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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年代，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一种新的女子职业——女招待在广州出现。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男女就业机会的冲突，广州女招待职业曾两度遭到政府明令禁止。这说明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要取得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广州，女招待，妇女运动，男女平等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90-04
民国肇始，男女平等劳动神圣学说倡行，妇女迈出家门走入社会自食其力的人数增加，但女子职业的发展却障碍重重，步履维艰。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在广州的新兴女子职业——女招待，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现实生活中男女就业机会的矛盾冲突，曾经两度遭禁，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本文即拟以20世纪20年代广州禁止女招待风波为中心，通过对基本史实的梳理，借以了解民国前期广州下层妇女生存的艰辛和就业的艰难，从而进一步认识妇女解放的任重道远。
所谓女招待就是饮食娱乐服务性行业所雇用的女服务员，是近代城市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下层女性的主要职业之一。中国最早的女招待可以追溯到1870年前后上海烟馆中的“女堂倌”，但不久就被官府取缔。在广州，女招待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则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茶室之中。
广州人向来嗜好饮茶，尤喜相邀到茶楼或茶室“叹茶”。民国初年，广州长堤一带的新建筑中“尤以茶楼为多，且皆新式洋楼，高可数层，窗明几净，食品新奇，招待妥善，故人多往长堤品茗”，因此对旧式茶楼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各茶楼之间“遂皆存竞争之心，或以地方陈设精致胜，或以伙伴善于招徕胜，或以价廉物美胜”。20年代初，“文雅丽”茶室标新立异，雇用女性充任企堂，使茶室小费收入成倍增加。更有一位叫大娣的商人借助于五四运动后初兴的女子实业运动，以女权平等为旗号，“在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高第街对面首创一家平权女子茶室，继又在十八甫开设一家平等女子茶室，由麦雪姬主持服务工作”，两间茶室从掌柜到企堂、喊买，全部由女子担任，社会人士慕名而来，络绎不绝，生意兴隆。但由于守旧派人士的肆意抨击和诸多干预，两店不久就被迫停业。“著名女律师苏汉生获悉，大感不平，为维护女权遂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遵循法律途径，终获法律解决”。“此风一开，各茶楼亦纷纷雇用女招待”。稍后，大三元、文园、金龙、银龙、南园、西园等大酒家也相继招雇年轻貌美的女子充当女招待。
最初茶楼女招待仅属临时雇用，衣着朴素，均作女佣装束，提煲冲水，招呼茶客，相对于男企堂，女招待更有心细和蔼等优势，服务更为周到。加之每月工资仅三五元，所以茶室酒楼乐于雇用。又因一些官僚豪绅、富贾商贩“每以饮食阔绰为荣，任性挥霍，博女招待欢心，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光顾三数元，而付小账成倍，甚或更多”。因此，各茶楼因女招待的增设而盛极一时，女招待也因小费而增加了收入。一般未受教育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下层女子因女招待收入尚可，纷纷投入此业，以为生计。随着女招待的普及，各茶楼又开始新一轮竞争。如西横街式式居茶室，“雇用之女招待，皆挑选翘楚可人。尤以三楼上之女招待为最时髦，眼镜长裙，手镯戒指，俨然富家女公子派头”。不过，此等女招待“只招待房座之茶客，且限于茶客来时，随入来问一次，以后开茶、斟水、上点心另用其次者”。当然，“若常来光顾，打赏最多，及有势有面者，其招待手段又自不同”，因此式式居虽然“地方狭小，陈设又简单，食品平常，而取价则异常昂贵”，仍引来众多的回头客和达官贵人，可称猛极一时。又如西关长寿街某茶楼女招待“特制多袭轻薄衣衫，其袖短而阔，按日穿之”用，以招徕茶客。“当年的四大酒家还特别选雇一两个漂亮姑娘作‘生招牌’，冠以小姐、美人、公主、皇后等种种称谓，并放大她们的照片，高悬门首，以广宣传”，再配上诸如“女侍皇后莫倾城小姐恭候光临”等诱惑性广告，使女招待成为广州一景。不仅广州城内茶室酒楼盛行聘用女招待，此风还波及近郊四乡，佛山等地“各茶室酒楼，均有若辈踪迹，几成一种风气”。
