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行之多年，成效如何大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可一概而論。但2015新政府上台之後，民眾對於改革期待的重任自然落在他們肩上，市民的監督、批評或者建言都應該用心去傾聽與體會。
　　方向易尋，行路艱難
　　 2015進行中的行政改革，如果從整體需要給出一個評價的話，那必然是“方向正確，但步伐緩慢”，這也是對近年政府行政改革的一貫評價。在改革方向上政府選擇正確，例如實行中央招聘從而避免用人唯親等文化的氾濫，事實上很多地區多採用類似的方向，是同一個藥方，只不過在實施細節上出現問題而已，通過中央招聘增強了用人選才的公平性，但今年似乎過於嚴格往往造成標準呆板，缺乏了彈性，所以仍然具有改革調整的空間。同時，新一屆上任後不僅加強了政府部門的依法施政，更強化了跨部門間的合作。但是跨部門間的合作仍然進步較慢，不得不提及法律層面的原因，現時澳門對於私隱權的規定例如納稅資料的處理，在法律層面有嚴格的限制，要想從一個部門流轉到另外一個部門仍需要冗長的程序，以致影響部門的效率與運作。現在單純依靠公共評審委員會的居中認定，仍然無法解決現實需求，因此也會出現不少聲音呼籲設立一個新部門，總協調跨部門間的合作事宜。當然在政治上的考量、社會力量的限制與經濟策略的平衡都會影響現有的改革。
　　 而對於媒體與坊間常常呼籲的“精兵簡政”，其實簡政容易精兵難，這自然受到了公職法的限制，往往出現“請人容易，炒人難”的局面。如今的“精兵”更大的希望在於對年輕公職人員的培訓，而年齡稍長的公職人員自身往往對培訓的興趣熱情不高，也不容易接受新的挑戰與改變，而強化年輕職員的培訓有利於提高他們的處理能力與應對能力。長遠的“精兵”策略的考量则必須要從中央招聘做起，從制度上進一步實現量少質高的“精兵”局面。而對於“簡政”，民政總署與不少部門的的服務職能重疊，應該分出一些職能，同時加速機構重組等進行，將不少擾民的舉措與行政步驟在機構優化、職能轉化的過程中不斷得到簡化。如此一來，例如申訴機制這種耗時持久、資料複雜的程序就可以藉助政府提供的“一地式服務”來獲得簡便，當然這與政府宣導的“一站式服務”的簡化方向還有一段發展距離。
　　職能易講，溝通尚缺
　　 公共行政改革第一站自然要從政府職能觀察起，多年來政府職能與部門間職能關係是否理順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政府的職能其實全世界的政府都大同小異，不是澳門單有，但職能重疊的現象在澳門確實較為嚴重，“你做，我又做”與“你不做，我不做”的兩種偏執情況在政府運轉中時常發生，這樣不僅徒增市民的反感與怨言，更降低了政府總體施政的進程與效率。因而職能的明確與轉變是迫切需要回應市民的訴求。
　　 首先，從跨部門合作角度看，必須理順各部門關係，以澳門之前推動的“公民教育”為例，教青局與民政總署就存在職能重疊的部分，本身龐大複雜的工作就會出現雙方同時進行或者同時不進行的情況，從而浪費了大量的工作資源。如何強調內部的溝通與部門間的溝通協作，對於現有部門而言是一項重要挑戰。在實際的運轉過程中，部門自身對本部門職能的認知與可能需要合作的他部門對此職能的認知也可能存在較大差異，這樣的跨部門溝通也是需要事前準備與理順關係的。
　　 再者，從政府總體職能的角度看，需明確哪些是政府必須為之的。在這一點上，政府與人民的認知往往不同，民眾認為政府的很多行為實際是“亂撒錢”，缺乏規劃，不面對當下棘手問題;而政府則認為是從長遠角度看待社會的總體發展，顯然政府與民眾在諸多議題上未有共識，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政府在體現職能的同時必須要向人民清楚地解釋很多領域的改革為什麼現下還無法做到。例如有關“超支”與“收回閒置用地”的民間呼聲，政府需要學會在現有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如何更加高效的與民眾直接溝通、互動，如此才能在清楚自身職能的基礎上制定政策，解決相對重要的民生與社會發展議題，單單派錢雖有“多多益善”的錯覺，但是否能保證社會的永續發展，恐怕不易輕易為之。
