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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人生观，说不清也得说。 芸芸众生所形容的漫漫人生，到了哲人的眼里，就变成了白马过隙。不仅如此，对人生和世界迥然不同的认知的差异，遂使人们分成不同的群体和集团，当然这个划分是以出生地所处的文明圈和家庭的宗教背景为主要依据的，世界上多少年来的分歧争论乃至战乱的根源也就在此。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极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和难以协调共处，要想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即文化冲突问题，必须从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地位人群的人生观的融通开始。
让儿童永远爱好遐想，享受遐想，这应当是民族文化将来的希望。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想这个事情的人大多是闲得没事的人，尤其是不谙世事的儿童。在我年少时，与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在大院子的空地上看着夜空中的繁星议论大爆炸是怎么回事，真有一个有见识的小哥哥能把当时刚刚诞生的大爆炸理论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弟弟们心服口服着实入了迷。从此，那个神秘的假说一直陪伴着我过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的孩子们绝对没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轻松和快乐，这一点从他们在小学期间就要天天用带拉把的小行李车运载沉重的书包上学就能证明。面对中国儿童生活这样的变迁，真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是进步了？是退步了？还是什么可怕力量让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陷入了某种难以逃离的泥淖？
人很渺小，人类很渺小，切勿把“伟大”一词拿来自吹自擂。 我从小爱读书，爱思考，心中总有着无数的猜想和好奇在追寻着答案。我爱看宇宙探索、动物世界和一部分的《百家讲坛》（它必须有思想性有信息量，我对不少说书的混入《百家讲坛》很有意见），因为从中能搜寻到验证我的宇宙观、世界观的知识和素材，这可以加深我对自己精神生活的自信。对宇宙的如此理解，使得我把人生仅仅看成一个过程——既然一切都会过去成为虚无缥缈的历史，那就不要把现实生活中的得失利害看得太重。既然你的生命如此短暂，那么用来耗费你的时间的那些“努力”，其价值又是否值得质疑呢？成吉思汗从东欧和中东得胜回归的路上，看到自己孩童时代生活的草原时，很悲怆地说了一句：“上苍如果能让我回到童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王国都拿出来交换。”我们后人所能得到的“成就”是永远也不会比得上成吉思汗了，因此我认定，一个人的生活，其真正价值是年轻的心态和纯真的生活哲学。若此生一直能轻松地享受我一贯的童趣就足以能让我欣慰了。
对客观世界的敬畏应当是人类的第一知觉。 佛家有“恒河沙数”之语说世界之浩瀚，殊不知，天上星座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地上所有海滩上的沙粒数量。据天文学家的科学观测，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太阳系这样的星系，银河系外又有1000亿个以上的河外星系作为银河系的姊妹星系。如此观之，从空间角度看，宇宙中我们的地球连沧海一粟都谈不上，那么地球上的人类更是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了。面对如此浩瀚无际的星空，人类的渺小与脆弱应当成为人类看待神的原始出发点，从而生出对客观世界敬畏之心，应当把一切不敬天不自量的狂妄都抛到九霄云外去。我成长在那个战天斗地的特殊年代，面对大人们无谓的匆忙与无知的狂妄，只剩下了疑惑不解，遂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藐视市井间尘嚣的性格。
宇宙自身就是“上帝”，人类应当从这个假设为开端设计自己的文化。 最近，美国的天文学家们用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结果证实，把我们的这个“正宇宙”的年龄从大约140亿年精确到138亿年。我极力想读懂那篇报告却深感我的知识储备之不足，于是我只能虔诚地全盘接受之。另一个对重大题材的“接受”是十年前党治国先生来京住在我家时不倦地开导我皈依基督教，为此我们彻夜长谈。党先生是理工出身，50年代清华大学的高材生，黄万里先生的高足。他说进化论有缺陷，在时间上对不上。宇宙的年龄只有一百多亿年，而从碳和氮的氧化物开始到能生成人类DNA所用的时间，远远超过它，他用来证明的那些道理和依据，在我听来有似于天书，那些类似解释爱因斯坦质量——能量相互转化公式推演，我根本听不懂。我虽然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却由衷地笃信了这一点：“上帝”这启发个人类智慧的假设原点，是个很伟大的发现，它是从13世纪开始的现代文明的进程所借助的两个思想支点之一（另一个支点是古希腊人所创造的“逻辑”）。我虽没有履行必要的手续成为正式的基督徒，但我对现代文化的母体——基督教的新教文化充满敬意，对基督徒群体很是高看。
