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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神仙信仰“通俗化”进程，上元夫人形象大抵也循着这种女仙降临、结下情缘、诱导凡俗的情节演变。而如果回过头来看《汉武帝内传》里汉武帝和上元夫人的关系，显然已经包含这种情侣关系的暗示。这从前面提到的作品着力描绘上元夫人的女性美可以透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上元夫人完成了求仙导师到多情仙姝的转型。
随着道教的发展，某些仙真会被“传说化”。北周武帝宇文邕敕纂的《无上秘要》里面记载了另一种面貌的上元夫人：
上清真人不勤仙事，在局替慢，亏废真任，漏泄宝诀，降授非真，皆退上真之录，充五岳都校之主，千年随格进号，受上元夫人之位、元君之号。不勤帝局，亏替正事，降适过礼，朝晏失节，轻泄天宝，降授不真，皆削真皇之录，退紫虚之位，置于中玄清微游散灵官，七百年随勤进号。（《无上秘要》卷九《灵官升降品》）
这是把上元夫人写成在仙界获罪的“谪仙”，即是和六朝传说中许多谪降的女仙属于同类了。所谓“降适过礼，朝晏失节”，不知细节如何，显然有另外的相关传说。这表明《内传》以后，上元夫人的形象在发生变化。不过除了《无上秘要》这一条，现存南北朝文献里还未发现这种变化的踪迹。
突出变化反映在唐人诗歌里。王勃的《七夕赋》里写“上元锦书传宝字，王母琼箱荐金约”（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卷一），李白《古风四十三》里写“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這些写的还是《汉武帝内传》里作为西王母随从的上元夫人。但李白对上元夫人又有另一番描写：
上元谁夫人，偏得王母娇。嵯峨三角髻，余发散垂腰。裘披青毛锦，身着赤霜袍。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箫。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李太白全集》卷二二）
这里对上元夫人形貌、服饰的描绘，如“三角髻”“赤霜袍”等等，依照了《汉武帝内传》；而诗的后四句则用了《列仙传》里的箫史典故：他娶秦穆公女儿弄玉，日教弄玉吹箫作凤鸣，二人终于随凤凰升仙。在这首诗里，上元夫人被表现为与弄玉偕同飞升者，暗示二者同样具有热烈追求爱情的性格。
另一位活动在天宝年间，和李白、杜甫同时的诗人李康成作《玉华仙子歌》，描写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宾上清，深宫寂历厌层城。解佩空怜郑交甫，吹箫不逐许飞琼。溶溶紫庭步，渺渺瀛台路。兰陵贵士谢相逄，济北书生尚回顾。沧洲傲吏爱金丹，清心回望云之端。羽盖霓裳一相识，传情写念长无极。长无极，永相随，攀霄历金阙，弄影下瑶池。夕宿紫府云母帐，朝餐玄圃昆仑芝。不学兰香中道绝，却教青鸟报相思。（《全唐诗》卷二〇三）
这里也是把上元夫人写成纯情少女。写她不耐昆仑瑶台的寂寞，向往人世爱情；写她不想学传说的杜兰香那样离弃张硕，惟愿爱情持久永恒。诗里所用“郑交甫”遇神女典，出《韩诗外传》（郑交甫，见《文选·张衡〈南都赋〉》“游女弄于汉皋之曲”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文选·曹植〈洛神赋〉》：“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李善注：“《神仙传》曰：切仙一出，游于江滨，逢郑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与之。交甫行数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济北书生（张硕）”和“（杜）兰香”典出下面将介绍的《搜神记》，“吹箫”一句则糅合了西王母侍女和箫史典。这就把上元夫人描绘成降临世间、和人间男子结下情缘的女仙了。
又顾况，道号“华阳真人”，是唐代倾心仙道的著名诗人。他“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皇甫湜所作他的文集序记载他晚年“入佐著作，不能慕顺，为众所排。为江南郡丞，累岁脱縻，无复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飘然将续古三仙，以寿九十卒”（《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他有《梁广画花歌》：
王母欲过刘彻家，飞琼夜入云车。紫书分付与青鸟，却向人间求好花。上元夫人最小女，头面端正能言语。手把梁生画花看，凝颦掩笑心相许。心相许，为白阿娘从嫁与。（《全唐诗》卷二六五）
梁广是唐代著名花鸟画家。在顾况这首描写梁广画意的诗里，也把上元夫人描绘成西王母“最小女”、春心荡漾的多情少女了。
