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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考试历来被认为是读书人实现社会阶层跨越的一个便捷途径，但是这条看似宽阔的路上却充满艰难险阻。制度的局限性、巨额的花费以及一些其他的原因，都在默默地把一部分贫寒学子排斥在门外。
关键词：科举 社会流动性 明朝
科举，是由国家设立科目，用分级统一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的制度。a 历经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科举考试的产生，使大批寒门士子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为官，进而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一旦登科，即为鲤鱼跃龙门，身份有了质的变化，因而科举也成为众多底层人物改变自己及其家人地位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一功能，科举制度被众多学者认为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之功效。
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科举的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全社会共同的追求。但是漫长的科举道路真的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吗？
一、明朝选举之法的局限性
明朝“選举之法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b。四种方法各有侧重，在不同时期，地位也不一样，但都可以实现读书做官的目的。举荐主要实行于明朝初年，后因采用专门的科举考试而废除，因其实行时间短，影响较小，故本文不讨论这一途径。另外三种途径，虽然看起来入仕的途径还是比较丰富，但是，这种丰富只是针对特定人群而言，其弊端也有不少。有明一朝并不是谁都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有些人被排除在科举之外。
首先，女性被排除在外。古代中国是男权社会，女子社会地位低下，一般都属于男子的附庸。除此之外，自古便对女子拥有才智有错误的看法，认为女子拥有才智，是社会祸患的根源。从先秦时期的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到明清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这一认识贯穿于整个古代中国。基于这一错误的认识，古代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因此她们是一个远离学校的群体，更别说参加科举考试了。因此，这几种入仕途径，全部将女子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整个社会近一半的人口排除在外。虽然她们可以凭借其男性家属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把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总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有效。其次，贱民禁止参加科举。中国古代除了将百姓简单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等之外，在此之下还有更低一等级人存在，称之为贱民。贱民制度贯穿于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要有等级的存在，贱民制度就不会消失。c 明朝有大量关于贱民的记载，并将之规定为奴婢、倡优和隶卒，我们把这类被法律明文记载的贱民称为传统型贱民。除了这类之外，还存在一些法律没有规定其贱民身份，但因其从事低贱职业、被人看不起的人，也被称为贱民，这类人在明朝大概分为乐户、丐户、伴当、世仆、疍户、九姓渔户。无论是被法律规定为贱民的群体，还是因从事低贱职业而被百姓视为贱民的群体，他们都不能参加科举，更没有做官的权利。除此之外，他们的后代也跟他们一样，同为贱民，也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只有当他们改变贱民身份，他们三代之后的后辈才能取得平民身份d，进而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如此一来，这一类人想要改变其低贱的社会身份，实现阶层的跨越的道路就变得坎坷崎岖了。
从这一系列的限制来看，明朝的科举并不是对全社会的人无条件开放，由于其对女性的排斥，再加上还有其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的广大人群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明朝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不足全体人员的一半。仅从参与率来说，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的贡献就要大打折扣了。
二、投入甚巨的科举之路
《明史》记载，明朝“科举必由学校”e，即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必须进入官方兴办的学校。虽然有学者认为“明朝的科举并非必由学校”f， 但是笔者认为，即使科举不是必由学校，学校在科举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承担着大部分科举应试者的培育工作，只有小部分的人才是通过其他渠道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该章节主要讨论仕子由学校走上科举之路的花费，一方面是因为史书关于这部分有详细的记载，能够提供充分的史料证明；另一方面则是从结论的代表性出发。
明朝学校分为两类：京师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这两者并不是初级学校与高级学校的关系，而是等级平等的，都是政府主持开办的官学，当中的佼佼者都可以参加科举。学生进入官学，即取得生员身份。然而，想要取得生员身份，却是有要求的，明初规定生员要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年及十五之上，已读《论》《孟》四书者方许入学” g 。到成化三年（1467）放宽了条件：“选择子弟年十五、十六以下，资质聪明俊秀者方许入学”，由此可见，想要获得生员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从小表现出读书的天赋。
“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五岁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 h 如此一来，他才有很大的几率在之后的各级别考试中脱颖而出，顺利登科入围。当然，这只是针对普通平民而言，对于那些权贵家庭或者拥有庞大财富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弟要获得生员身份就简单多了。权贵家庭可以依靠祖辈的功劳，获得朝廷的赏赐，获得“荫生”，富足之家可以通过向政府捐献财物，而为家庭成员谋得“捐纳生”。通过这两种途径，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生员称号，从而获得参加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资格。而平民之家的成员，就须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从小就表现出读书的天赋，并加以培养。
古代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都是依靠农业，因而总收入都不是很高，人均“基本维持在6公石小麦上下，相当于今天的391公斤，按照1990年美元计值为200美元左右” i 。而科举之途却是一条需要投入巨量财富的道路，士子们不仅需要承担读书期间的日常花销，其他需要花费资金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考试费、参加科考的路费及期间的食宿费，甚至有时还需要给学院师长、主考考官供奉。这些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对于一个传统农业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更何况一旦走上科举道路，在考取功名之前，考生往往都是与青灯黄卷做伴，不事生产。在古代这种生效效率低下的社会，少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无疑会对家庭收入造成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 社会流动性 明朝
