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虽然在供需的调节下运行，但供需并非唯一的因素。买卖双方都希望有个稳定的生存环境。这就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彼此之间有一种道德的承担。
　　
　　日本在大震灾后社会井然有序，货架空空却没有带来恐慌，商家也不乘机哄抬物价。这在某中国市场派的经济学家看来，是违反了经济规律，制造了短缺。对这番理论，我已经进行了批判，不必多谈。但是，另一个问题还是必须回答：市场是否应该服从道德原则？以道德原则规范市场，是否就损坏了市场经济？
　　其实，这个问题亚当·斯密早就试图回答过。这是他为什么一方面写了《国富论》，一方面写了《道德情操论》的原因。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仿佛是预料到二百多年后自己在中国的追随者，除了市场外不知道道德情操为何物，于是在书中特别提问：如果远在地球另一头的中国发生大地震，大量人口死亡，我们是否应该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挽救那里的人？在他看来，灾难是检验我们终极价值的时刻。
　　日本文化中，一直有个强烈的主题，叫“义理与人情”。“义理”指社会责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中互益的原则；“人情”指人的自然感情，比如爱情、同情等等。“义理”与“人情”相合时自然皆大欢喜，冲突时则必须作出选择。在经济秩序中，“义理”更为重要。不守“义理”所规定的社会责任，不仅会被认为是为富不仁，而且也很难在日本的文化环境中成功。
　　即使跨入21世纪，日本一些政治家还反复强调：日本就是一座村庄。意思是大家乡里乡亲，守望相助，不能见钱眼开，舍弃邻居之间的情谊。日本大企业长期奉行终生雇用的原则，宁愿养着那些拿高工资、生产力低的老职工。这里的一个原则就是企业对职工负有“义理”上的责任。许多外国人说日本人心胸狭窄，走到哪里也要到日本人自己开的店买东西，哪怕价格贵到宰人的地步。这显然是文化偏见所制造的神话，毕竟日本是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但真到日本居住一段時间就知道，邻里地区一些惨淡经营的爷爷奶奶店，确实获得老顾客的同情，买东西能去那里买就尽量去那里。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种“义理”上的责任。
　　此次大震灾后，物资短缺。商家守着空空的货架坚持不降价，等于把轻而易举到手的利润白白送人。这里坚持的，还是“义理”的原则。商家的命捏在消费者手里，大家长年累月地前来捧场，商家对于消费者，有一种“义理”上的感念。而这种大灾难正是大家同舟共济的时刻，是强化彼此之间“义理”纽带的机会。商家在此时刻如果背叛自己的“义理”，短期内也许能大捞一把，长期看则落下恶名，被消费者抛弃。在商业竞争中，企业可以赔本抢占市场份额，这种行为并非不符合市场经济。“义理”实际上为日本企业维持着结结实实的市场份额，谁会在此时刻因小失大呢？
　　其实，这不仅仅是在日本，在美国这个最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大家也不能随便根据市场的供需来改变自己的道德承诺。比如在2010-2011年的冬天，波士顿赶上十年不遇的大雪，许多屋顶竟被厚厚的积雪所压塌。那些平日不受注意的屋顶清雪工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一位清雪公司经理兼工人的妻子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文，细述这一危险行业的甘苦，并谴责一些大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其中有位大款打电话给她丈夫：“开多少钱你才能马上来？一千，两千，还是三千？”清雪工的回答是：这个行当多少年来一直都有个先来后到。大家都危在旦夕的时刻，更不能靠钱插队。如果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市场是靠着供需调节，大雪使得清雪工作变得更加危险，成本更高，理应按照供需来调节价格。肯出大钱的，自然享受了服务。清雪的人赚了大钱，自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招致更多的人投入清雪业，平衡供需，解决了清雪人员不足的问题。
　　可惜，这套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和真正市场经济的现实严重脱节。按供需调节清雪价格，只能使穷人的房子被压塌，富人平安无事。市场虽然在供需的调节下运行，但供需并非唯一的因素。买卖双方都希望有个稳定的生存环境。这就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彼此之间有一种道德的承担。
　　
　　薛涌
　　旅美学者，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中国文化的边界》、《仇富》和《怎样做大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