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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1982年从厦门大学哲学系毕业，即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从学生时代就立志当编辑的他，本身对社会科学方向有所偏好。从编辑的基础工作起步，到担任编辑部主任、社长助理，谢寿光在积累广泛的出版资源的同时，也不断提高着自己的知识水平，拓展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工作经历，为他的出版人生撒下了人文社科的种子，也让他与社科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秋天，谢寿光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注：下文简称社科文献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当时，由于内部原因，这个成立于1985年的出版社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全社员工总数只有22个人，年出书不到100种，年销售收入最高也不过400万元。
回忆起往事，谢社长的语气中仍不减当年的雄心：“那时出版社人很少，要过小日子应该还是没问题。但是我从一个大出版社到一个小出版社来，我是要做事的。”凭着一股“要做事”的信念，谢寿光开启了社科文献社的“第二次创业”历程。
两次创业，筑中国社科出版重镇
1998年10月，谢寿光升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面对着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社科学术出版大社，小小的社科文献社该何去何从？这是发起“第二次创业”的谢寿光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出版跟其他国家差不多是同步的，并不落后。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尽管出版的数量规模都发展了，书的印刷技术也提高了，但是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反而倒退了。”中国在学术出版领域的疲软，给了社科文献社一个发展的舞台。“就在‘社会科学文献’这个名字上做文章，打造学术经典，做学术的高端，为专业人士提供最大的智力支持。”
明确了这一定位之后，社科文献社开启了“第二次创业”。仅仅一年之后，出版社的销售码洋就比“第二次创业”前的1997年增长了6倍。而今，社科文献社已经从最初只有十几个员工、几间办公室、十几万元的注册资金，发展到今天拥有一支以年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以一批从社科院刚退出科研一线的各学科专家为支撑的200多位高素质的编辑出版队伍，年出版新书1000种，年销售码洋1.27亿，在销图书4000多种，已然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重镇。谢寿光社长领导下的出版队伍，以社科文献社这个曾经籍籍无名的小支点，撬动了中国的社科学术出版。
2011年，这一从“第二次创业”中脱胎换骨的出版社，又吹响了“第三次创业”的号角，进一步加大了在社科学术领域的出版力度，加紧数字出版和“走出去”的步伐，同时紧扣市场趋势，尝试更多样化的营销宣传手段。在新一轮的创业历程中，社科文献社正成长为一家更加全面、更加现代化的专业出版社。
坚持高端出版之路
社科文献社紧紧依托中国社科院的资源，坚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我们立志于做高端的学术出版，要打造起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推广平台，让这些社科成果的价值能够实现。为什么现在很多学者指名要到我们出版社来出书，为什么很多教授开出的研究生必读书目都是我们出版社的书？就因为我们始终坚持高端的学术出版。尽管我们有很多专业书籍是由政府机构或基金会来提供资金资助的，但是我们的底线是，必须符合学术出版的标准。”对于出版社的出版标准，谢寿光社长坚定不移。
如此高的出版定位，对出版社的编辑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谢寿光要求每位编辑“术业有专攻”。“我坚持的是，编辑学什么专业的就编什么专业的书籍，不允许跨学科编稿。”甚且，由专业编辑团队编辑完成的书稿，再请社外的资深编辑进行编校质量检查，这已成为社科文献社的一项常规制度。
严格的编校制度、高端的出版定位，保证了图书的高质量，也使社科文献社逐渐形成了“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特色。出版社先后策划出版了著名的图书品牌和学术品牌“皮书”系列、《列国志》、“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全球化译丛”、“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近世中国”、“博源文库”等一大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市场价值的系列图书。2011年，出版社承担了中国社科院内出版项目达178种，此外在社会学、近现代史等领域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业学术出版物，并有45种单书、丛书和音像制品获奖。经过“第二次创业”的积累，以及“第三次创业”的加力，社科文献社无疑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权威。
“皮书”系列：让学术也畅销