宇宙观启蒙教育不可或缺，少了这一环不仅仅是儿童的不幸。 我之所以要先谈一谈宇宙和上帝，是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人，首先要有一颗敬畏之心，知道天高地厚，然后再时时注意把儿时的纯真之心保持终身，最后才能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让我在看待人生，看待民族，看待社会时都能保持客观一致性，否则我的认识就会自相矛盾，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做出自欺或者欺人的事情。信仰还告诉我，人的各种“观”是有先后主次的，由宇宙观生出世界观，由世界观生出民族观，由民族观生出人生观。也有这样的人，他没有前几种“观”，只有最后一种飘渺的“观”——人生观，也没有人对他进行过人生观的启蒙，那样的人只为自己的感官而生活，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实社会让不少这样的人获得了“成功”，如黄胜、雷政富等等，给中国生出了那么多的烦恼和麻烦。没有信仰的人不值得别人尊敬，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会尊重自己——缺乏自尊心。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松散与凌乱，造成了中国人信仰教育的长期缺失。 今后中国人的麻烦还在于中国人宇宙观、民族观和人生观这“三观”的松散关系甚至相互矛盾或者根本缺无，而比中国人更难以逾越跨入现代社会的民族则是“三观”的凝固不化。他们有着极其一致的宇宙观民族观和人生观，他们看淡自己的生命，更把别人（他们称为“异教徒”）的生命视为草芥，现今世界因为他们的执着和任性而冲突不断。对比这两个极端，我感觉还是中国人这方面的麻烦要好处理一些。思考这两个问题时，我发现其原因可以通过一条线索来展示，那就是宗教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一个是极端封闭的宗教说教的可怕浸润，一个是对整个民族和一个人的整个人生的信仰教育的缺无。试想，一个孩子在他咿呀学话时听到了什么就能影响他的终身生活哲学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找到改造我们文化的突破口呢？ 在中国人“一盘散沙”这个表象的背后，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缺乏自我否定的精神和勇气。 我长时间地思考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它的形成过程。对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人的家族文化如何形成的顿悟是受了观看中部非洲的野生动物世界的启发。其实在远古，中国这片大地上，也是那样一种情形，只是中国人早把那些毒蛇猛兽消灭殆尽了。中国人为什么把多子看成多福？因为中国的安全是指皇家的安全，皇家安全了，别的就不重要了。别的家族的安全怎么办？为了自己家族的安全，每一个家庭和家族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才不会有人敢欺负，因此一定要多生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非洲野牛、鬣狗、长颈鹿群，没有一定的数量早就统统地做了人家的肉糜。中国人在两千多年里，对内对外只能像野生动物那样依靠家族的规模而生存。其实，依仗着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应当能想到，家族人数的激增必然导致整个民族人口的暴涨，养活增长的人数的食粮从哪里来？中国历史上没有社会学，没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学者群（只有庙堂里那群御用师爷和躲到深山里的闲散诗人群体，他们或者无意或者无力，都不会把社会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即进行数字化研究），于是就使得中国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成了一部周期律的展示平台，其中人口是主旋律，饥饿是主旋律的伴奏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相伴相生，不离不弃。人多了，有几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到外部世界去开荒，二是弯着心眼琢磨邻家的土地和抗租抗税。前者造成了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的传统，后者造就了窝里斗的恶习，表现为土豪劣绅横行霸道、无赖刁民坑蒙拐骗，或者逼上梁山造反社会。
“崇义抑利”喊了两千五百年后，反而是利欲熏天的现实。 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特殊性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为那么多的外国民族所难以理解。现在我似乎有了新的顿悟，那就是它是由中国人传统家族文化的里面滋生出来的。形成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本质力量是最原始的利益集团凝聚力。从本质上看，西方人的宗教文化是以信仰为纽带组成民族和国家的，而中国人始终围绕着利益进行思考。打江山当皇帝，悬梁苦读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打土豪分田地，本质上最终都以利益为目的，中国人都听得懂，你的什么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土地上算什么玩意？从家族文化进化到宗教文化，似乎是几乎所有民族的一个必经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是中国人太过聪明还是太不安分，就没有真正地沐浴过那段炼狱般的洗礼。