多情少女上元夫人
上面几位诗人对上元夫人的描写，当都有相关传说为根据。就是说，到唐代，女真上元夫人已经完成从作为西王母陪侍、帝王求仙导师到追求人间爱情的多情少女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唐裴铏写出了《封陟》。
《封陟》是裴铏传奇集《传奇》里的一篇。裴铏，生卒年不详。高骈（821—887）咸通五年（864）担任安南都护，七年升为静海节度使（治宋平，今越南河南市），《全唐文》里收录有裴铏这一时期所作《天威径新凿海派碑》，证明他是高骈在南海的幕僚。亁符二年（875），高为西川节度使，得其举荐，“铏以御史大夫、成都节度副使”。在四川，他作有《惠广禅师重修净众寺》《二真堂记》《题石室诗》。从这些作品看，他显然是宗教心态相当强烈的人。高骈以迷信神仙之说著名。《资治通鉴》记载：“骈好妖术，每发兵追蛮，皆夜张旗立队，对将士焚纸画人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军中壮士皆耻之。”注曰：“高骈之好妖术，终以此败。”裴铏长期追随他，二人在这方面应有同好，或以为作《传奇》即是有意谄媚他而作的。
对于裴铏《传奇》，历来评价不高。到他写作这部作品的晚唐，唐传奇兴盛时期已经过去。特别是他文用骈偶，词尚浮华，难免受“类徘”之讥。胡应麟说：“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中如《蓝桥》等记，诗词家至今用之，然什九诞妄寓言也。裴晩唐人，高骈幕客，以骈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书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盖晩唐文类尔。”但也有人给予肯定评价，如梁绍壬（1792—？，字应来，号晋竹，工诗善文，学问渊博，有《两般秋雨庵随笔》等传世）说裴铏所述“多奇异，可以传示”。
客观地说，就整体水平看，《封陟》在名篇辈出的唐传奇中确实不算优秀作品。不过就内容论，故事描述女仙纯真的爱情追求，立意超越了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对于古典小说情爱题材有所开拓；在表达层面，幻设之奇，描摹之细，述情之委婉，也达到一定水平。而从道教对小说文体发展影响角度看，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内容看，《封陟》是一篇传统的“谪仙”降临故事。其中写上元夫人为度脱男主角、本来是青牛道士苗裔的书生封陟而降临人世；她是一位年轻貌美、热烈追求爱情的少女，与封陟本有“宿缘”；封陟则“貌态洁朗，性颇贞端”，愚腐不通情意，在少室山隐居读书；上元夫人前后三次降临，主动、坦率地表白情愫，求结良缘，都遭到封陟的坚拒。下面是作品里描写的仙女第一次降临情景：
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辎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颦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俊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惟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诗一章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陟览之，若不闻。云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
后来又再次、三次降临，谆谆地规劝，热情地诱导。作为仙人，她当然要讲仙山洞府、长生不老，但表白的主要是纯情少女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可是对方固执地坚持“操守”，两情终于不得相谐，也就失去偿还“宿缘”的机会。作者的惋惜与同情显然在上元夫人一边。作品最后写封陟染疾而终，在追赴幽府途中，遇到神仙骑从，原来是上元夫人。她仍不能忘情，判他延命一纪，再次表现她的深情与遗憾。这篇作品借鉴仙传里名师考验弟子的传统构想（如黄石公试张良），写出一出爱情悲剧，颂扬女性执着、大胆的爱情追求，批判固执传统操守的迂腐，思想内涵是相当激进的。就写作技巧说，这篇作品结构显得老套，辞语浮艳，技巧并不高明。但就文字论，骈词俪句，浓笔重彩，传达出一种独特的情趣。特别是情节具有相当的所谓“戏剧性”，颇有动人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故事在后世不断被改编为戏曲。如宋官本有《封陟中和乐》，金院本《诸杂砌》里有《封陟》，《录鬼簿》卷上著录有吉甫的《骂上元》，《今乐考证》卷三《明朝杂剧》著录有杨文奎的《封陟遇上元》杂剧等。在裴铏整部《传奇》里，还有《裴航》《杜秋娘》《红拂妓》等，都是可读的传世篇章，也都被一再被改编为戏曲。