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些商家的招摇，女招待很快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招来种种非议。一些守旧人士以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片面地认定“酒楼茶室之设女招待，无非欲借女色惑人，以广招徕”，从业者必是“一般淫娃荡女”，她们“时装盛饰，陪酒清歌以博顾客欢心，甚或狂言浪语，打情骂俏，乃至猥亵狎亵”，并主观地认为女招待与女伶、瞽姬等“没有一个不是以卖淫为生活的”，女招待等同于娼妓，甚至“每较妓女为甚”，简直就是“人妖”。因此，许多社会人士强烈要求政府禁止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同时，女招待的出现也引发了男女就业机会的矛盾冲突。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女招待不需要任何知识和技能，只需年轻漂亮即可，因此许多下层女子前往应聘。而店东也深知许多顾客来茶室酒楼并非单为吃喝，而是借机一睹女招待风采，女招待因此成为店东招徕顾客的一种经营手段。女招待顶替了男企堂，致使部分男工失业，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广州市茶室酒楼工会为维护男工的利益，还呈请省长公署“严禁各号雇用女子招待”。
鉴于诸多方面的考虑，广东省长公署于1921年12月下令禁止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市公安局“每日均着该管警察登门劝告，请其辞退女工，日凡三四次”。虽然许多茶室酒楼因政府“只取干涉态度，并未严行禁止，仍多依旧营业，然在女工生计方面，已受打击不小，于是互相讨论。结果除联名呈请公安局与省长收回成命外，别请女界联合会出面援助”。1921年12月24日下午，广州女界联合会派出代表伍智梅、庄汉翘、杨若莲等前往广东省长公署，请求省长取消禁止茶室酒楼女工令。在代表们的据理力争下，省长陈炯明表示“酒楼茶室本可雇用女工，唯必须严加取缔，免伤风化”，但要求“各酒楼茶室房及门帘，须一律撤去，女工服饰，须格外朴实”。政府态度显然有所转变，于是佛山茶居工会召集各茶室男工商议对策，最后议定并经店东允肯“各该茶室酒肆之雇用女工，概作加用，而原用男工额例，无论营业旺淡，均不得减少”。而广州茶居工会则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于1921年12月25日以店东未采纳其意见辞退女招待为由宣布罢工，并组织调查队逐店调查，遇有工人开工者一律驱逐。部分茶楼以众怒难犯被迫将女招待辞退，但中华、性也、一瓯、软红等茶楼则从外面临时雇用工人继续营业，“于是二十五夜，茶室工人复行总攻击，凡遇别行茶室作厨者，以蹂躏工会利权论，人店殴之，或使人俟于门外，拦途截击，是时有女招待之茶室风声鹤唳”。其中西关十八甫之贵玉茶室被打得“落花流水”，财政路之软红茶室所雇之人“不敢出门，至夜深由店东以驳壳两枝(支)护送而去”。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以数百名女招待被解雇，冲突才得以平息。
经过此次风波之后，凡加入工会之茶室酒楼绝大部 分辞退了女招待，“唯一瓯、软红两间以维持女子职业自命，始终独唱单调”。茶室酒楼工会因此又派出“八百余人包围该两家，请勿雇女工，因股东他往无结果”。不在工会范围的则暗中继续雇用女招待，不过在名称上或改称“女职员”，或改称“女掌柜”，或干脆“延聘女子担当烹饪事业”。而官方对女招待的态度此前虽有所转变，但从根本上来说仍倾向于茶居工会，对聘用女招待的茶室酒楼多有为难。1922年2月，继续聘用女招待的“一瓯”茶室主人因故被警察局拘禁罚款，再次引发了广州女界的联合请愿行动。2月23日，广州女界联合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到会者200余人，最后“举出代表市参事邓蕙芳、伍智梅及庄汉翘等，会同各茶室女工代表：一瓯刘绮文、黎伯新、李笔桂，一心李德辉，性也黄丽生，富南王阿好、陈丽，曾光曾哲中，同赴省署请愿”。呈递了有“廖仲恺夫人、徐谦夫人、汪精卫夫人、邹海滨夫人、伍参事智梅、邓参事蕙芳、洪湘臣夫人数十人亲自署名，且有美国人黄骚夫人亦列名其中”的请愿书㈣，并当场对省长陈炯明有关女子“择业宜置身高洁”等言论进行了辩驳。但这次请愿最终不了了之，女招待被禁止的局面并未改变。