国情由民情决定，民情由文化决定，不改造文化，只改革制度的改革终将流于形式。 1913年，袁世凯的总统顾问美国行政学家古德诺给袁世凯做出了一个“顶层设计”，其所依据道理是“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不宜实行共和制，只能继续实行帝制”。我斗胆认为这个美国学者说得有道理。弥漫中国的家族文化一下子实行共和制无异于异想天开。原来的皇帝没有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想的不是什么民主共和，而是由谁来“坐龙廷”。当时稍有共和思想的人数少得可怜。现实情况是，20年代的中国，从东三省到山东、河南、两湖、四川、福建、江西，到处是拉杆子的土匪，这都是家族文化的产物，没有了皇帝那个大家族，就震慑不住中国这个亿万家族的混合体了，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有官府背景的强人则进行军阀割据，没有官方背景的强人就落草为寇。怪不得那时候的中华民国被人称为“中华匪国”了。
家训只是零散的小范围的说教，说家训式的《论语》能治天下纯粹是瞎掰。 如果说中国人是太过聪明，那就是看透了借助神力的依托来说明现实生活的事理有点舍近求远，直接用圣人的教导或自己家族的家长训话把别人借助于神的嘴说出的道理作为信条岂不更直接么？于是远古的中国就有了百家语录，如老子《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等，近古的《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书》。即使是进来了外来的佛陀、基督和先知，也都是把他们当作有钱有闲时用以解闷的精神茶点，并不把他们的话当成生活中必须恪守的戒律。
现代社会需要现代理念，而现代理念是众多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冲突中整合、妥协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所有中国人就没有了共同的目标和信仰——这就是“一盘散沙”的来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感于此，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把儒家学说定为“国教”，以统一中国人的思想。现在看来，那真是一个幼稚可笑的主张，虽然愿望很好，也看起来可行，但是用几个两千年前的古人的一套说法来规范现代社会人群的行为，绝对有点牵强附会南辕北辙，也就是说太把中国的圣人当成了熟知现代文明社会准则的先知了。要知道，现代社会的发轫处是古代希腊人的哲学和逻辑学，其中又在其后的两千年的时间里，融入了犹太人的人人平等思想、古代罗马人的法制文化、法兰西的自由精神与社会契约精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权力制衡理论与实践，以及新教文化的区域自治文化与节俭精神，我们民族的一个孔夫子再神奇也不具备那么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逻辑思维的能力，想牵强附会地从中国古书堆里挖掘现代社会的精神元素，无异于“缘木求鱼”。
造成中国盛世与衰世交替两千多年的罪魁祸首是空洞虚伪的“儒文化”。 中国人为什么被人称为“一盘散沙”？中国人为什么以巨大的人口大国却屡屡惨败于人数远远少于自己的入侵者？中国人为什么在没有一个高压强权的威慑时表现出各种非理性的行为？这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我们民族文化的“粘合剂”——儒家学说比不过别人的宗教文化那样能把整个民族统一到同一个旗帜下。尤其在所谓“末世”时期，中国总会被外部本不很强盛的民族征服，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我以为，这个问题必须引起中国人的警醒，不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上述问题已经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人已经绕过去那个周期律了；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警惕，历史很可能重演，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的中国梦——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中国文化虽然博大（文字留下了很多）但不精深。抽象地看，它不过是如此这般地简单构成的：首先，它是一大群家族的家族文化的混合体，其中最大的那个家族的利益总汇就是皇权政治；其次这个混合体是用一个叫做“儒家学说”这样一个体系上不完整、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的说法作为粘合剂拼合到一起的。说那套学说不完整，是因为它只说了家人之间、家族之间、友人之间的处世哲学，没有关于信仰、关于生死、关于全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宏观理论。说它不能自圆其说，是因为它只是“教导”没有权力没有地位的人们如何温顺服从，而对执掌政权的人却无能为力，尤其是那个位于“人上人”的人及其身边的打手恶奴们则根本不把这套学说当一回事。从实践的角度看，两千年来这套理论自始至终摈弃了占人口多数的“小人”，只跟社会中的少数人（君子）说话。只这一条，它就应当承担分裂中华民族的责任。根本不具备能凝聚整个民族的有生命力的宗教所应当具备的特质。中国人要想成为受到所有民族由衷敬佩的民族就必须有这样一个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体系——它既有中国人所乐见的传统道德观，又有世界关怀的伟大胸襟，既有对家庭氛围的深刻责任感，又有对社会责任的公允担当，既有人文意味的人情味道，又有对大自然敬畏和呵护，倘若如此，大大小小的民族如果不真心服膺我族文化，那倒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了。这一梦想终会成真，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坚信。