上元夫人：道教仙真？文学典型？
作为道教经典的《汉武帝内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创作的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成的过程表明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积极地汲取了文学（包括艺术）创作成果，同时道教又着力利用文学作为辅教手段。因此创作出兼具宗教经典和文学作品两者性格的如《汉武帝内传》这样的典籍。
从道教的历史发展看，上面介绍的道教经典里的仙真上元夫人形象从西王母陪侍、帝王求仙导师到追求爱情的多情的少女的转型，是和六朝文学里“谪仙”主题的演变同步的。这种演变一方面体现道教“世俗化”“艺术化”日渐深入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是道教文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汉武帝内传》无论是作为道教经典还是作为传奇小说看，上元夫人无论是作为道教仙真还是作为多情少女看，都有一定道理。《道藏》里把《汉武帝内传》归入神仙“记传”即“仙传”，文学史上则把它当作一部志怪小说；在神仙谱系里上元夫人是地位仅次于西王母的女仙，在文学作品里则是以为追求爱情的纯情少女的典型。
对于推进文学历史发展，作为道教文学作品的《汉武帝内传》（佛教文学也同样）是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说过：
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特长。（《中国文学论》）
重现实、重伦理、重教化乃是先秦以来文学的固有传统。一般被称为“现实主义”传统，历来是被称许、赞扬的。这又和中国文学传统上重诗文（很多是“应用文”）而叙事文学的小说、戏曲欠发达有关系。
到六朝时期，叙事文学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成绩表现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繁荣。而在志怪小说里，仙道主题的或“释氏辅教”的占相当大的比例。而如《汉武帝内传》这样的作品，构思基本出于宗教悬想，从小说形态看，是发展得比较充分的。这样，叙事文体的小说的早期发展相当程度得力于道教（还有佛教）的推动。在这方面，从《汉武帝内传》到裴铏的《封陟》里上元夫人形象的演变，又提供一个典型例子。
魯迅当年提出唐代传奇创作“始有意为小说”的著名论断，接着引用胡应麟的看法：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接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解释：“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也。”用现在通行的概念说，“作意”“幻设”即是“虚构”，就是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说的“讲故事”。宗教悬想给“讲故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循着这样的路数，道教经典《汉武帝内传》里作为仙真的上元夫人演变为唐传奇小说《封陟》里的美丽多情的少女了。
到宋代，叙事文学的小说、戏剧兴盛起来。这两种文体的主导者由士大夫阶层转向平民阶层。在这一转变中，宗教包括道教、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持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在本文讨论内容之外了。
还是吉川幸次郎的看法：
小说和戏曲是文学从以真实的经历为素材的习惯限制中解放出来，而且它们用口语写作……（《中国文学论》）
又，周策纵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首届“文学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专题讲演说：
与宗教关系较密切的小说作品……也曾给予中国传统小说较多的“虚构”性。（《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与宗教关系——在香港浸会大学首届“文学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讲演》）
