彬：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为两国元首9月会晤打下重要基础。我预计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届时将就美中加强在全球问题和非安全领域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从而有力促进两国关系。但在小范围的私密讨论中，美方还是会继续敦促中方澄清其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和意图，要求中方放缓有关行动。相较于2012年6月两国元首加利福尼亚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亲密氛围，习主席9月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可能因美中围绕海上安全问题的分歧而显得更为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