让儿童永远爱好遐想，享受遐想，这应当是民族文化将来的希望。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想这个事情的人大多是闲得没事的人，尤其是不谙世事的儿童。在我年少时，与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在大院子的空地上看着夜空中的繁星议论大爆炸是怎么回事，真有一个有见识的小哥哥能把当时刚刚诞生的大爆炸理论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弟弟们心服口服着实入了迷。从此，那个神秘的假说一直陪伴着我过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的孩子们绝对没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轻松和快乐，这一点从他们在小学期间就要天天用带拉把的小行李车运载沉重的书包上学就能证明。面对中国儿童生活这样的变迁，真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是进步了？是退步了？还是什么可怕力量让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陷入了某种难以逃离的泥淖？
人很渺小，人类很渺小，切勿把“伟大”一词拿来自吹自擂。 我从小爱读书，爱思考，心中总有着无数的猜想和好奇在追寻着答案。我爱看宇宙探索、动物世界和一部分的《百家讲坛》（它必须有思想性有信息量，我对不少说书的混入《百家讲坛》很有意见），因为从中能搜寻到验证我的宇宙观、世界观的知识和素材，这可以加深我对自己精神生活的自信。对宇宙的如此理解，使得我把人生仅仅看成一个过程——既然一切都会过去成为虚无缥缈的历史，那就不要把现实生活中的得失利害看得太重。既然你的生命如此短暂，那么用来耗费你的时间的那些“努力”，其价值又是否值得质疑呢？成吉思汗从东欧和中东得胜回归的路上，看到自己孩童时代生活的草原时，很悲怆地说了一句：“上苍如果能让我回到童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王国都拿出来交换。”我们后人所能得到的“成就”是永远也不会比得上成吉思汗了，因此我认定，一个人的生活，其真正价值是年轻的心态和纯真的生活哲学。若此生一直能轻松地享受我一贯的童趣就足以能让我欣慰了。
对客观世界的敬畏应当是人类的第一知觉。 佛家有“恒河沙数”之语说世界之浩瀚，殊不知，天上星座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地上所有海滩上的沙粒数量。据天文学家的科学观测，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太阳系这样的星系，银河系外又有1000亿个以上的河外星系作为银河系的姊妹星系。如此观之，从空间角度看，宇宙中我们的地球连沧海一粟都谈不上，那么地球上的人类更是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了。面对如此浩瀚无际的星空，人类的渺小与脆弱应当成为人类看待神的原始出发点，从而生出对客观世界敬畏之心，应当把一切不敬天不自量的狂妄都抛到九霄云外去。我成长在那个战天斗地的特殊年代，面对大人们无谓的匆忙与无知的狂妄，只剩下了疑惑不解，遂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藐视市井间尘嚣的性格。
宇宙自身就是“上帝”，人类应当从这个假设为开端设计自己的文化。 最近，美国的天文学家们用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结果证实，把我们的这个“正宇宙”的年龄从大约140亿年精确到138亿年。我极力想读懂那篇报告却深感我的知识储备之不足，于是我只能虔诚地全盘接受之。另一个对重大题材的“接受”是十年前党治国先生来京住在我家时不倦地开导我皈依基督教，为此我们彻夜长谈。党先生是理工出身，50年代清华大学的高材生，黄万里先生的高足。他说进化论有缺陷，在时间上对不上。宇宙的年龄只有一百多亿年，而从碳和氮的氧化物开始到能生成人类DNA所用的时间，远远超过它，他用来证明的那些道理和依据，在我听来有似于天书，那些类似解释爱因斯坦质量——能量相互转化公式推演，我根本听不懂。我虽然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却由衷地笃信了这一点：“上帝”这启发个人类智慧的假设原点，是个很伟大的发现，它是从13世纪开始的现代文明的进程所借助的两个思想支点之一（另一个支点是古希腊人所创造的“逻辑”）。我虽没有履行必要的手续成为正式的基督徒，但我对现代文化的母体——基督教的新教文化充满敬意，对基督徒群体很是高看。