上元夫人的形象从《汉武帝内传》到《封陟》的演变，可看作是这些看法的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这样，《汉武帝内传》兼具道教经典和志怪小说的性格，上元夫人即是仙真又是文学形象。道教与文学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在这个事例中清晰地体现出来。
随着道教的发展，某些仙真会被“传说化”。北周武帝宇文邕敕纂的《无上秘要》里面记载了另一种面貌的上元夫人：
上清真人不勤仙事，在局替慢，亏废真任，漏泄宝诀，降授非真，皆退上真之录，充五岳都校之主，千年随格进号，受上元夫人之位、元君之号。不勤帝局，亏替正事，降适过礼，朝晏失节，轻泄天宝，降授不真，皆削真皇之录，退紫虚之位，置于中玄清微游散灵官，七百年随勤进号。（《无上秘要》卷九《灵官升降品》）
这是把上元夫人写成在仙界获罪的“谪仙”，即是和六朝传说中许多谪降的女仙属于同类了。所谓“降适过礼，朝晏失节”，不知细节如何，显然有另外的相关传说。这表明《内传》以后，上元夫人的形象在发生变化。不过除了《无上秘要》这一条，现存南北朝文献里还未发现这种变化的踪迹。
突出变化反映在唐人诗歌里。王勃的《七夕赋》里写“上元锦书传宝字，王母琼箱荐金约”（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卷一），李白《古风四十三》里写“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這些写的还是《汉武帝内传》里作为西王母随从的上元夫人。但李白对上元夫人又有另一番描写：
上元谁夫人，偏得王母娇。嵯峨三角髻，余发散垂腰。裘披青毛锦，身着赤霜袍。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箫。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李太白全集》卷二二）
这里对上元夫人形貌、服饰的描绘，如“三角髻”“赤霜袍”等等，依照了《汉武帝内传》；而诗的后四句则用了《列仙传》里的箫史典故：他娶秦穆公女儿弄玉，日教弄玉吹箫作凤鸣，二人终于随凤凰升仙。在这首诗里，上元夫人被表现为与弄玉偕同飞升者，暗示二者同样具有热烈追求爱情的性格。
另一位活动在天宝年间，和李白、杜甫同时的诗人李康成作《玉华仙子歌》，描写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宾上清，深宫寂历厌层城。解佩空怜郑交甫，吹箫不逐许飞琼。溶溶紫庭步，渺渺瀛台路。兰陵贵士谢相逄，济北书生尚回顾。沧洲傲吏爱金丹，清心回望云之端。羽盖霓裳一相识，传情写念长无极。长无极，永相随，攀霄历金阙，弄影下瑶池。夕宿紫府云母帐，朝餐玄圃昆仑芝。不学兰香中道绝，却教青鸟报相思。（《全唐诗》卷二〇三）
这里也是把上元夫人写成纯情少女。写她不耐昆仑瑶台的寂寞，向往人世爱情；写她不想学传说的杜兰香那样离弃张硕，惟愿爱情持久永恒。诗里所用“郑交甫”遇神女典，出《韩诗外传》（郑交甫，见《文选·张衡〈南都赋〉》“游女弄于汉皋之曲”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文选·曹植〈洛神赋〉》：“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李善注：“《神仙传》曰：切仙一出，游于江滨，逢郑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与之。交甫行数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济北书生（张硕）”和“（杜）兰香”典出下面将介绍的《搜神记》，“吹箫”一句则糅合了西王母侍女和箫史典。这就把上元夫人描绘成降临世间、和人间男子结下情缘的女仙了。
又顾况，道号“华阳真人”，是唐代倾心仙道的著名诗人。他“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皇甫湜所作他的文集序记载他晚年“入佐著作，不能慕顺，为众所排。为江南郡丞，累岁脱縻，无复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飘然将续古三仙，以寿九十卒”（《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他有《梁广画花歌》：
王母欲过刘彻家，飞琼夜入云车。紫书分付与青鸟，却向人间求好花。上元夫人最小女，头面端正能言语。手把梁生画花看，凝颦掩笑心相许。心相许，为白阿娘从嫁与。（《全唐诗》卷二六五）
梁广是唐代著名花鸟画家。在顾况这首描写梁广画意的诗里，也把上元夫人描绘成西王母“最小女”、春心荡漾的多情少女了。
多情少女上元夫人
上面几位诗人对上元夫人的描写，当都有相关传说为根据。就是说，到唐代，女真上元夫人已经完成从作为西王母陪侍、帝王求仙导师到追求人间爱情的多情少女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唐裴铏写出了《封陟》。