科举，是由国家设立科目，用分级统一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的制度。a 历经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科举考试的产生，使大批寒门士子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为官，进而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一旦登科，即为鲤鱼跃龙门，身份有了质的变化，因而科举也成为众多底层人物改变自己及其家人地位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一功能，科举制度被众多学者认为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之功效。
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科举的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全社会共同的追求。但是漫长的科举道路真的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吗？
一、明朝选举之法的局限性
明朝“選举之法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b。四种方法各有侧重，在不同时期，地位也不一样，但都可以实现读书做官的目的。举荐主要实行于明朝初年，后因采用专门的科举考试而废除，因其实行时间短，影响较小，故本文不讨论这一途径。另外三种途径，虽然看起来入仕的途径还是比较丰富，但是，这种丰富只是针对特定人群而言，其弊端也有不少。有明一朝并不是谁都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有些人被排除在科举之外。
首先，女性被排除在外。古代中国是男权社会，女子社会地位低下，一般都属于男子的附庸。除此之外，自古便对女子拥有才智有错误的看法，认为女子拥有才智，是社会祸患的根源。从先秦时期的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到明清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这一认识贯穿于整个古代中国。基于这一错误的认识，古代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因此她们是一个远离学校的群体，更别说参加科举考试了。因此，这几种入仕途径，全部将女子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整个社会近一半的人口排除在外。虽然她们可以凭借其男性家属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把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总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有效。其次，贱民禁止参加科举。中国古代除了将百姓简单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等之外，在此之下还有更低一等级人存在，称之为贱民。贱民制度贯穿于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要有等级的存在，贱民制度就不会消失。c 明朝有大量关于贱民的记载，并将之规定为奴婢、倡优和隶卒，我们把这类被法律明文记载的贱民称为传统型贱民。除了这类之外，还存在一些法律没有规定其贱民身份，但因其从事低贱职业、被人看不起的人，也被称为贱民，这类人在明朝大概分为乐户、丐户、伴当、世仆、疍户、九姓渔户。无论是被法律规定为贱民的群体，还是因从事低贱职业而被百姓视为贱民的群体，他们都不能参加科举，更没有做官的权利。除此之外，他们的后代也跟他们一样，同为贱民，也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只有当他们改变贱民身份，他们三代之后的后辈才能取得平民身份d，进而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如此一来，这一类人想要改变其低贱的社会身份，实现阶层的跨越的道路就变得坎坷崎岖了。
从这一系列的限制来看，明朝的科举并不是对全社会的人无条件开放，由于其对女性的排斥，再加上还有其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的广大人群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明朝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不足全体人员的一半。仅从参与率来说，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的贡献就要大打折扣了。
二、投入甚巨的科举之路
《明史》记载，明朝“科举必由学校”e，即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必须进入官方兴办的学校。虽然有学者认为“明朝的科举并非必由学校”f， 但是笔者认为，即使科举不是必由学校，学校在科举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承担着大部分科举应试者的培育工作，只有小部分的人才是通过其他渠道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该章节主要讨论仕子由学校走上科举之路的花费，一方面是因为史书关于这部分有详细的记载，能够提供充分的史料证明；另一方面则是从结论的代表性出发。
明朝学校分为两类：京师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这两者并不是初级学校与高级学校的关系，而是等级平等的，都是政府主持开办的官学，当中的佼佼者都可以参加科举。学生进入官学，即取得生员身份。然而，想要取得生员身份，却是有要求的，明初规定生员要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年及十五之上，已读《论》《孟》四书者方许入学” g 。到成化三年（1467）放宽了条件：“选择子弟年十五、十六以下，资质聪明俊秀者方许入学”，由此可见，想要获得生员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从小表现出读书的天赋。
“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五岁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 h 如此一来，他才有很大的几率在之后的各级别考试中脱颖而出，顺利登科入围。当然，这只是针对普通平民而言，对于那些权贵家庭或者拥有庞大财富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弟要获得生员身份就简单多了。权贵家庭可以依靠祖辈的功劳，获得朝廷的赏赐，获得“荫生”，富足之家可以通过向政府捐献财物，而为家庭成员谋得“捐纳生”。通过这两种途径，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生员称号，从而获得参加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资格。而平民之家的成员，就须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从小就表现出读书的天赋，并加以培养。
古代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都是依靠农业，因而总收入都不是很高，人均“基本维持在6公石小麦上下，相当于今天的391公斤，按照1990年美元计值为200美元左右” i 。而科举之途却是一条需要投入巨量财富的道路，士子们不仅需要承担读书期间的日常花销，其他需要花费资金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考试费、参加科考的路费及期间的食宿费，甚至有时还需要给学院师长、主考考官供奉。这些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对于一个传统农业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更何况一旦走上科举道路，在考取功名之前，考生往往都是与青灯黄卷做伴，不事生产。在古代这种生效效率低下的社会，少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无疑会对家庭收入造成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