社科文献社坚持走学术产品的系列化、规模化、市场化运营道路，其中“皮书”系列是这一运作模式下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也是提及社科文献社时无法避而不谈的出版项目。“皮书”原是西方国家的官方文件公告的统称，包括白皮书、蓝皮书、绿皮书、红皮书、黄皮书等。在社科文献社“第二次创业”初始阶段，为了摆脱学术出版曲高和寡的局面，打造出既有品味又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学术畅销书，谢寿光社长选择皮书作为突破点。
1998年，社科文献社成立了“皮书工作室”，制定出操作手册，规定了皮书运作中从联系课题组、接收书稿到编辑加工、印制、营销的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工作安排。出版社致力于将“皮书”系列打造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指导性读物，因此在编辑过程中，出版社除了要求执笔人对社会某一领域进行宏观的分析和预测外，还要注重对影响人们生活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尽量满足人们对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资讯的需求。
经过十几年的运作，“皮书”系列已经成为社科文献社的主要品牌。“社会文献社和‘皮书’系列几乎是同一名词，甚至知道‘皮书’的人可能比知道出版社名字的更多一些。”目前，社科文献社的皮书种类已经扩大到近200种，占该社整个出书品种的1/5、销售码洋的1/4、利润的1/3。由于对开发“皮书”系列的独具慧眼，谢寿光社长被出版界誉为“中国 ‘皮书’出版第一人”。
推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
作为一家以传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己任的专业学术出版社，社科文献社一直以来也致力于中国学术“走出去”战略。社科文献社与近400家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机构以及英、法、德、英、日、韩等国及港台地区近40家出版和学术文化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我们不能仅仅把这项工作局限在输出多少版权、引进多少版权，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在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构建中国学术的传播平台，增强我们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社科文献社先后与荷兰博睿出版社合作，面向海外推出了《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等近十余种皮书的英文版；此外，《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等十余种著作列选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在国际社科学术界，社科文献社正努力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引领数字出版先潮
翻开社科文献社的大事记，可以发现，早在1998年，出版社就正式成立了声像电子部，全面启动数字出版工作。这在互联网刚开始普及的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具超前眼光的发展计划。
“当时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如果不做有效的结合，在未来的传统出版里，将会失去你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生存空间”。因此，“当数字时代来临，出版业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必然要跟着转变。晚转不如早转。”提前洞察到了数字出版必将对传统出版带来冲击，社科文献社在十多年前就迈开了数字化的步伐，并始终走在同行业的前列。自声像电子部成立后，1999年，出版社自主研发了该社第一版网站系统；2003年，配合“皮书”系列，开发了“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光盘”，光盘同时具备了电子书和数据库查询功能，引发了出版业图书功能的革命；2003年底，实现了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的网络化运行，向无纸化办公迈出了重要一步；2004年，设计制作了具备电子商务等功能的新一代网站，实现了图书数据库以光盘为载体逐步向网络过渡；2009年5月，皮书数据库一期正式向外发布；2011年12月，出版社“数字出版集成管理及运营平台系统”项目入选“2011年新闻出版改革项目库”。
社科文献社在数字化的道路上一步步向前，却并不是简单的内容转制而已。“在数字出版领域，我们的定位是内容经营商，而不仅仅是内容提供商。我认为，如果只以内容提供商的身份与数字公司合作，那么人家仍然是主动者，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对于数字出版的形势，谢寿光社长有着敏锐而又与时俱进的洞察力。据他介绍，该社的数字产品在销售上颇费心思，像“皮书数据库”、“列国志数据库”都既可以打包出售，也可以为购买者提供定制服务，甚至可以以篇章为单位进行销售，适应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
注重营销推广，也是社科文献社在新市场环境下得以脱颖而出的杀手锏。谢寿光在接受采访时自信地说：“很少有出版社能有我们这么强的传播能力。我们这十几年打造下来，整个市场营销中心统筹着四大部门，每个部门各自分工。”在微博的影响日益扩大的2011年，社科文献社也紧跟时势，将微博营销作为企业营销的一部分。“明年，我们将会在微博和出版价值上深度探讨，把微博这个利器和出版很好地结合起来，融成一体，把我们学术出版平台打造得更加有效，更加结实，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学术产品。”