《封陟》是裴铏传奇集《传奇》里的一篇。裴铏，生卒年不详。高骈（821—887）咸通五年（864）担任安南都护，七年升为静海节度使（治宋平，今越南河南市），《全唐文》里收录有裴铏这一时期所作《天威径新凿海派碑》，证明他是高骈在南海的幕僚。亁符二年（875），高为西川节度使，得其举荐，“铏以御史大夫、成都节度副使”。在四川，他作有《惠广禅师重修净众寺》《二真堂记》《题石室诗》。从这些作品看，他显然是宗教心态相当强烈的人。高骈以迷信神仙之说著名。《资治通鉴》记载：“骈好妖术，每发兵追蛮，皆夜张旗立队，对将士焚纸画人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军中壮士皆耻之。”注曰：“高骈之好妖术，终以此败。”裴铏长期追随他，二人在这方面应有同好，或以为作《传奇》即是有意谄媚他而作的。
对于裴铏《传奇》，历来评价不高。到他写作这部作品的晚唐，唐传奇兴盛时期已经过去。特别是他文用骈偶，词尚浮华，难免受“类徘”之讥。胡应麟说：“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中如《蓝桥》等记，诗词家至今用之，然什九诞妄寓言也。裴晩唐人，高骈幕客，以骈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书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盖晩唐文类尔。”但也有人给予肯定评价，如梁绍壬（1792—？，字应来，号晋竹，工诗善文，学问渊博，有《两般秋雨庵随笔》等传世）说裴铏所述“多奇异，可以传示”。
客观地说，就整体水平看，《封陟》在名篇辈出的唐传奇中确实不算优秀作品。不过就内容论，故事描述女仙纯真的爱情追求，立意超越了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对于古典小说情爱题材有所开拓；在表达层面，幻设之奇，描摹之细，述情之委婉，也达到一定水平。而从道教对小说文体发展影响角度看，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内容看，《封陟》是一篇传统的“谪仙”降临故事。其中写上元夫人为度脱男主角、本来是青牛道士苗裔的书生封陟而降临人世；她是一位年轻貌美、热烈追求爱情的少女，与封陟本有“宿缘”；封陟则“貌态洁朗，性颇贞端”，愚腐不通情意，在少室山隐居读书；上元夫人前后三次降临，主动、坦率地表白情愫，求结良缘，都遭到封陟的坚拒。下面是作品里描写的仙女第一次降临情景：
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辎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颦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俊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惟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诗一章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陟览之，若不闻。云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
后来又再次、三次降临，谆谆地规劝，热情地诱导。作为仙人，她当然要讲仙山洞府、长生不老，但表白的主要是纯情少女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可是对方固执地坚持“操守”，两情终于不得相谐，也就失去偿还“宿缘”的机会。作者的惋惜与同情显然在上元夫人一边。作品最后写封陟染疾而终，在追赴幽府途中，遇到神仙骑从，原来是上元夫人。她仍不能忘情，判他延命一纪，再次表现她的深情与遗憾。这篇作品借鉴仙传里名师考验弟子的传统构想（如黄石公试张良），写出一出爱情悲剧，颂扬女性执着、大胆的爱情追求，批判固执传统操守的迂腐，思想内涵是相当激进的。就写作技巧说，这篇作品结构显得老套，辞语浮艳，技巧并不高明。但就文字论，骈词俪句，浓笔重彩，传达出一种独特的情趣。特别是情节具有相当的所谓“戏剧性”，颇有动人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故事在后世不断被改编为戏曲。如宋官本有《封陟中和乐》，金院本《诸杂砌》里有《封陟》，《录鬼簿》卷上著录有吉甫的《骂上元》，《今乐考证》卷三《明朝杂剧》著录有杨文奎的《封陟遇上元》杂剧等。在裴铏整部《传奇》里，还有《裴航》《杜秋娘》《红拂妓》等，都是可读的传世篇章，也都被一再被改编为戏曲。
上元夫人：道教仙真？文学典型？
