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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步入利用外资大省“亮点”彰显
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得益于率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先机，经过对外借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建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为主要方式的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及“入世”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福建已成为全国吸收外资最早、数量最多的几个省市之一。至2004年年底，全省累计批准外资项目3万4千多项，实际利用外资525亿多美元，步入了全国利用外资的大省行列。
福建利用外资彰显以下“四大亮点”：
一是利用台资达到较大规模。从1981年第一家台资企业在福建落户至2004年底，福建共批准台资项目8082项，约占全国台资项目数的24%；全省合同利用台资总额138.7亿美元，占全国19.8%；按验资口径，实际利用台资103.46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台资总量的22%。
二是全省145个开发区（含全省拟保留的）、四个台商投资区成为全省利用外资的主要载体。至2003年底，全省省级以上64个各类开发区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600多项，实际利用外资141亿美元，占全省的31%。至2004年6月底，海沧、杏林、集美、福州4个台商投资区累计引进台资项目520个，合同利用台资46.3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41.33亿美元。
三是海峡农业合作试验区发展势头良好。全省共批准农业台资项目1600多项，实际利用外资11.5亿美元，合同利用台资19亿美元，农业利用台资总额在各省市中位居前列，成为大陆对台农业引进合作密集区。在引进资金的同时，还引进了台湾农业良种2500多种，先进技术600多项，先进设备3500台套。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省传统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加速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带动了福建省农产品深度加工和食品工业的发展。
四是引进了一批规模大的旗舰型、技术和管理比较先进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的知名企业、大集团或跨国公司，大大增强了福建省的工业实力。如：华映（PDP）、冠捷电子、戴尔、翔鹭、太古、灿坤、爱普生、松下、诺尔，戴克和东南汽车，后石电厂，以及与美孚、沙特阿美海外公司合作的世界级一体化炼油合作项目等，极大地改变了福建工业的薄弱基础，增强了福建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催生、壮大了三大支柱产业，并形成一批以龙头企业为骨干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
事实有力表明：福建实施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规模与成效是明显的，有力地加速了福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粗放型利用外资的负效应显山露水
20多年来福建省在利用外资的规模、质量与效益上，与一些利用外资的强省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尚有不少差距。在沿海各省市争夺外资这个稀缺生产要素的区域竞争中，福建引资数量、增幅位次不断后移，份额逐减，区域优势趋于弱化，外资区际转移加速。在实施市场换资金、换技术中，过多地引进了一些过度消耗资源、后端获利能力低的加工贸易型的项目，或产品雷同及过度饱和的产品、产业，降低了市场换资金、换技术的效应。在长时期实施政府主导型引资和以土地和税收优惠为主的“让利竞争”引资模式中，积累了不少经济矛盾、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伴生着一定的“增长之痛”，导致一段时期内相当普遍的土地粗放利用和税收的流失。全省整顿前原有149个省以下开发区，违规用地面积19.7平方公里，约占开发区面积的36%。有的县级开发区开发2000多亩土地，却没有落户一个项目。在片面追求高增长、粗放型增长模式驱动下，一些地方用“规模用地”招商引资争得项目，以低于成本价格出让土地或放宽减免所得税幅度；或对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实行“先征后退”，对高耗能外资企业实行电价补贴，允诺减免应交规费等。少数甚至引入优惠加补贴大于税收，或国家、群众得惠很少的项目。一些地方的“让利竞争”，以及引资中单纯的数量考核和速度“比拼”，导致了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加剧了沿海地区增量土地的矛盾，及国内产品饱和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大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使GDP增长代价增加。目前，全省河流水质大多下降，主要河流水源污染长度增加。一些外商项目获准土地使用权后，“开而不发”；有的利用工业项目捆绑批地用于搞房地产。传统的增长方式和粗放型利用外资方式，在推进区域经济高增长同时，伴生的“负效应”相当突出，是难以维系的发展模式。
目前，福建省沿海不少县市和开发区，增量土地高度紧张，影响了一批好的工业外资项目在福建沿海一些地方落户。福建已成为华东地区（除浙江外）电力供应最紧张的省份。用电峰期不少市县已拉闸限电，企业开工不足，电力供给紧张已成为外资企业扩大投资和落地项目的一种“心病”。这种外延扩大再生产和粗放型引资的模式，已使福建一些地方生产要素难以支撑，环境容量难以继续承载。一些地方开始显现利用外资的速度、规模与效益不协调，工业增加值与财政收入比低，资金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与效益、质量不同步，技术、人才、管理没跟进，以及引进外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藕合等新矛盾、新问题。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环境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利用外资的方式必须实施战略性转型。
建设节约型和环境友好社会呼唤利用外资方式转型
早在“九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所以应把转变发展模式、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衡量取舍的根本标准。去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全国开发区工作会议的批示中，强调开发区要认真总结经验，做到“四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更加注重引进技术和开发创新，更加注重开发项目的质量与效益，更加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防止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更严肃指出：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污染环境、经济粗放增长的局面，我们将“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交代”。