十几年前的发展意识和创新的魄力，使得社科文献社在现今收获颇丰。现在，耕耘仍在继续。谢寿光说：“我希望我们全社的员工努力去构筑一个梦想的空间，搭建一个圆梦的平台，争做一个有梦的社科文献人，使自己所有的梦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实现。这个梦就是办一个让人尊敬的学术出版机构，让每一个人感到自豪和骄傲。”
1997年秋天，谢寿光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注：下文简称社科文献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当时，由于内部原因，这个成立于1985年的出版社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全社员工总数只有22个人，年出书不到100种，年销售收入最高也不过400万元。
回忆起往事，谢社长的语气中仍不减当年的雄心：“那时出版社人很少，要过小日子应该还是没问题。但是我从一个大出版社到一个小出版社来，我是要做事的。”凭着一股“要做事”的信念，谢寿光开启了社科文献社的“第二次创业”历程。
两次创业，筑中国社科出版重镇
1998年10月，谢寿光升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面对着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社科学术出版大社，小小的社科文献社该何去何从？这是发起“第二次创业”的谢寿光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出版跟其他国家差不多是同步的，并不落后。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尽管出版的数量规模都发展了，书的印刷技术也提高了，但是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反而倒退了。”中国在学术出版领域的疲软，给了社科文献社一个发展的舞台。“就在‘社会科学文献’这个名字上做文章，打造学术经典，做学术的高端，为专业人士提供最大的智力支持。”
明确了这一定位之后，社科文献社开启了“第二次创业”。仅仅一年之后，出版社的销售码洋就比“第二次创业”前的1997年增长了6倍。而今，社科文献社已经从最初只有十几个员工、几间办公室、十几万元的注册资金，发展到今天拥有一支以年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以一批从社科院刚退出科研一线的各学科专家为支撑的200多位高素质的编辑出版队伍，年出版新书1000种，年销售码洋1.27亿，在销图书4000多种，已然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重镇。谢寿光社长领导下的出版队伍，以社科文献社这个曾经籍籍无名的小支点，撬动了中国的社科学术出版。
2011年，这一从“第二次创业”中脱胎换骨的出版社，又吹响了“第三次创业”的号角，进一步加大了在社科学术领域的出版力度，加紧数字出版和“走出去”的步伐，同时紧扣市场趋势，尝试更多样化的营销宣传手段。在新一轮的创业历程中，社科文献社正成长为一家更加全面、更加现代化的专业出版社。
坚持高端出版之路
社科文献社紧紧依托中国社科院的资源，坚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我们立志于做高端的学术出版，要打造起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推广平台，让这些社科成果的价值能够实现。为什么现在很多学者指名要到我们出版社来出书，为什么很多教授开出的研究生必读书目都是我们出版社的书？就因为我们始终坚持高端的学术出版。尽管我们有很多专业书籍是由政府机构或基金会来提供资金资助的，但是我们的底线是，必须符合学术出版的标准。”对于出版社的出版标准，谢寿光社长坚定不移。
如此高的出版定位，对出版社的编辑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谢寿光要求每位编辑“术业有专攻”。“我坚持的是，编辑学什么专业的就编什么专业的书籍，不允许跨学科编稿。”甚且，由专业编辑团队编辑完成的书稿，再请社外的资深编辑进行编校质量检查，这已成为社科文献社的一项常规制度。
严格的编校制度、高端的出版定位，保证了图书的高质量，也使社科文献社逐渐形成了“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特色。出版社先后策划出版了著名的图书品牌和学术品牌“皮书”系列、《列国志》、“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全球化译丛”、“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近世中国”、“博源文库”等一大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市场价值的系列图书。2011年，出版社承担了中国社科院内出版项目达178种，此外在社会学、近现代史等领域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业学术出版物，并有45种单书、丛书和音像制品获奖。经过“第二次创业”的积累，以及“第三次创业”的加力，社科文献社无疑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权威。
“皮书”系列：让学术也畅销
社科文献社坚持走学术产品的系列化、规模化、市场化运营道路，其中“皮书”系列是这一运作模式下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也是提及社科文献社时无法避而不谈的出版项目。“皮书”原是西方国家的官方文件公告的统称，包括白皮书、蓝皮书、绿皮书、红皮书、黄皮书等。在社科文献社“第二次创业”初始阶段，为了摆脱学术出版曲高和寡的局面，打造出既有品味又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学术畅销书，谢寿光社长选择皮书作为突破点。
