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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下午举行的“从城市雕塑到公共艺术——城市文化环境发展研讨会”，围绕着“如何界定、评价公共艺术，发展中国公共艺术”展开深入讨论。会议由王中、张浩达、任世民三位教授共同主持。讨论的内容基本围绕着如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何为公共艺术？
黄丹麾博士认为公共艺术是当代雕塑多元化和跨界性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公共艺术的发展。“公共艺术”走出了传统雕塑的束缚，接纳了多元化的雕塑理念，强调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更多探讨文化观念问题。
新疆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王宣元提出应当从公共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来定义公共艺术。而乔迁博士则提示大家应该回到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学科的语言形式中来定义它。
任世民教授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雕塑有了新的空间，和建筑结合在一起，叫了一段时间的“环境雕塑”，后来又被称为“环境艺术”，随后演变为“城市雕塑”的概念。我们国家的城市雕塑建设，最初的出发点是，艺术要走出学院，走出课堂，走出博物馆，走到社会上，和社会建设走在一起。这个概念不同于作为现代艺术里面所提到的公共性，比如说行为艺术的公众性。今天提出的“公共艺术”，是一个拓宽的平台和领域。然而对于公共艺术概念的认识，我们首先有一个误区，便是用中国的思考模式去把外国的词汇翻译过来，这在解读上会引起偏差。
张浩达教授认为：西方没有明确的公共艺术一说，但是有关于“公共性”的研究。这是最核心的价值。这个公共性来自大众是否有话语权，大众是否有参与权。如果谈不到这一点，任何表现形式都与“公共”没有任何关系。
福建三明艺术学院艺术系主任林梓波也对此表示认同：公共艺术首先一定是为了公众而做的，是为公众而服务的。在这种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才能谈它的艺术性、审美性，或者互动参与性等等。在提倡全民法制的社会，要去建设一种真正的公共艺术，首先必须尊重公众的诉求、公众的意识，树立公共的精神。
也有一些与会者对“公共艺术”持保留态度，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司开国博士提出：公共艺术这个词在中国是不成熟的，是否用另外一个词叫“公共雕塑”更为妥当？
大连理工大学艺术与建筑设计学院院长助理温洋则表示：“城市雕塑”这个词相对中国国情而言更为合理。“公共艺术”更像是一种策略，并不能取代“城市雕塑”而存在。
新疆雕塑家李永康的观点也代表了一些创作者的观点，他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过多地纠缠于概念问题，实际上，带有公共性的互动意识和参与意识已经不断地渗透到雕塑家的艺术实践之中。公共艺术是一种现象、一种概念和一种方法，作为艺术工作者应当更多地探讨怎么在实践中加深公共的一些精髓，多做一点东西。
滕小松博士的观点则颇为耐人寻味，他提出：不论“城市雕塑”还是“公共艺术”，本质上应当是“反城市”。所谓的“激活空间”中的“激活”一词便是“反城市”。因为认为城市不好，所以和这个城市进行对抗，改变它。激活这个词，实际上也意味着“接近太阳，接近大地”，是与“物质化”的城市的对抗。
问题二：公共艺术专业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存在问题
据有关专家的不完全考证，在中国设有公共艺术专业系、科，甚至工作室的大学超过60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在西方国家找不到将公共艺术作为一个系或者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校，只能找到相关的专业，比如在德国有叫“艺术与开放空间”的专业。并且，中国高校中对公共艺术的理解和教学也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么，中国院校大规模地设立公共艺术院系究竟合理与否呢？
王中教授认为：与西方国家的艺术教育专业设置不同，公共艺术作为一种专业出现在本科教育中，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需要。公共艺术迫使我们面临以下问题：第一，我们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开放的文化心态？第二，公共艺术关系到培养一个什么民族的问题。公共艺术百分比的文化政策是给予全体民众的一个文化福利，这个是由政府来主导。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认知高度，从业者、理论研究者是不是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都关系着这个文化福利的推行状态。我们现在的研究完全跟不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是非常滞后的，也非常有必要在学术层面建构这样的学科体系。
四川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邓乐也认为公共艺术学科的建立非常有必要。今天及今后的艺术家要面对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的未来。他的眼光，他需要对话的语言和对话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21世纪艺术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仅在雕塑或者公共艺术领域出现，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出现。公共艺术可以整合很多专业，包括城市规划、环境艺术、雕塑、文学、历史、哲学等等，公共艺术培养的人才今后将在社会中间发生重要的作用。
湖北黄冈师范大学的蔡增杰认为公共艺术在中国目前处于尴尬的地位，很多院校开设的公共艺术专业，本质上只是雕塑系的改头换面，变相的扩招，从课程设置乃至教学内容上仍然没有真正整合公共艺术的需求。一些综合性的院校开办的公共艺术专业则成了大杂烩，最后毕业的学生似乎什么都会，但在实践中能力很低。“公共艺术”作为专业有必要开设，但更适合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层面开设。
问题三：公共艺术中的三方博弈
