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之争为什么能够变成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回顾自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文科和理科的历史性争论，并且对比它们在三百年前的遭遇就会发现，在康德的时代需要他为之大声呼吁保留的哲学（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然科学）反而在罗素的时代成为了历史的“反面”。事实上，文理之争中讨论的命题，都在之前的学科发展过程当中早就存在，并不是新产生的问题，真正促使文理之争产生的原因，只是因为文理学科地位的不均等。
　　这就像中西之争一样。从明朝末年开始，中国与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从未彻底中断，不绝如缕。从汤若望到南怀仁，再到马戛尔尼，中国学者获知西方学术进展的途径始终存在，并且这种交流也一直存在。《几何原本》被徐光启翻译到中国（当然只是部分）要比牛顿读到《几何原本》还要早上半个世纪。如果它能够启发牛顿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么在中国并非完全不可能由它产生真正的自然科学。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之争。清朝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并不是把西学看作一个平等对待的文明，而仍然是一种域外的新奇之物，最远也不过康熙帝所说“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人们才突然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这恰恰是中西之争真正发生的源头。文化保守缘起于文化危机。
　　不过如果只停留在此，那么对于文化危机的本质仍然得不到深刻认知。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科学保守主义和西学保守主义呢？为什么保守主义一定要保护的是人文和传统呢？为什么出现危机的总是它们呢？如果问到这儿，那么我们不难看出，根本性的冲突并不是两个对等的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是古今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不变与变化之争。
　　这里存在着一个有些神秘的倒置。人文、东方和传统，本来是复杂、多变、主观能动的，他们所强调的乃是人不依附于客观规律而自主选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被塑造成了某种不变的传统，而这种不变进一步构成了文化和文明的过去那一面。它维系着意义世界的存在。但同时在变化面前软弱无力。
　　而科学、西方与现代，则在根本上根植于某种技术产生。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种种理论，远不及面前的科技设备和娱乐手段来得直接。而这些设备和手段无一不是技术本身的产物，而技术又是自然科学那种铁的规律造成的。不仅如此，这种思维方式也在侵入社会科学，让相关行业的研究者相信，他们所掌握的经验事实足以否定人们既往存在的价值观念。
　　因此，在康德的时代为什么哲学和相关自然科学在大学中的立足是一个问题，正是由于既往的意义世界中没有它们立足的空间，而它们的成果又还不足以撼动现实生活的大厦。而它们的客观规律真的发挥作用，人们又不得不起乞灵于过去的传统来抵制这种客观规律的铁血和冷酷。在这里，不可撼动的意义和价值被物质规律轻而易举地瓦解，而严丝合缝的技术竟然酝酿出了混乱冗杂的后现代社会。
　　所以真正的矛盾其实只有一个，人类那模糊不清的自由意志所选定的主观能动和客观存在的物质或规律限制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得简单一点，注定朽坏的永恒和永恒的注定朽坏之间的矛盾。今天仿佛能够通向永恒的科学，按照这样的规律也一定将不可避免的走向它历史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朽坏，而永恒依然只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