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以后，由于广州政局动荡，政府对女招待问题无从顾及，女招待在广州重又流行开来，其规模大大超过第一次禁止时。除茶室酒楼外，烟馆等也开始雇用女招待，是时“广州烟馆统计约百家，多设繁盛街道内，有女招待，招牌书谈话处”。就连“顺德属内各茶室酒楼，近染广州风气，雇用年少貌美之女招待，以广招徕”。面对女招待禁而不止的情况，广州市政府分别采取了措施。对于烟馆女招待，市政府要求公安局“着即饬各区署查明，如果此项烟馆确有雇用女招待情事立即一律禁止，违令者不准开设”；对于茶室酒楼女招待，市政府则制定规则，详细规定了女招待的服饰、执业时间、职业行为等，对其进行管理，并要求公安局“认真执行取缔女招待规则，按日派员分巡各酒楼茶室。如遇女招待之不守规则者，着即呼警带案口(鞫)罚，勿得瞻徇。倘有犯规多次者，则禁止在各店”。
随着女招待职业的解禁和广州禁娼运动的兴起，一些私娼乘机混迹女招待队伍之中，加上个别女子行为不检点，在广州市公安局严捕私娼的行动中，屡有女招待被查获。此外，女招待与顾客私通之类的事件也时有报道。使女招待在社会上的形象愈益受损。1924年7月广州市发生了一起所谓的“女招待杀人案”，在将女招待亚英押往法庭之途中，“某编剧大家更用怏(快)镜沿路将之摄影，以为他日演串女招待谋财害命新剧之写真”，《广州民国日报》也进行了跟踪报道，整个广州城沸沸扬扬，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证明女招待是无辜的，但当案情尚在调查之时，广州市公安局便认定女招待“谋财害命”，遂以此事为借口，于7月14日张贴布告，要求各茶室酒楼“自布告日起，应将女招待概行辞退，倘敢故违，定干究罚”。在行动上，公安局一方面严查重罚仍在从业之女招待，一经查出，“每名罚大洋五十元”。同时，对违令雇用女招待之茶室酒楼也予以重罚，以儆效尤。一德路一德楼茶室司事麦应祥即因此而被拘传到公安局处以重罚。顺德黄连乡局也张贴布告，警告“故意违抗者，定即饬勇厉行干涉”。在政府的严厉查禁下，女招待被纷纷辞退，有的失业回家，有的改从他业，有的“改赴各乡镇执业”。一时间广州“各茶室多已无此辈踪迹”，有些茶室还因此而倒闭，曾猛极一时的式式居茶室就被迫改为“食品贩卖场”。此后十余年间，一度兴盛的广州女招待几乎销声匿迹，少有舆论关注。直到30年代中期，随着广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茶室酒楼又重新尝试雇用女招待，政府也逐步解除了禁令，在《广州市酒楼茶室业职业工会女工部章程》的管理下，女招待职业遂成为合法职业。
20世纪20年代初，在妇女运动澎湃的广州，因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的问题，引发“男女工人激战”，男工们始则罢工，继而动武，沸沸扬扬，“全市为之轰动”。而标榜民治的政府当局居然支持罢工工人的要求，下令禁止茶室酒楼招聘女性招待。进而又引发了广州“女子职业解放大请愿”。这其中隐含的道德观念、就业冲突、女子职业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首先，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对女性的偏见仍难以消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大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封闭的家庭小天地里恪守着“女不言外”的道德标准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闺媛之礼。进入民国后，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迈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新女性越来越多，但传统的观念和偏见在人们的思想里仍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尽管此时西方国家饮食服务业已普遍雇用女性，但在中国，人们对于男企堂招待女顾客习以为常，而对于抛头露面服务于男顾客的女招待则大加指责，视其为“固启淫靡之风且于风化有碍”的下贱职业，具有“私娼的性质”。诚然，随着人数的增加，女招待队伍良莠不齐，确有一些女招待自身行为不够检点，贻人口实，招致非议。也有一些女招待迫于生计考虑，“不能不投店东之好，放浪形骸，以与座客周旋”。但是，女招待的工作性质与妓女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女招待以穿梭于厅堂侍奉于顾客为本职，出卖的是劳力而不是肉体。况且大多数女招待“出劳力作工以谋生”，“安分执事”，“绝无些少狎亵状态”。只是一些店东在激烈的同行竞争当中，不注意茶室酒楼地方与食品的改良，却在女招待身上花样翻新，招人眼目，利用女色以为摇钱树。