作为道教经典的《汉武帝内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创作的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成的过程表明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积极地汲取了文学（包括艺术）创作成果，同时道教又着力利用文学作为辅教手段。因此创作出兼具宗教经典和文学作品两者性格的如《汉武帝内传》这样的典籍。
从道教的历史发展看，上面介绍的道教经典里的仙真上元夫人形象从西王母陪侍、帝王求仙导师到追求爱情的多情的少女的转型，是和六朝文学里“谪仙”主题的演变同步的。这种演变一方面体现道教“世俗化”“艺术化”日渐深入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是道教文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汉武帝内传》无论是作为道教经典还是作为传奇小说看，上元夫人无论是作为道教仙真还是作为多情少女看，都有一定道理。《道藏》里把《汉武帝内传》归入神仙“记传”即“仙传”，文学史上则把它当作一部志怪小说；在神仙谱系里上元夫人是地位仅次于西王母的女仙，在文学作品里则是以为追求爱情的纯情少女的典型。
对于推进文学历史发展，作为道教文学作品的《汉武帝内传》（佛教文学也同样）是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说过：
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特长。（《中国文学论》）
重现实、重伦理、重教化乃是先秦以来文学的固有传统。一般被称为“现实主义”传统，历来是被称许、赞扬的。这又和中国文学传统上重诗文（很多是“应用文”）而叙事文学的小说、戏曲欠发达有关系。
到六朝时期，叙事文学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成绩表现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繁荣。而在志怪小说里，仙道主题的或“释氏辅教”的占相当大的比例。而如《汉武帝内传》这样的作品，构思基本出于宗教悬想，从小说形态看，是发展得比较充分的。这样，叙事文体的小说的早期发展相当程度得力于道教（还有佛教）的推动。在这方面，从《汉武帝内传》到裴铏的《封陟》里上元夫人形象的演变，又提供一个典型例子。
魯迅当年提出唐代传奇创作“始有意为小说”的著名论断，接着引用胡应麟的看法：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接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解释：“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也。”用现在通行的概念说，“作意”“幻设”即是“虚构”，就是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说的“讲故事”。宗教悬想给“讲故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循着这样的路数，道教经典《汉武帝内传》里作为仙真的上元夫人演变为唐传奇小说《封陟》里的美丽多情的少女了。
到宋代，叙事文学的小说、戏剧兴盛起来。这两种文体的主导者由士大夫阶层转向平民阶层。在这一转变中，宗教包括道教、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持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在本文讨论内容之外了。
还是吉川幸次郎的看法：
小说和戏曲是文学从以真实的经历为素材的习惯限制中解放出来，而且它们用口语写作……（《中国文学论》）
又，周策纵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首届“文学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专题讲演说：
与宗教关系较密切的小说作品……也曾给予中国传统小说较多的“虚构”性。（《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与宗教关系——在香港浸会大学首届“文学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讲演》）
上元夫人的形象从《汉武帝内传》到《封陟》的演变，可看作是这些看法的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这样，《汉武帝内传》兼具道教经典和志怪小说的性格，上元夫人即是仙真又是文学形象。道教与文学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在这个事例中清晰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