公共艺术作品的发起、创作及价值评判，涉及公众、艺术家、决策者多方的意见。而他们之间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又常常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这三者在公共艺术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目前中国的现状，专家们各有意见。
杨晓见教授认为“官员意志在公共艺术实现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诸如美国的总统山，不同党派出身的总统的份额都是分配好的。持相反意见的乔迁博士则认为官员并没有在艺术形式方面起多大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雕塑家和他们所提供的稿件的水准。最后是否屈服于官方意志更多是雕塑家个人的问题。
邓乐教授显然更为赞同杨晓见的意见，他觉得中国的公共艺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政府常常作为公共意志的代表来决定经费的投入，并且常常是政府而非专家机构来确定艺术的好坏。特别悲观的是现在理论界和批评界基本上都将城市雕塑看作一个非常低下和商业的领域。但他也认为，应该回归到艺术的本体来思考城市雕塑或公共艺术的问题。
意大利雕塑家迪奥尼西奥·契马莱利（Dionisio Cimarelli）则认为，公共艺术的建设不能完全由政府或大众来决定，艺术家有教导公众、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的责任。雕塑家孙龙本也表示赞同，他以自己承接政府项目的经验为例，提到：“在做项目的时候，往往都是政府来找艺术家，艺术家很被动，做环境艺术的时候都处在“填补空白”的层面。实际上，艺术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应该是给政府官员‘洗脑’，告诉他们‘什么是公共艺术或环境艺术’”。
张浩达教授则秉持了这样的观点：从本质上看，公共艺术并不是那种表达艺术家（或决策者）个人意志或表现个人艺术水平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的真正目的在于展示一个公共空间内的社会公共意识以及文化艺术修养，因此它的创作过程就必须有普通市民大众的参与，由公众、艺术家、决策者几方共同决定介入公共空间的艺术样式及存在方式。因此，这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来确保公共艺术实现过程中的公共性。
关于机制建设这一方面，边清子博士提出：公共艺术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但国家不能直接介入到这个公共艺术当中，这其中需要建设一个由各方面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公共艺术评审委员会。而政府特别需要重视的是，要深刻地思考中国需要公共艺术的意义、目的和方向。这必须要做很多的思考，需要很多的借鉴，听取大众的意见。政府应该让大众认识到公共艺术的重要性，引导大众来参与和享受这些公共艺术。政府在文化福利方面，应当对公共艺术的批评更大的包容。在公共艺术当中，政策、媒体、艺术家、公众等多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来提炼互相之间的沟通。因为公共艺术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传达，而是为大众的艺术。任世民教授也强调应该发挥一个艺术专业委员会的作用，而不是单方面地迎合政府官员或偏袒艺术家，并且能够培养一些公共艺术家去参与到城市的有形文化的策划中去。
问题一：何为公共艺术？
黄丹麾博士认为公共艺术是当代雕塑多元化和跨界性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公共艺术的发展。“公共艺术”走出了传统雕塑的束缚，接纳了多元化的雕塑理念，强调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更多探讨文化观念问题。
新疆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王宣元提出应当从公共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来定义公共艺术。而乔迁博士则提示大家应该回到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学科的语言形式中来定义它。
任世民教授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雕塑有了新的空间，和建筑结合在一起，叫了一段时间的“环境雕塑”，后来又被称为“环境艺术”，随后演变为“城市雕塑”的概念。我们国家的城市雕塑建设，最初的出发点是，艺术要走出学院，走出课堂，走出博物馆，走到社会上，和社会建设走在一起。这个概念不同于作为现代艺术里面所提到的公共性，比如说行为艺术的公众性。今天提出的“公共艺术”，是一个拓宽的平台和领域。然而对于公共艺术概念的认识，我们首先有一个误区，便是用中国的思考模式去把外国的词汇翻译过来，这在解读上会引起偏差。
张浩达教授认为：西方没有明确的公共艺术一说，但是有关于“公共性”的研究。这是最核心的价值。这个公共性来自大众是否有话语权，大众是否有参与权。如果谈不到这一点，任何表现形式都与“公共”没有任何关系。
福建三明艺术学院艺术系主任林梓波也对此表示认同：公共艺术首先一定是为了公众而做的，是为公众而服务的。在这种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才能谈它的艺术性、审美性，或者互动参与性等等。在提倡全民法制的社会，要去建设一种真正的公共艺术，首先必须尊重公众的诉求、公众的意识，树立公共的精神。
也有一些与会者对“公共艺术”持保留态度，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司开国博士提出：公共艺术这个词在中国是不成熟的，是否用另外一个词叫“公共雕塑”更为妥当？
大连理工大学艺术与建筑设计学院院长助理温洋则表示：“城市雕塑”这个词相对中国国情而言更为合理。“公共艺术”更像是一种策略，并不能取代“城市雕塑”而存在。
新疆雕塑家李永康的观点也代表了一些创作者的观点，他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过多地纠缠于概念问题，实际上，带有公共性的互动意识和参与意识已经不断地渗透到雕塑家的艺术实践之中。公共艺术是一种现象、一种概念和一种方法，作为艺术工作者应当更多地探讨怎么在实践中加深公共的一些精髓，多做一点东西。
滕小松博士的观点则颇为耐人寻味，他提出：不论“城市雕塑”还是“公共艺术”，本质上应当是“反城市”。所谓的“激活空间”中的“激活”一词便是“反城市”。因为认为城市不好，所以和这个城市进行对抗，改变它。激活这个词，实际上也意味着“接近太阳，接近大地”，是与“物质化”的城市的对抗。