顾客当中更有一些“不轨之徒，本其旧日恶习，加以戏侮”，而“女子荏弱，无力与较”，这“纯为恶社会罪恶的表现，不能归咎于女工”，但结果受侮辱的女招待反倒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对象。而当局对此不是加强茶室酒楼的经营管理，严惩侮辱女性的无耻顾客，保护弱势女招待，相反竟“误信无赖文人之谗言”，不分良莠，笼统地认为“此种女子职业，徒碍善良风俗”，容易招惹是非。于是，在“维持女子人格”“免伤风化”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两度严禁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以女工失业而避不轨之徒，这无异于“对于被辱之女子加以摧残，而任令侮辱女子之男子逍遥无事”。可见，女招待始终与道德礼教和社会风化问题纠缠在一起，最终成了传统偏见和社会舆论的牺牲品。
其次，社会就业机会有限，女子职业的发展步履维艰。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和社会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作为传统的商业城市，近代工业并不十分发达，大型工厂相对较少，传统行业规模又小，加上20年代广东政局动荡，战乱不休，因此社会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而广州城市人口却急剧增加，致使竞争激烈，男子尚处于失业的危机中，女子就业就更加困难。虽然广东妇女首开女子参政之先河，继而又兴起女子实业运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妇女解放的先决问题，在经济独立，要达到经济独立目的，当谋女子职业的扩张”，在社会职业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呼吁“凡是可以为女子职业的事社会上必须尽提倡的 义务”，以使城市下层女性有更多的谋生机会。但实际上当时广州市女子职业的范围很小，女教师、女医生、女职员等均需知识女性，电话女司机(接话员)、铁路查票员等所需人员有限，能大量容纳女工的缫丝厂此时受日本丝的排挤也日渐萎缩，“各行生涯冷淡，各项女工半停辍”。因此，在女子教育尚未普及的20年代初期，对于众多的广州下层女性而言，可供选择的职业并不多。其中以雇佣关系进入社会，以服务性劳动换取报酬，无需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女招待就成为越来越多的下层女性的选择。这样一来，女招待不仅抢了茶室酒楼男工的饭碗，遭致男工的反对，抑或是在女招待内部也因供过于求而互相抵制。广州第二次禁止女招待后，顺德“大良各酒楼茶居之女招待，以饭碗问题所关，特相约团结，实行拒绝由省来之女招待，并一面向各酒楼东家提出警告，以不得用由省来之女招待为条件，否则一律罢工”。而佛山女招待“向日工资，每月可得廿元之谱，兹则以觅食人多，供过于求，不得不自贬其值以谋栖身之所，闻现在女招待中，虽具有姿色，而工情善媚者，亦每月仅值工资十元至十二元，其下焉者更遭拒绝，系雇用者，亦不过月薪数元”。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女子职业发展之艰难。
最后，女性独立意识虽有所增强，但妇女解放任重道远。自五四运动以后，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部分妇女逐渐意识到了妇女解放的先决问题是经济独立，因此“稍有觉悟，舍其坐食之素习，本其劳力以谋生”者越来越多㈣。女招待既为下层女性谋生之职业，故当政府下令禁止时，她们必然要群起而抗争，除了“别请女界联合会出面援助”，利用社会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外，还认识到“此次之失败，皆由无团体所致”，因此准备自行组织女工工会，成为争取女性解放的勇敢践行者。当女招待第二次遭禁后，部分女招待又借长堤先施天台茶室为会场，发起组织职业介绍所，为失业女工寻找出路，表明她们的独立意识在逐渐增强。但是，社会并没有给予男女平等以真正的认可，男工所能为之茶室酒楼企堂职业，以女性充之就成为不“高洁”的职业。在整个禁止风波中，女招待始终是弱势群体，如果说在第一次禁止时舆论方面还有微弱的支持之声，行动方面还有女界联合会的挺身而出，那么第二次禁止时女招待则完全处于一种无助的境地。她们势单力薄，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根本无力与男性主流相抗衡。在舆论的压力和政府的压制下，最后她们连发起组织职业介绍所都不敢公开，又何来真正的男女平等。所有这一切说明，妇女解放任重道远，它不仅需要帮助妇女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以适应高层次的职业选择，更需要社会的发展和宽容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最根本的问题则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妇女就业男女平等加以保障，但这恰恰又是民国政府不能企及的。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广州，女招待，妇女运动，男女平等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90-04