宇宙观启蒙教育不可或缺，少了这一环不仅仅是儿童的不幸。 我之所以要先谈一谈宇宙和上帝，是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人，首先要有一颗敬畏之心，知道天高地厚，然后再时时注意把儿时的纯真之心保持终身，最后才能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让我在看待人生，看待民族，看待社会时都能保持客观一致性，否则我的认识就会自相矛盾，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做出自欺或者欺人的事情。信仰还告诉我，人的各种“观”是有先后主次的，由宇宙观生出世界观，由世界观生出民族观，由民族观生出人生观。也有这样的人，他没有前几种“观”，只有最后一种飘渺的“观”——人生观，也没有人对他进行过人生观的启蒙，那样的人只为自己的感官而生活，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实社会让不少这样的人获得了“成功”，如黄胜、雷政富等等，给中国生出了那么多的烦恼和麻烦。没有信仰的人不值得别人尊敬，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会尊重自己——缺乏自尊心。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松散与凌乱，造成了中国人信仰教育的长期缺失。 今后中国人的麻烦还在于中国人宇宙观、民族观和人生观这“三观”的松散关系甚至相互矛盾或者根本缺无，而比中国人更难以逾越跨入现代社会的民族则是“三观”的凝固不化。他们有着极其一致的宇宙观民族观和人生观，他们看淡自己的生命，更把别人（他们称为“异教徒”）的生命视为草芥，现今世界因为他们的执着和任性而冲突不断。对比这两个极端，我感觉还是中国人这方面的麻烦要好处理一些。思考这两个问题时，我发现其原因可以通过一条线索来展示，那就是宗教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一个是极端封闭的宗教说教的可怕浸润，一个是对整个民族和一个人的整个人生的信仰教育的缺无。试想，一个孩子在他咿呀学话时听到了什么就能影响他的终身生活哲学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找到改造我们文化的突破口呢？ 在中国人“一盘散沙”这个表象的背后，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缺乏自我否定的精神和勇气。 我长时间地思考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它的形成过程。对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人的家族文化如何形成的顿悟是受了观看中部非洲的野生动物世界的启发。其实在远古，中国这片大地上，也是那样一种情形，只是中国人早把那些毒蛇猛兽消灭殆尽了。中国人为什么把多子看成多福？因为中国的安全是指皇家的安全，皇家安全了，别的就不重要了。别的家族的安全怎么办？为了自己家族的安全，每一个家庭和家族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才不会有人敢欺负，因此一定要多生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非洲野牛、鬣狗、长颈鹿群，没有一定的数量早就统统地做了人家的肉糜。中国人在两千多年里，对内对外只能像野生动物那样依靠家族的规模而生存。其实，依仗着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应当能想到，家族人数的激增必然导致整个民族人口的暴涨，养活增长的人数的食粮从哪里来？中国历史上没有社会学，没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学者群（只有庙堂里那群御用师爷和躲到深山里的闲散诗人群体，他们或者无意或者无力，都不会把社会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即进行数字化研究），于是就使得中国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成了一部周期律的展示平台，其中人口是主旋律，饥饿是主旋律的伴奏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相伴相生，不离不弃。人多了，有几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到外部世界去开荒，二是弯着心眼琢磨邻家的土地和抗租抗税。前者造成了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的传统，后者造就了窝里斗的恶习，表现为土豪劣绅横行霸道、无赖刁民坑蒙拐骗，或者逼上梁山造反社会。
“崇义抑利”喊了两千五百年后，反而是利欲熏天的现实。 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特殊性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为那么多的外国民族所难以理解。现在我似乎有了新的顿悟，那就是它是由中国人传统家族文化的里面滋生出来的。形成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本质力量是最原始的利益集团凝聚力。从本质上看，西方人的宗教文化是以信仰为纽带组成民族和国家的，而中国人始终围绕着利益进行思考。打江山当皇帝，悬梁苦读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打土豪分田地，本质上最终都以利益为目的，中国人都听得懂，你的什么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土地上算什么玩意？从家族文化进化到宗教文化，似乎是几乎所有民族的一个必经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是中国人太过聪明还是太不安分，就没有真正地沐浴过那段炼狱般的洗礼。