　　 明晰職能需要公職人員的智慧，公職人員自身的管理規範化、科學化又需要更加有力的制度配套。在公務員團隊中無法避免“能者多勞，不能者少勞”的局面，但是長期下去少部分人員的低效執行難免拖累總體施政與加深市民怨言，十年前早有關於“提前退休”的制度安排的聲音，也許今時今日的民眾還未能充分接受，但此時也到了考慮的時候。在英國、加拿大等國往往鼓勵提前退休，從而提升政府整體效能，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提前退休”早有先例。至於十年前關於此制度的疑慮主要在於當時博彩業開始開放發展，如果安排提前退休制度擔心外資企業挖角，使得政府真正的人才加速流失，而如今澳門賭收確定連續17個月下跌，外部博彩競爭加速，博彩業本身的吸引力相對減弱，對於“提前退休”制度的衝擊也隨之減少，因而如何適時討論該制度也考驗著居民、社會、政府三方的智慧。
　　決策輕出，執行無督
　　 當職能與人員就位後，不可避免的便是政府的決策與執行。在回歸後新的政治制度不斷完善的情形下，過去決策前不進行溝通，過於擔心決策公開後民眾的反彈與相關問題的風氣雖然隨之減少，但在施政中仍可以看出舊有陋習的端倪，政府在民主制度中的勇氣尚不足夠，擔心民間的反彈其實是不必要的，只有適時的監督、鞭策與反彈才能促進施政更加有效地進行。而不少官員不熟悉在新的決策機制中如何操作決策溝通等環節，導致政策透明度不高，如此便造成了政府施政莫名的恐懼，對自己的能力的懷疑使得民眾無法看到政府真正在推動施政的進行，而新的領導層和新一代的年輕公職人員在這一點上進步較大，也更加努力學習應對之策。
　　 在執行環節上，政府自然不希望有人管制，就如同學生喜歡自由不希望有課業、考試、老師的束縛，但是只有有力的監督才能加快執行的進程與效率，特別是在問責上的監督。高官問責制已經研究多時，可能明年也將會推出，這樣一項嚴格制度的推出其實一方面給予高官在施政上的壓力，也能夠為下屬官員帶來責任問責的壓力，客觀上減少腐敗與慵懶之風，同時如果能夠將市民的民意與滿意度作為一部分納入高官問責制必然推動民間與制度性的監督強化，從而提高從政人員的清廉度與執行力。談及“決策與執行”環節，最讓市民、政府、社會都“有感”的想必其中之一就是輕軌了，在決策環節未能做到及時的公開透明，而在“超支”與“預算”部分又未能做到全局與細節評估，例如有關通貨膨脹的評估不能單靠經濟學家對於總體澳門通膨的估算，更要看到未來5-10年不同基礎建設行業的通貨膨脹，這樣的能力也許現時的政府還尚未擁有，但在新興科技日新月異的氛圍中，大可以尋求外來人才來完成系統性工作，進行多項全面的評估與建議，否則經濟範疇內的通脹就包括了食物、建材、不同行業薪資水平、交通工具等多種評估，政府何來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一一估算。同樣執行監督的缺乏也是現實中的無奈，目前的立法會在監督功能上無法發揮較為強勁的功能，議員獲取的相關數據資料來源缺乏且分散，議員針對專業議題的專業性議政能力也有待提高，這都限制了立法會與議員對於政府執行的監督功能。長此以往，必然很多執行上弊端重重，曠日持久，政府、市民、社會好像無人是贏家。
　　諮詢遍地，何處參與
　　 政府的決策與執行中公眾參與不可或缺，一場場的諮詢會確實遍地開花，但似乎問題沒解決，民怨未化解，澳門究竟需要怎樣的公眾參與與諮詢？不難看出，當下政府依據《咨詢法》多採用民調方式來詢問市民意願，問題尚且清晰，但是解決方法不夠清晰，只有單方政府詢問，缺乏雙方的互動，如此之後便只有上街遊行、示威抗議的舉動，所以單一的“你問他答”的府民溝通模式多少有些力度不足。公民參與式的活動是正常行為，即使在新加坡，高官落區互動，直接與民眾溝通、聽取民意都是社會常態，澳門現時的高官缺乏這方面的訓練，也使得官員畏於民間溝通，堵塞了本應該直接暢通的途徑，未來必須強化新一代官員與青年公職人員的溝通能力，如此才能更加從容地溝通與傾聽民意，解釋政策用意。畢竟單純透過社團的溝通，難免帶有不同社團的利益色彩，在不同的議題上彼此間的博弈甚多，與其如此，不如多加學會與人民溝通，在直接民意的基礎上制定出更加符合民生，體現民聲的合理政策。
　　 與此同時，政策在溝通環節也應該加強“focus-group”（焦點討論小組）的設立與參與，積極主動的探討政府不清楚的議題，藉助專業人士的評估與互動，更好地了解政策的利弊，如此一來不僅提升了政府的形象，讓民眾感受到政府“主動施政”的誠意，而非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被動應對。同時，在互動的過程中必然面對四面八方的批評，當政府真正學會傾聽批評、接受批評時又可以實際推動政策的完善和廣納各方建言，因此改變心態想必是政府種種改革中必須跨出的第一步，否則2015懸而未決的難題勢必拖延到2016乃至未來，雖然改革在緩慢前行，但是細微的改變卻是刻不容緩地時時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