民国肇始，男女平等劳动神圣学说倡行，妇女迈出家门走入社会自食其力的人数增加，但女子职业的发展却障碍重重，步履维艰。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在广州的新兴女子职业——女招待，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现实生活中男女就业机会的矛盾冲突，曾经两度遭禁，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本文即拟以20世纪20年代广州禁止女招待风波为中心，通过对基本史实的梳理，借以了解民国前期广州下层妇女生存的艰辛和就业的艰难，从而进一步认识妇女解放的任重道远。
所谓女招待就是饮食娱乐服务性行业所雇用的女服务员，是近代城市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下层女性的主要职业之一。中国最早的女招待可以追溯到1870年前后上海烟馆中的“女堂倌”，但不久就被官府取缔。在广州，女招待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则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茶室之中。
广州人向来嗜好饮茶，尤喜相邀到茶楼或茶室“叹茶”。民国初年，广州长堤一带的新建筑中“尤以茶楼为多，且皆新式洋楼，高可数层，窗明几净，食品新奇，招待妥善，故人多往长堤品茗”，因此对旧式茶楼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各茶楼之间“遂皆存竞争之心，或以地方陈设精致胜，或以伙伴善于招徕胜，或以价廉物美胜”。20年代初，“文雅丽”茶室标新立异，雇用女性充任企堂，使茶室小费收入成倍增加。更有一位叫大娣的商人借助于五四运动后初兴的女子实业运动，以女权平等为旗号，“在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高第街对面首创一家平权女子茶室，继又在十八甫开设一家平等女子茶室，由麦雪姬主持服务工作”，两间茶室从掌柜到企堂、喊买，全部由女子担任，社会人士慕名而来，络绎不绝，生意兴隆。但由于守旧派人士的肆意抨击和诸多干预，两店不久就被迫停业。“著名女律师苏汉生获悉，大感不平，为维护女权遂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遵循法律途径，终获法律解决”。“此风一开，各茶楼亦纷纷雇用女招待”。稍后，大三元、文园、金龙、银龙、南园、西园等大酒家也相继招雇年轻貌美的女子充当女招待。
最初茶楼女招待仅属临时雇用，衣着朴素，均作女佣装束，提煲冲水，招呼茶客，相对于男企堂，女招待更有心细和蔼等优势，服务更为周到。加之每月工资仅三五元，所以茶室酒楼乐于雇用。又因一些官僚豪绅、富贾商贩“每以饮食阔绰为荣，任性挥霍，博女招待欢心，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光顾三数元，而付小账成倍，甚或更多”。因此，各茶楼因女招待的增设而盛极一时，女招待也因小费而增加了收入。一般未受教育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下层女子因女招待收入尚可，纷纷投入此业，以为生计。随着女招待的普及，各茶楼又开始新一轮竞争。如西横街式式居茶室，“雇用之女招待，皆挑选翘楚可人。尤以三楼上之女招待为最时髦，眼镜长裙，手镯戒指，俨然富家女公子派头”。不过，此等女招待“只招待房座之茶客，且限于茶客来时，随入来问一次，以后开茶、斟水、上点心另用其次者”。当然，“若常来光顾，打赏最多，及有势有面者，其招待手段又自不同”，因此式式居虽然“地方狭小，陈设又简单，食品平常，而取价则异常昂贵”，仍引来众多的回头客和达官贵人，可称猛极一时。又如西关长寿街某茶楼女招待“特制多袭轻薄衣衫，其袖短而阔，按日穿之”用，以招徕茶客。“当年的四大酒家还特别选雇一两个漂亮姑娘作‘生招牌’，冠以小姐、美人、公主、皇后等种种称谓，并放大她们的照片，高悬门首，以广宣传”，再配上诸如“女侍皇后莫倾城小姐恭候光临”等诱惑性广告，使女招待成为广州一景。不仅广州城内茶室酒楼盛行聘用女招待，此风还波及近郊四乡，佛山等地“各茶室酒楼，均有若辈踪迹，几成一种风气”。
