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上旬的一天，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走进了位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的某机构办公楼。
　　这个机构看起来颇为低调，中式风格的红色门楼尚未挂牌。这家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智库，其实是国内最早向决策层提出亚投行构想的倡议者。
　　参与会谈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徐长春还记得，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在此逗留了两个小时，谈话的主题自然跟亚投行密切相关。这个时候，在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上，还没有英国的名字。
　　亚投行是中国的政治阴谋吗？亚投行会不会市场化运行，未来能盈利吗？英国访客的问题，颇具代表性，正在考虑是否要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几个西方国家，可能都有类似疑虑。

多米诺骨牌

　　两个小时的谈话，徐长春自认为解答了英国访客的疑问。
　　几天后的3月12日，国家财政部网站发布公告：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
　　公告中还表达了中方欢迎英方的决定。公告称，作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的主席，中方正根据多边程序征求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意见。
　　英国是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它的加入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接下来，3月17日，法国、意大利、德国也几乎同时提出了加入亚投行的申请。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截至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7个。这57个国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包括G7和俄罗斯在内的全球主要8个发达国家中，已经有5个国家入列。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俄、中、英、法，除了美国之外，也全部成为了意向创始成员国。
　　回溯过往两年，英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亚投行的态度，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但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却认为一切都在情理和意料之中，“亚投行本身就是个开放、包容的组织”。
　　正是基于自身利益原因，当英国带头之后，法国、意大利、德国迅速跟上。
　　谈到这里，魏建国对比起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中美之间不同路径的选择。美国依然要继续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地位。2014年5月，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态度鲜明地表示，未来100年，美国仍然要做世界领袖，“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就是我的底线：美国必须永远（处于）领导（地位），如果我们不领导，没有别人会来领导。”
　　而就在奥巴马发表此次讲话的半年之前，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访问之间，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与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一年之后，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

　　回忆起习近平和奥巴马最近两年的各种表述，魏建国说，亚投行是个实验室，57个国家的选择，就是试验的结果，说明中国这种互利、共赢、合作的道路，得到了更多认可。
　　在外媒的解读中，亚投行似乎挑战了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体系。但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3月31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李克强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倡导建立这个银行不是要另起炉灶，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如果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中方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然后，李克强又特别明确地给出了结论：“亚投行并不是要挑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和亚行，是互补关系。”魏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未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新的地区发展银行，将与世界银行以及日本主导的亚洲发展银行并存。
　　尽管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对加入亚投行表示出多大兴趣，但是李克强和财政部官员一再表示，会对美国和日本敞开大门。
　　让日本和美国疑虑的，其实是中国在亚投行的话语权问题。根据目前的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左右的股权，其他25%股权根据经济实力分配给亚洲以外的国家。
　　相比较于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称亚行）中亚洲国家占60%、域外国家占40%的股权结构，亚洲国家在亚投行，显然享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目前，中国的出资比例最高。有分析称，随着更多国家加入，中国的持股比例可能会下降。未来，亚投行可能会按照公司治理制度，投票权由股权决定。
　　魏建国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投票权应该取决于GDP水平和人口数量。而按照这种模式，未来在亚洲国家中，如果日本也加入了亚投行，将和中国一块享有最大话语权。“这是公平的做法。”魏建国强调。

谋增量，而非抢存量

　　徐长春认为，亚投行之所以快速地吸引到57个国家的积极参与，原因就在于亚投行“生逢其时”。首先，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很大。亚洲一些国家基础设施的落后，确实阻碍了其经济发展。而彼时，全球经济刚刚企稳回升，但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比如，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性等。
　　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依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当时一些亚洲国家也想复制。 　　比如泰国。泰国政府计划以港口、轨道系统建设、公路网建设来加强基础设施，来改变目前物流基础设施的短板。印尼政府也计划2013年把公共开支提高到GDP支出的15%。菲律宾政府计划在2013年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提高到19%。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印度作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半数工厂每周最少停电5小时。基础上设施落后，成为了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印尼总统苏西洛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说，全球经济下行情况下，亚洲经济增长也必须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
　　而基础设施的改善，除了拉动经济发展，也为下一轮经济发展铺路搭桥。
　　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极大空间，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额巨大、利润率不高、回报周期很长，因此有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足，而社会资本又不愿意贸然进入。过去，亚行曾经在一定程度上给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输血。但是这个资金缺口依然很大。
　　作为亚投行最早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早在2013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就算过一笔明白账。
　　当时，曾培炎表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至2020年十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投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可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相当巨大。不少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还不错，外汇储备也比较充裕，居民储蓄比较高，具备开发投资基础设施的实力。
　　然而，着眼于扶贫的亚洲开发银行，每年仅为基础设施放贷100亿美元，远远满足不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发和需求。
　　因此，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曾培炎提出了亚洲基础设施合作的倡议。
　　市场的短缺，资金的饥渴，成为了筹建亚投行的最大推动力。已经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亚投行，将是一个物种多元的庞大组织，按地域分，他们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分布广泛;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分类，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57个成员国之间，应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实现利益最大化。
　　首先，亚投行的市场盘子足够大。魏建国分析说，未来亚投行的投资地域不限于亚洲，也可能会扩展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的扩大，领域的扩大，项目的扩大，范围的扩大。有人说，扩大是否意味取代？我认为这是市场机制起作用。”
　　目前来看，亚投行的主要投资项目是基础设施，但是魏建国提醒说，这个基础设施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是公路、铁路等交通，也包括电网等设施，基础设施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徐长春认为，“亚投行是撬动全球市场增量的一个方案，而不是在抢夺存量市场。”
　　过去，在全球化市场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输出原材料、半加工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输出品牌和技术创新能力。而在亚投行的生态体系中，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德国、英国等属于第一梯队，而中国等作为经济大国位于第二梯队，还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属于第三梯队。
　　分布于三个梯队的57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互补性。德国、英国可以输出其金融和资本、以及高精尖的技术实力、高科技产品。
　　中国则可以输出剩余产能，以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实力。仅以高铁为例，截至2014年底，十年间，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到达了16000公里，里程长度占全世界的57%。
　　高铁建设的经验和技术都可以往外输出。根据统计，全球高铁市场2013年时还只有1023亿美元的规模，到2014年即跃升至1120亿美元，预期这一市场在2019年将会达到1334亿美元。
　　“亚投行对于国际经济复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是一个枢纽，调动盘活市场要素、资源，通过扩大世界经济的市场规模，来给世界经济的复苏找到一条出路。”徐长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