最近国务院专门发出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通知，强调“树立节约第一意识”，要求建立包括项目规划、立项、审批、监督、管理及其经营等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资源浪费“问责制”。刚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意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浙江省围绕转变增长方式，已确立了以招商选资方式力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产业层次升级；以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为突破口，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两大推手”，着手推进粗放型引资向集约型引资方式的转变，以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中共福建省委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中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提高引进项目的科技含量，提高利用台资的水平”。福建省省长黄小晶在年初省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转变粗放型的引资方式已经成为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福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实现利用外资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须有效实施以下几个转变：
一是利用外资要从以二产为主，转向二、三产并重转变。福建沿海地区在继续引资发展工业同时，城市应重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旅游、中介服务、文化产业等生产型、消费型和公共服务型的现代服务业，把它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以缓解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杭州已确立实施“三、二、一”产业发展战略，福建省中心城市和城区可以借鉴。
二是从被动引资向主动引资、选资转变。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以规划和布局引领利用外资，促使从一般性招商向重点项目招商、专项招商、产业链招商转变，以提高引进项目的科技含量和人才、先进管理的跟进。同时扩大外资项目在国内采购、零配件国产化配套、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产品后端获利能力提高，以增强引进项目对当地产业、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要着力促进加工贸易型企业的转型与升级。不能不顾环境容量、承载力和产业政策，为追求引资规模，降低项目门槛，搞“捡到篮子就是菜”。
三是从重视引进资金，向同时更加注重引进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转变。工业利用外资已有一定规模的第一层面地区，要把引资争夺要素的重点转向高科技和高级管理人才，引进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中心、研发机构及知识产权。在未来几年，全球服务业外包市场将以每年30~40%速度递增。要抓好大转移机遇，积极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有条件地区要逐渐培育服务外包基地。
四是从分散招商向以开发区、工业区（“飞地工业园”）为主要载体的招商转变。要打破行政区界限，促进项目集聚。要重视集约利用土地，搞好现有开发区、工业区存量土地调整利用，充分利用荒山、荒地、矿山废弃地、滩涂等进行开发，减少占用耕地。实行供地量与投资额、产业效益、建筑密度、容积率指标挂钩，推行单位面积土地最低投资限额。整合现有开发区、工业区的项目，对超期“开而不发”项目要依法开展“二次招商”。对与自身区位、产业定位不适应的粗放型项目，或排污不达标项目，要推动其梯度转移或搬迁改造。要全面实施经营性土地挂牌拍卖制度，用价格杠杆把住土地“闸门”。在乡镇或非开发区，除少数资源条件特殊以外，不要再布局新的工业项目。
五是从政策优势向综合环境优势、市场公平竞争转变，从让利优惠政策竞争向综合服务水平竞争转变。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人文环境，规范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优惠便捷的服务环境，高效运行的行政运转等综合环境优势。同时注意解决外商人居、医疗卫生、子女就学等“落地生根”环境，为外资企业营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必须靠改革推进利用外资方式转型
造成粗放型增长方式、引资方式长期存在，且一些地方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难以有效转变，有其深刻的认识、体制和政策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必须靠改革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首推是要转变、拓展发展观念。区别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中心，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与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经济单项突进，及忽视资源、环境、生态代价发展的两种不同发展内涵，切实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要着力把科学发展观从指导原则推向制度设计，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制度保障。要加快调整、完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府政绩评估体系、干部评价体系与机制，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增量与质量相统一的考核指标，将资源节约和实际效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以合理评价单位、个人业绩，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其次，需推进投资、财税、价格等改革，创新其制度性安排。完善投资项目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与程序，对涉及土地征用、环境准入评价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要扩大知情权、倾听专家与业务部门意见，把住环保底线。要改革地方收入与产值挂钩的生产型增值税，推行消费型增值税，用税收杆杠促使政府不仅关心生产，同时关注消费，促进消费。要形成有利于建立起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体制和机制，唤起全社会“树立节约第一意识”，建立起资源浪费“问责制”，把责任细化至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个人。