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些商家的招摇，女招待很快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招来种种非议。一些守旧人士以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片面地认定“酒楼茶室之设女招待，无非欲借女色惑人，以广招徕”，从业者必是“一般淫娃荡女”，她们“时装盛饰，陪酒清歌以博顾客欢心，甚或狂言浪语，打情骂俏，乃至猥亵狎亵”，并主观地认为女招待与女伶、瞽姬等“没有一个不是以卖淫为生活的”，女招待等同于娼妓，甚至“每较妓女为甚”，简直就是“人妖”。因此，许多社会人士强烈要求政府禁止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同时，女招待的出现也引发了男女就业机会的矛盾冲突。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女招待不需要任何知识和技能，只需年轻漂亮即可，因此许多下层女子前往应聘。而店东也深知许多顾客来茶室酒楼并非单为吃喝，而是借机一睹女招待风采，女招待因此成为店东招徕顾客的一种经营手段。女招待顶替了男企堂，致使部分男工失业，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广州市茶室酒楼工会为维护男工的利益，还呈请省长公署“严禁各号雇用女子招待”。
鉴于诸多方面的考虑，广东省长公署于1921年12月下令禁止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市公安局“每日均着该管警察登门劝告，请其辞退女工，日凡三四次”。虽然许多茶室酒楼因政府“只取干涉态度，并未严行禁止，仍多依旧营业，然在女工生计方面，已受打击不小，于是互相讨论。结果除联名呈请公安局与省长收回成命外，别请女界联合会出面援助”。1921年12月24日下午，广州女界联合会派出代表伍智梅、庄汉翘、杨若莲等前往广东省长公署，请求省长取消禁止茶室酒楼女工令。在代表们的据理力争下，省长陈炯明表示“酒楼茶室本可雇用女工，唯必须严加取缔，免伤风化”，但要求“各酒楼茶室房及门帘，须一律撤去，女工服饰，须格外朴实”。政府态度显然有所转变，于是佛山茶居工会召集各茶室男工商议对策，最后议定并经店东允肯“各该茶室酒肆之雇用女工，概作加用，而原用男工额例，无论营业旺淡，均不得减少”。而广州茶居工会则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于1921年12月25日以店东未采纳其意见辞退女招待为由宣布罢工，并组织调查队逐店调查，遇有工人开工者一律驱逐。部分茶楼以众怒难犯被迫将女招待辞退，但中华、性也、一瓯、软红等茶楼则从外面临时雇用工人继续营业，“于是二十五夜，茶室工人复行总攻击，凡遇别行茶室作厨者，以蹂躏工会利权论，人店殴之，或使人俟于门外，拦途截击，是时有女招待之茶室风声鹤唳”。其中西关十八甫之贵玉茶室被打得“落花流水”，财政路之软红茶室所雇之人“不敢出门，至夜深由店东以驳壳两枝(支)护送而去”。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以数百名女招待被解雇，冲突才得以平息。
经过此次风波之后，凡加入工会之茶室酒楼绝大部 分辞退了女招待，“唯一瓯、软红两间以维持女子职业自命，始终独唱单调”。茶室酒楼工会因此又派出“八百余人包围该两家，请勿雇女工，因股东他往无结果”。不在工会范围的则暗中继续雇用女招待，不过在名称上或改称“女职员”，或改称“女掌柜”，或干脆“延聘女子担当烹饪事业”。而官方对女招待的态度此前虽有所转变，但从根本上来说仍倾向于茶居工会，对聘用女招待的茶室酒楼多有为难。1922年2月，继续聘用女招待的“一瓯”茶室主人因故被警察局拘禁罚款，再次引发了广州女界的联合请愿行动。2月23日，广州女界联合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到会者200余人，最后“举出代表市参事邓蕙芳、伍智梅及庄汉翘等，会同各茶室女工代表：一瓯刘绮文、黎伯新、李笔桂，一心李德辉，性也黄丽生，富南王阿好、陈丽，曾光曾哲中，同赴省署请愿”。呈递了有“廖仲恺夫人、徐谦夫人、汪精卫夫人、邹海滨夫人、伍参事智梅、邓参事蕙芳、洪湘臣夫人数十人亲自署名，且有美国人黄骚夫人亦列名其中”的请愿书㈣，并当场对省长陈炯明有关女子“择业宜置身高洁”等言论进行了辩驳。但这次请愿最终不了了之，女招待被禁止的局面并未改变。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以后，由于广州政局动荡，政府对女招待问题无从顾及，女招待在广州重又流行开来，其规模大大超过第一次禁止时。除茶室酒楼外，烟馆等也开始雇用女招待，是时“广州烟馆统计约百家，多设繁盛街道内，有女招待，招牌书谈话处”。就连“顺德属内各茶室酒楼，近染广州风气，雇用年少貌美之女招待，以广招徕”。面对女招待禁而不止的情况，广州市政府分别采取了措施。对于烟馆女招待，市政府要求公安局“着即饬各区署查明，如果此项烟馆确有雇用女招待情事立即一律禁止，违令者不准开设”；对于茶室酒楼女招待，市政府则制定规则，详细规定了女招待的服饰、执业时间、职业行为等，对其进行管理，并要求公安局“认真执行取缔女招待规则，按日派员分巡各酒楼茶室。如遇女招待之不守规则者，着即呼警带案口(鞫)罚，勿得瞻徇。倘有犯规多次者，则禁止在各店”。
