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无非是对人的机体的一个巨大的生物学实验。
　　丘吉尔终其一生都在充分享受美酒美食。有人问他长寿的秘密何在，他拿开嘴边的雪茄回答说：“不锻炼！”现如今，如果有人说出这样的话，那他的竞选大业最多进行到村长一级就寿终正寝了。
　　不过有人站在丘吉尔一边，荷兰著名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米达斯?德克思米达斯?德克思一心想颠覆了关于体育运动的主流观念，在《健身狂想曲——非运动生活的幸福》一书中，德克思从生物学上嘲讽体育比赛的荒谬性，
　　他说，虽说性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体育却不是，体育本身不是一种需求。整整一百年前，体育这东西还几乎不存在，不管是弗洛伊德还是达尔文都没有提到。当时在维也纳，人们至多做点体操，在伦敦，闲暇阶层的人们懒洋洋躺在柔软的沙发上。再往前回溯一个多世纪，那时的人们根本还没出现关于体育这个东西的念头。从古希腊人停办他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一直到法国人顾拜旦在19世纪末复兴奥运会之间的1500年间，人类完全没有体育，却活得挺好。在古老的奥林匹克和新的奥运会之间，人类长时间满足于当一个农民和工人，把力气耗费在田地上。
　　体育复兴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当时工厂和工业城市里的空气混浊，身体活动日渐单调，到如今就变成了食指和中指在鼠标上的活动。如果人类有足够的新鲜空气和有意义的身体活动，那样的话我们就一劳永逸地摆脱了体育运动。现代体育既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它的主打产品，“混合了好战情绪和宗教狂热，”德克思说。
　　德克思剖析了体育的各种悖论。他说，对人类学家来说，每个运动员都是个自愿的试验品。要让一条鳄鱼飞跑到肺要炸的地步或让一只萤火虫最大限度的发光，恐怕都极其困难，但劝说人们接受极限测试却容易得多，按照德国运动生理学家威尔多?霍尔曼的看法，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无非是对人的机体的一个巨大的生物学实验。
　　过去欧洲流行畸形人秀：从腰部连结的连体双胎，最胖的女人，最矮的侏儒，长胡子的女人。人们看过了不免摇头叹息一番，难掩他们的震惊。德克思的想法有些极端，他将运动员和这些畸形人相比：篮球运动员必须特别高才行，铅球运动员要特别重，马拉松运动员要瘦。
　　一个体育场和一个畸形人秀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前者则不然，畸形人秀带来的恐惧、羞愧和尴尬，在体育场里被极度的惊叹和欢呼所取代。面对一个艰难支撑到马拉松终点线的筋疲力尽的人，或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吃得异常肥胖的相扑运动员，人们不得不自问，体育是否真地让人类更有尊严？
　　德克思告诫人们，人的身体不是为了一场橄榄球、一场马拉松和一轮冷酷的训练而生的。它是一个能量储存器，只是为了在特定的契机下，比如在危险中取用，或者为了给一个潜在的伴侣以深刻的印象。如果一辆车一个小时能开200公里自然不错，不过谁也不想让它以这样的速度持续奔驰几天。当然身体也不能懒洋洋，需要活动，不过不用让它穿上刺眼的服装，穿上气垫鞋，脖子上挂上秒表。最好的情况是我们把肌肉用于它本来的目的上：呼吸，走路，把食物装进肚子，谈话，生孩子，寻找食物，直至最后一息。
　　像德克思这样的反思者，在任何为体育运动而狂热的国家里都会被视为异端。马上，世界就要共同欢庆四年一次的奥运会，电视镜头里，肌肉健美得超乎想象的运动员拼命竞争，而电视前的观众连遥控器都懒得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