问题二：公共艺术专业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存在问题
据有关专家的不完全考证，在中国设有公共艺术专业系、科，甚至工作室的大学超过60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在西方国家找不到将公共艺术作为一个系或者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校，只能找到相关的专业，比如在德国有叫“艺术与开放空间”的专业。并且，中国高校中对公共艺术的理解和教学也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么，中国院校大规模地设立公共艺术院系究竟合理与否呢？
王中教授认为：与西方国家的艺术教育专业设置不同，公共艺术作为一种专业出现在本科教育中，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需要。公共艺术迫使我们面临以下问题：第一，我们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开放的文化心态？第二，公共艺术关系到培养一个什么民族的问题。公共艺术百分比的文化政策是给予全体民众的一个文化福利，这个是由政府来主导。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认知高度，从业者、理论研究者是不是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都关系着这个文化福利的推行状态。我们现在的研究完全跟不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是非常滞后的，也非常有必要在学术层面建构这样的学科体系。
四川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邓乐也认为公共艺术学科的建立非常有必要。今天及今后的艺术家要面对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的未来。他的眼光，他需要对话的语言和对话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21世纪艺术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仅在雕塑或者公共艺术领域出现，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出现。公共艺术可以整合很多专业，包括城市规划、环境艺术、雕塑、文学、历史、哲学等等，公共艺术培养的人才今后将在社会中间发生重要的作用。
湖北黄冈师范大学的蔡增杰认为公共艺术在中国目前处于尴尬的地位，很多院校开设的公共艺术专业，本质上只是雕塑系的改头换面，变相的扩招，从课程设置乃至教学内容上仍然没有真正整合公共艺术的需求。一些综合性的院校开办的公共艺术专业则成了大杂烩，最后毕业的学生似乎什么都会，但在实践中能力很低。“公共艺术”作为专业有必要开设，但更适合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层面开设。
问题三：公共艺术中的三方博弈
公共艺术作品的发起、创作及价值评判，涉及公众、艺术家、决策者多方的意见。而他们之间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又常常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这三者在公共艺术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目前中国的现状，专家们各有意见。
杨晓见教授认为“官员意志在公共艺术实现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诸如美国的总统山，不同党派出身的总统的份额都是分配好的。持相反意见的乔迁博士则认为官员并没有在艺术形式方面起多大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雕塑家和他们所提供的稿件的水准。最后是否屈服于官方意志更多是雕塑家个人的问题。
邓乐教授显然更为赞同杨晓见的意见，他觉得中国的公共艺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政府常常作为公共意志的代表来决定经费的投入，并且常常是政府而非专家机构来确定艺术的好坏。特别悲观的是现在理论界和批评界基本上都将城市雕塑看作一个非常低下和商业的领域。但他也认为，应该回归到艺术的本体来思考城市雕塑或公共艺术的问题。
意大利雕塑家迪奥尼西奥·契马莱利（Dionisio Cimarelli）则认为，公共艺术的建设不能完全由政府或大众来决定，艺术家有教导公众、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的责任。雕塑家孙龙本也表示赞同，他以自己承接政府项目的经验为例，提到：“在做项目的时候，往往都是政府来找艺术家，艺术家很被动，做环境艺术的时候都处在“填补空白”的层面。实际上，艺术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应该是给政府官员‘洗脑’，告诉他们‘什么是公共艺术或环境艺术’”。
张浩达教授则秉持了这样的观点：从本质上看，公共艺术并不是那种表达艺术家（或决策者）个人意志或表现个人艺术水平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的真正目的在于展示一个公共空间内的社会公共意识以及文化艺术修养，因此它的创作过程就必须有普通市民大众的参与，由公众、艺术家、决策者几方共同决定介入公共空间的艺术样式及存在方式。因此，这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来确保公共艺术实现过程中的公共性。
关于机制建设这一方面，边清子博士提出：公共艺术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但国家不能直接介入到这个公共艺术当中，这其中需要建设一个由各方面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公共艺术评审委员会。而政府特别需要重视的是，要深刻地思考中国需要公共艺术的意义、目的和方向。这必须要做很多的思考，需要很多的借鉴，听取大众的意见。政府应该让大众认识到公共艺术的重要性，引导大众来参与和享受这些公共艺术。政府在文化福利方面，应当对公共艺术的批评更大的包容。在公共艺术当中，政策、媒体、艺术家、公众等多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来提炼互相之间的沟通。因为公共艺术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传达，而是为大众的艺术。任世民教授也强调应该发挥一个艺术专业委员会的作用，而不是单方面地迎合政府官员或偏袒艺术家，并且能够培养一些公共艺术家去参与到城市的有形文化的策划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