随着女招待职业的解禁和广州禁娼运动的兴起，一些私娼乘机混迹女招待队伍之中，加上个别女子行为不检点，在广州市公安局严捕私娼的行动中，屡有女招待被查获。此外，女招待与顾客私通之类的事件也时有报道。使女招待在社会上的形象愈益受损。1924年7月广州市发生了一起所谓的“女招待杀人案”，在将女招待亚英押往法庭之途中，“某编剧大家更用怏(快)镜沿路将之摄影，以为他日演串女招待谋财害命新剧之写真”，《广州民国日报》也进行了跟踪报道，整个广州城沸沸扬扬，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证明女招待是无辜的，但当案情尚在调查之时，广州市公安局便认定女招待“谋财害命”，遂以此事为借口，于7月14日张贴布告，要求各茶室酒楼“自布告日起，应将女招待概行辞退，倘敢故违，定干究罚”。在行动上，公安局一方面严查重罚仍在从业之女招待，一经查出，“每名罚大洋五十元”。同时，对违令雇用女招待之茶室酒楼也予以重罚，以儆效尤。一德路一德楼茶室司事麦应祥即因此而被拘传到公安局处以重罚。顺德黄连乡局也张贴布告，警告“故意违抗者，定即饬勇厉行干涉”。在政府的严厉查禁下，女招待被纷纷辞退，有的失业回家，有的改从他业，有的“改赴各乡镇执业”。一时间广州“各茶室多已无此辈踪迹”，有些茶室还因此而倒闭，曾猛极一时的式式居茶室就被迫改为“食品贩卖场”。此后十余年间，一度兴盛的广州女招待几乎销声匿迹，少有舆论关注。直到30年代中期，随着广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茶室酒楼又重新尝试雇用女招待，政府也逐步解除了禁令，在《广州市酒楼茶室业职业工会女工部章程》的管理下，女招待职业遂成为合法职业。
20世纪20年代初，在妇女运动澎湃的广州，因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的问题，引发“男女工人激战”，男工们始则罢工，继而动武，沸沸扬扬，“全市为之轰动”。而标榜民治的政府当局居然支持罢工工人的要求，下令禁止茶室酒楼招聘女性招待。进而又引发了广州“女子职业解放大请愿”。这其中隐含的道德观念、就业冲突、女子职业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首先，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对女性的偏见仍难以消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大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封闭的家庭小天地里恪守着“女不言外”的道德标准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闺媛之礼。进入民国后，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迈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新女性越来越多，但传统的观念和偏见在人们的思想里仍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尽管此时西方国家饮食服务业已普遍雇用女性，但在中国，人们对于男企堂招待女顾客习以为常，而对于抛头露面服务于男顾客的女招待则大加指责，视其为“固启淫靡之风且于风化有碍”的下贱职业，具有“私娼的性质”。诚然，随着人数的增加，女招待队伍良莠不齐，确有一些女招待自身行为不够检点，贻人口实，招致非议。也有一些女招待迫于生计考虑，“不能不投店东之好，放浪形骸，以与座客周旋”。但是，女招待的工作性质与妓女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女招待以穿梭于厅堂侍奉于顾客为本职，出卖的是劳力而不是肉体。况且大多数女招待“出劳力作工以谋生”，“安分执事”，“绝无些少狎亵状态”。只是一些店东在激烈的同行竞争当中，不注意茶室酒楼地方与食品的改良，却在女招待身上花样翻新，招人眼目，利用女色以为摇钱树。顾客当中更有一些“不轨之徒，本其旧日恶习，加以戏侮”，而“女子荏弱，无力与较”，这“纯为恶社会罪恶的表现，不能归咎于女工”，但结果受侮辱的女招待反倒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对象。而当局对此不是加强茶室酒楼的经营管理，严惩侮辱女性的无耻顾客，保护弱势女招待，相反竟“误信无赖文人之谗言”，不分良莠，笼统地认为“此种女子职业，徒碍善良风俗”，容易招惹是非。于是，在“维持女子人格”“免伤风化”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两度严禁茶室酒楼雇用女招待，以女工失业而避不轨之徒，这无异于“对于被辱之女子加以摧残，而任令侮辱女子之男子逍遥无事”。可见，女招待始终与道德礼教和社会风化问题纠缠在一起，最终成了传统偏见和社会舆论的牺牲品。