利用外资方式的转型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福建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增长方式和利用外资方式转型需要支付相当的成本，是福建省“十一五”及2020年前绕不过去的问题，早认识、早解决就越早赢得主动。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方式上的缺陷，过于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不着力构建自己的比较优势，导致经济活力丧失，出现衰退的“拉美现象”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在当前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建设节约型社会时，福建应变挑战为机遇，在促进外商更多投资同时，应切实加快利用外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得益于率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先机，经过对外借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建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为主要方式的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及“入世”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福建已成为全国吸收外资最早、数量最多的几个省市之一。至2004年年底，全省累计批准外资项目3万4千多项，实际利用外资525亿多美元，步入了全国利用外资的大省行列。
福建利用外资彰显以下“四大亮点”：
一是利用台资达到较大规模。从1981年第一家台资企业在福建落户至2004年底，福建共批准台资项目8082项，约占全国台资项目数的24%；全省合同利用台资总额138.7亿美元，占全国19.8%；按验资口径，实际利用台资103.46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台资总量的22%。
二是全省145个开发区（含全省拟保留的）、四个台商投资区成为全省利用外资的主要载体。至2003年底，全省省级以上64个各类开发区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600多项，实际利用外资141亿美元，占全省的31%。至2004年6月底，海沧、杏林、集美、福州4个台商投资区累计引进台资项目520个，合同利用台资46.3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41.33亿美元。
三是海峡农业合作试验区发展势头良好。全省共批准农业台资项目1600多项，实际利用外资11.5亿美元，合同利用台资19亿美元，农业利用台资总额在各省市中位居前列，成为大陆对台农业引进合作密集区。在引进资金的同时，还引进了台湾农业良种2500多种，先进技术600多项，先进设备3500台套。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省传统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加速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带动了福建省农产品深度加工和食品工业的发展。
四是引进了一批规模大的旗舰型、技术和管理比较先进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的知名企业、大集团或跨国公司，大大增强了福建省的工业实力。如：华映（PDP）、冠捷电子、戴尔、翔鹭、太古、灿坤、爱普生、松下、诺尔，戴克和东南汽车，后石电厂，以及与美孚、沙特阿美海外公司合作的世界级一体化炼油合作项目等，极大地改变了福建工业的薄弱基础，增强了福建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催生、壮大了三大支柱产业，并形成一批以龙头企业为骨干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
事实有力表明：福建实施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规模与成效是明显的，有力地加速了福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粗放型利用外资的负效应显山露水
20多年来福建省在利用外资的规模、质量与效益上，与一些利用外资的强省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尚有不少差距。在沿海各省市争夺外资这个稀缺生产要素的区域竞争中，福建引资数量、增幅位次不断后移，份额逐减，区域优势趋于弱化，外资区际转移加速。在实施市场换资金、换技术中，过多地引进了一些过度消耗资源、后端获利能力低的加工贸易型的项目，或产品雷同及过度饱和的产品、产业，降低了市场换资金、换技术的效应。在长时期实施政府主导型引资和以土地和税收优惠为主的“让利竞争”引资模式中，积累了不少经济矛盾、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伴生着一定的“增长之痛”，导致一段时期内相当普遍的土地粗放利用和税收的流失。全省整顿前原有149个省以下开发区，违规用地面积19.7平方公里，约占开发区面积的36%。有的县级开发区开发2000多亩土地，却没有落户一个项目。在片面追求高增长、粗放型增长模式驱动下，一些地方用“规模用地”招商引资争得项目，以低于成本价格出让土地或放宽减免所得税幅度；或对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实行“先征后退”，对高耗能外资企业实行电价补贴，允诺减免应交规费等。少数甚至引入优惠加补贴大于税收，或国家、群众得惠很少的项目。一些地方的“让利竞争”，以及引资中单纯的数量考核和速度“比拼”，导致了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加剧了沿海地区增量土地的矛盾，及国内产品饱和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大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使GDP增长代价增加。目前，全省河流水质大多下降，主要河流水源污染长度增加。一些外商项目获准土地使用权后，“开而不发”；有的利用工业项目捆绑批地用于搞房地产。传统的增长方式和粗放型利用外资方式，在推进区域经济高增长同时，伴生的“负效应”相当突出，是难以维系的发展模式。
目前，福建省沿海不少县市和开发区，增量土地高度紧张，影响了一批好的工业外资项目在福建沿海一些地方落户。福建已成为华东地区（除浙江外）电力供应最紧张的省份。用电峰期不少市县已拉闸限电，企业开工不足，电力供给紧张已成为外资企业扩大投资和落地项目的一种“心病”。这种外延扩大再生产和粗放型引资的模式，已使福建一些地方生产要素难以支撑，环境容量难以继续承载。一些地方开始显现利用外资的速度、规模与效益不协调，工业增加值与财政收入比低，资金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与效益、质量不同步，技术、人才、管理没跟进，以及引进外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藕合等新矛盾、新问题。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环境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利用外资的方式必须实施战略性转型。
建设节约型和环境友好社会呼唤利用外资方式转型
早在“九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所以应把转变发展模式、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衡量取舍的根本标准。去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全国开发区工作会议的批示中，强调开发区要认真总结经验，做到“四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更加注重引进技术和开发创新，更加注重开发项目的质量与效益，更加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防止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更严肃指出：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污染环境、经济粗放增长的局面，我们将“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交代”。