国情由民情决定，民情由文化决定，不改造文化，只改革制度的改革终将流于形式。 1913年，袁世凯的总统顾问美国行政学家古德诺给袁世凯做出了一个“顶层设计”，其所依据道理是“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不宜实行共和制，只能继续实行帝制”。我斗胆认为这个美国学者说得有道理。弥漫中国的家族文化一下子实行共和制无异于异想天开。原来的皇帝没有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想的不是什么民主共和，而是由谁来“坐龙廷”。当时稍有共和思想的人数少得可怜。现实情况是，20年代的中国，从东三省到山东、河南、两湖、四川、福建、江西，到处是拉杆子的土匪，这都是家族文化的产物，没有了皇帝那个大家族，就震慑不住中国这个亿万家族的混合体了，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有官府背景的强人则进行军阀割据，没有官方背景的强人就落草为寇。怪不得那时候的中华民国被人称为“中华匪国”了。
家训只是零散的小范围的说教，说家训式的《论语》能治天下纯粹是瞎掰。 如果说中国人是太过聪明，那就是看透了借助神力的依托来说明现实生活的事理有点舍近求远，直接用圣人的教导或自己家族的家长训话把别人借助于神的嘴说出的道理作为信条岂不更直接么？于是远古的中国就有了百家语录，如老子《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等，近古的《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书》。即使是进来了外来的佛陀、基督和先知，也都是把他们当作有钱有闲时用以解闷的精神茶点，并不把他们的话当成生活中必须恪守的戒律。
现代社会需要现代理念，而现代理念是众多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冲突中整合、妥协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所有中国人就没有了共同的目标和信仰——这就是“一盘散沙”的来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感于此，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把儒家学说定为“国教”，以统一中国人的思想。现在看来，那真是一个幼稚可笑的主张，虽然愿望很好，也看起来可行，但是用几个两千年前的古人的一套说法来规范现代社会人群的行为，绝对有点牵强附会南辕北辙，也就是说太把中国的圣人当成了熟知现代文明社会准则的先知了。要知道，现代社会的发轫处是古代希腊人的哲学和逻辑学，其中又在其后的两千年的时间里，融入了犹太人的人人平等思想、古代罗马人的法制文化、法兰西的自由精神与社会契约精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权力制衡理论与实践，以及新教文化的区域自治文化与节俭精神，我们民族的一个孔夫子再神奇也不具备那么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逻辑思维的能力，想牵强附会地从中国古书堆里挖掘现代社会的精神元素，无异于“缘木求鱼”。
造成中国盛世与衰世交替两千多年的罪魁祸首是空洞虚伪的“儒文化”。 中国人为什么被人称为“一盘散沙”？中国人为什么以巨大的人口大国却屡屡惨败于人数远远少于自己的入侵者？中国人为什么在没有一个高压强权的威慑时表现出各种非理性的行为？这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我们民族文化的“粘合剂”——儒家学说比不过别人的宗教文化那样能把整个民族统一到同一个旗帜下。尤其在所谓“末世”时期，中国总会被外部本不很强盛的民族征服，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我以为，这个问题必须引起中国人的警醒，不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上述问题已经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人已经绕过去那个周期律了；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警惕，历史很可能重演，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的中国梦——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中国文化虽然博大（文字留下了很多）但不精深。抽象地看，它不过是如此这般地简单构成的：首先，它是一大群家族的家族文化的混合体，其中最大的那个家族的利益总汇就是皇权政治；其次这个混合体是用一个叫做“儒家学说”这样一个体系上不完整、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的说法作为粘合剂拼合到一起的。说那套学说不完整，是因为它只说了家人之间、家族之间、友人之间的处世哲学，没有关于信仰、关于生死、关于全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宏观理论。说它不能自圆其说，是因为它只是“教导”没有权力没有地位的人们如何温顺服从，而对执掌政权的人却无能为力，尤其是那个位于“人上人”的人及其身边的打手恶奴们则根本不把这套学说当一回事。从实践的角度看，两千年来这套理论自始至终摈弃了占人口多数的“小人”，只跟社会中的少数人（君子）说话。只这一条，它就应当承担分裂中华民族的责任。根本不具备能凝聚整个民族的有生命力的宗教所应当具备的特质。中国人要想成为受到所有民族由衷敬佩的民族就必须有这样一个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体系——它既有中国人所乐见的传统道德观，又有世界关怀的伟大胸襟，既有对家庭氛围的深刻责任感，又有对社会责任的公允担当，既有人文意味的人情味道，又有对大自然敬畏和呵护，倘若如此，大大小小的民族如果不真心服膺我族文化，那倒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了。这一梦想终会成真，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