其次，社会就业机会有限，女子职业的发展步履维艰。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和社会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作为传统的商业城市，近代工业并不十分发达，大型工厂相对较少，传统行业规模又小，加上20年代广东政局动荡，战乱不休，因此社会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而广州城市人口却急剧增加，致使竞争激烈，男子尚处于失业的危机中，女子就业就更加困难。虽然广东妇女首开女子参政之先河，继而又兴起女子实业运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妇女解放的先决问题，在经济独立，要达到经济独立目的，当谋女子职业的扩张”，在社会职业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呼吁“凡是可以为女子职业的事社会上必须尽提倡的 义务”，以使城市下层女性有更多的谋生机会。但实际上当时广州市女子职业的范围很小，女教师、女医生、女职员等均需知识女性，电话女司机(接话员)、铁路查票员等所需人员有限，能大量容纳女工的缫丝厂此时受日本丝的排挤也日渐萎缩，“各行生涯冷淡，各项女工半停辍”。因此，在女子教育尚未普及的20年代初期，对于众多的广州下层女性而言，可供选择的职业并不多。其中以雇佣关系进入社会，以服务性劳动换取报酬，无需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女招待就成为越来越多的下层女性的选择。这样一来，女招待不仅抢了茶室酒楼男工的饭碗，遭致男工的反对，抑或是在女招待内部也因供过于求而互相抵制。广州第二次禁止女招待后，顺德“大良各酒楼茶居之女招待，以饭碗问题所关，特相约团结，实行拒绝由省来之女招待，并一面向各酒楼东家提出警告，以不得用由省来之女招待为条件，否则一律罢工”。而佛山女招待“向日工资，每月可得廿元之谱，兹则以觅食人多，供过于求，不得不自贬其值以谋栖身之所，闻现在女招待中，虽具有姿色，而工情善媚者，亦每月仅值工资十元至十二元，其下焉者更遭拒绝，系雇用者，亦不过月薪数元”。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女子职业发展之艰难。
最后，女性独立意识虽有所增强，但妇女解放任重道远。自五四运动以后，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部分妇女逐渐意识到了妇女解放的先决问题是经济独立，因此“稍有觉悟，舍其坐食之素习，本其劳力以谋生”者越来越多㈣。女招待既为下层女性谋生之职业，故当政府下令禁止时，她们必然要群起而抗争，除了“别请女界联合会出面援助”，利用社会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外，还认识到“此次之失败，皆由无团体所致”，因此准备自行组织女工工会，成为争取女性解放的勇敢践行者。当女招待第二次遭禁后，部分女招待又借长堤先施天台茶室为会场，发起组织职业介绍所，为失业女工寻找出路，表明她们的独立意识在逐渐增强。但是，社会并没有给予男女平等以真正的认可，男工所能为之茶室酒楼企堂职业，以女性充之就成为不“高洁”的职业。在整个禁止风波中，女招待始终是弱势群体，如果说在第一次禁止时舆论方面还有微弱的支持之声，行动方面还有女界联合会的挺身而出，那么第二次禁止时女招待则完全处于一种无助的境地。她们势单力薄，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根本无力与男性主流相抗衡。在舆论的压力和政府的压制下，最后她们连发起组织职业介绍所都不敢公开，又何来真正的男女平等。所有这一切说明，妇女解放任重道远，它不仅需要帮助妇女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以适应高层次的职业选择，更需要社会的发展和宽容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最根本的问题则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妇女就业男女平等加以保障，但这恰恰又是民国政府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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