最近国务院专门发出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通知，强调“树立节约第一意识”，要求建立包括项目规划、立项、审批、监督、管理及其经营等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资源浪费“问责制”。刚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意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浙江省围绕转变增长方式，已确立了以招商选资方式力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产业层次升级；以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为突破口，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两大推手”，着手推进粗放型引资向集约型引资方式的转变，以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中共福建省委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中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提高引进项目的科技含量，提高利用台资的水平”。福建省省长黄小晶在年初省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转变粗放型的引资方式已经成为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福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实现利用外资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须有效实施以下几个转变：
一是利用外资要从以二产为主，转向二、三产并重转变。福建沿海地区在继续引资发展工业同时，城市应重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旅游、中介服务、文化产业等生产型、消费型和公共服务型的现代服务业，把它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以缓解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杭州已确立实施“三、二、一”产业发展战略，福建省中心城市和城区可以借鉴。
二是从被动引资向主动引资、选资转变。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以规划和布局引领利用外资，促使从一般性招商向重点项目招商、专项招商、产业链招商转变，以提高引进项目的科技含量和人才、先进管理的跟进。同时扩大外资项目在国内采购、零配件国产化配套、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产品后端获利能力提高，以增强引进项目对当地产业、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要着力促进加工贸易型企业的转型与升级。不能不顾环境容量、承载力和产业政策，为追求引资规模，降低项目门槛，搞“捡到篮子就是菜”。
三是从重视引进资金，向同时更加注重引进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转变。工业利用外资已有一定规模的第一层面地区，要把引资争夺要素的重点转向高科技和高级管理人才，引进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中心、研发机构及知识产权。在未来几年，全球服务业外包市场将以每年30~40%速度递增。要抓好大转移机遇，积极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有条件地区要逐渐培育服务外包基地。
四是从分散招商向以开发区、工业区（“飞地工业园”）为主要载体的招商转变。要打破行政区界限，促进项目集聚。要重视集约利用土地，搞好现有开发区、工业区存量土地调整利用，充分利用荒山、荒地、矿山废弃地、滩涂等进行开发，减少占用耕地。实行供地量与投资额、产业效益、建筑密度、容积率指标挂钩，推行单位面积土地最低投资限额。整合现有开发区、工业区的项目，对超期“开而不发”项目要依法开展“二次招商”。对与自身区位、产业定位不适应的粗放型项目，或排污不达标项目，要推动其梯度转移或搬迁改造。要全面实施经营性土地挂牌拍卖制度，用价格杠杆把住土地“闸门”。在乡镇或非开发区，除少数资源条件特殊以外，不要再布局新的工业项目。
五是从政策优势向综合环境优势、市场公平竞争转变，从让利优惠政策竞争向综合服务水平竞争转变。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人文环境，规范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优惠便捷的服务环境，高效运行的行政运转等综合环境优势。同时注意解决外商人居、医疗卫生、子女就学等“落地生根”环境，为外资企业营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必须靠改革推进利用外资方式转型
造成粗放型增长方式、引资方式长期存在，且一些地方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难以有效转变，有其深刻的认识、体制和政策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必须靠改革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首推是要转变、拓展发展观念。区别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中心，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与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经济单项突进，及忽视资源、环境、生态代价发展的两种不同发展内涵，切实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要着力把科学发展观从指导原则推向制度设计，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制度保障。要加快调整、完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府政绩评估体系、干部评价体系与机制，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增量与质量相统一的考核指标，将资源节约和实际效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以合理评价单位、个人业绩，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其次，需推进投资、财税、价格等改革，创新其制度性安排。完善投资项目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与程序，对涉及土地征用、环境准入评价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要扩大知情权、倾听专家与业务部门意见，把住环保底线。要改革地方收入与产值挂钩的生产型增值税，推行消费型增值税，用税收杆杠促使政府不仅关心生产，同时关注消费，促进消费。要形成有利于建立起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体制和机制，唤起全社会“树立节约第一意识”，建立起资源浪费“问责制”，把责任细化至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个人。
利用外资方式的转型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福建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增长方式和利用外资方式转型需要支付相当的成本，是福建省“十一五”及2020年前绕不过去的问题，早认识、早解决就越早赢得主动。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方式上的缺陷，过于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不着力构建自己的比较优势，导致经济活力丧失，出现衰退的“拉美现象”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在当前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建设节约型社会时，福建应变挑战为机遇，在促进外商更多投资同时，应切实加快利用外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