1998年，社科文献社成立了“皮书工作室”，制定出操作手册，规定了皮书运作中从联系课题组、接收书稿到编辑加工、印制、营销的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工作安排。出版社致力于将“皮书”系列打造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指导性读物，因此在编辑过程中，出版社除了要求执笔人对社会某一领域进行宏观的分析和预测外，还要注重对影响人们生活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尽量满足人们对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资讯的需求。
经过十几年的运作，“皮书”系列已经成为社科文献社的主要品牌。“社会文献社和‘皮书’系列几乎是同一名词，甚至知道‘皮书’的人可能比知道出版社名字的更多一些。”目前，社科文献社的皮书种类已经扩大到近200种，占该社整个出书品种的1/5、销售码洋的1/4、利润的1/3。由于对开发“皮书”系列的独具慧眼，谢寿光社长被出版界誉为“中国 ‘皮书’出版第一人”。
推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
作为一家以传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己任的专业学术出版社，社科文献社一直以来也致力于中国学术“走出去”战略。社科文献社与近400家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机构以及英、法、德、英、日、韩等国及港台地区近40家出版和学术文化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我们不能仅仅把这项工作局限在输出多少版权、引进多少版权，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在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构建中国学术的传播平台，增强我们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社科文献社先后与荷兰博睿出版社合作，面向海外推出了《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等近十余种皮书的英文版；此外，《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等十余种著作列选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在国际社科学术界，社科文献社正努力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引领数字出版先潮
翻开社科文献社的大事记，可以发现，早在1998年，出版社就正式成立了声像电子部，全面启动数字出版工作。这在互联网刚开始普及的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具超前眼光的发展计划。
“当时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如果不做有效的结合，在未来的传统出版里，将会失去你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生存空间”。因此，“当数字时代来临，出版业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必然要跟着转变。晚转不如早转。”提前洞察到了数字出版必将对传统出版带来冲击，社科文献社在十多年前就迈开了数字化的步伐，并始终走在同行业的前列。自声像电子部成立后，1999年，出版社自主研发了该社第一版网站系统；2003年，配合“皮书”系列，开发了“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光盘”，光盘同时具备了电子书和数据库查询功能，引发了出版业图书功能的革命；2003年底，实现了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的网络化运行，向无纸化办公迈出了重要一步；2004年，设计制作了具备电子商务等功能的新一代网站，实现了图书数据库以光盘为载体逐步向网络过渡；2009年5月，皮书数据库一期正式向外发布；2011年12月，出版社“数字出版集成管理及运营平台系统”项目入选“2011年新闻出版改革项目库”。
社科文献社在数字化的道路上一步步向前，却并不是简单的内容转制而已。“在数字出版领域，我们的定位是内容经营商，而不仅仅是内容提供商。我认为，如果只以内容提供商的身份与数字公司合作，那么人家仍然是主动者，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对于数字出版的形势，谢寿光社长有着敏锐而又与时俱进的洞察力。据他介绍，该社的数字产品在销售上颇费心思，像“皮书数据库”、“列国志数据库”都既可以打包出售，也可以为购买者提供定制服务，甚至可以以篇章为单位进行销售，适应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
注重营销推广，也是社科文献社在新市场环境下得以脱颖而出的杀手锏。谢寿光在接受采访时自信地说：“很少有出版社能有我们这么强的传播能力。我们这十几年打造下来，整个市场营销中心统筹着四大部门，每个部门各自分工。”在微博的影响日益扩大的2011年，社科文献社也紧跟时势，将微博营销作为企业营销的一部分。“明年，我们将会在微博和出版价值上深度探讨，把微博这个利器和出版很好地结合起来，融成一体，把我们学术出版平台打造得更加有效，更加结实，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学术产品。”
十几年前的发展意识和创新的魄力，使得社科文献社在现今收获颇丰。现在，耕耘仍在继续。谢寿光说：“我希望我们全社的员工努力去构筑一个梦想的空间，搭建一个圆梦的平台，争做一个有梦的社科文献人，使自己所有的梦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实现。这个梦就是办一个让人尊敬的学术出版机构，让每一个人感到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