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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的编辑工作事业发展很快，但前进的道路上也碰到不少问题，这就要求从事编辑工作活动要重视编辑学理论研究工作以解决前进道路上碰到的问题，同时强调编辑学理论研究须为编辑工作实践服务。在这个进程中，人们似乎感觉到了编辑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欠缺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须进一步加强编辑学理论研究建设以强化其解决编辑工作实践所面临的众多实际问题，须对强化编辑学理论研究有高度自觉以改变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相对落后的状况，从而能够充分发挥编辑学理论研究解决编辑工作实际问题的功能。
关键词：
编辑学理论研究 编辑工作事业 解决 实际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编辑工作事业发展很快，目前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但编辑工作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多种多样，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新出现的问题；既有全局性的问题，也有局部性的问题。而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是否强大，就看其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和把握这些问题。
一、加强科学地提出问题能力的建设
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而具备这种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科学地提出问题，解释现实，指导实践，预测未来。而要真正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其关键是有能力发现实践活动中难以避开的实质性问题，发现这些实质性问题后还要同时做到用科学的方法把它们转化成理论思维的课题。通常所说的善于科学地提出问题就是指这个意思。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在编辑工作事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往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而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发挥其科学地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既要善于解释和解决早已存在的老问题，同时也要善于解释解决新产生的问题，而解决新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这是理论超前的本质所决定的。毫无疑问，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起来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在及时发现问题的能力上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着目光敏锐性不强的问题，与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全民经商潮席卷中国，编辑界也卷入其中，为“创收”，一些格调不高的地摊文学被编辑发行了，但编辑学理论研究界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所谓“创收”已偏离了“以商补编的”的轨道，只是等到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社会时编辑理论界才恍然大悟，于是又事后诸葛亮式地连篇累牍发文指责这种状况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认为不迅速纠正将会导致编辑工作的灾难，当然说这种马后炮式理论毫无用处也不符合事实，但这种失去“及时和超前”性质和预测未来功能的理论对于实践已没有多少科学价值了。因为等到问题的发展已达到普遍化的时候，实践自己也能发现问题并作出调整，理论姗姗来迟的指导已经显得多余。[1]
第二，能够准确发现问题。世界是多样的、复杂的，社会各领域也是如此。在编辑工作领域，各种各样的现象和问题都会出现，但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和问题中，不全部都是实质性问题，有些只是表面的现象。由此观之，编辑学理论研究能够发挥指导编辑工作实践的作用就必须善于在各种现象的背后发现捕捉实质性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对现象作出深入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众所周知，编辑工作是一项重要事业，而在编辑工作事业一线工作的广大职工对此感受尤其深刻，他们往往对编辑工作制度不健全、工作场地不足、编辑设施陈旧落后深感不安。往往一边讲编辑工作事业如何重要，一边抱怨有关领导对编辑工作不重视。而编辑学理论研究者也往往受这种抱怨所左右，不能充分认识到这种感性认识受到局限而直接照搬过来，也认为编辑工作发展被忽视的原因是领导不重视，经济发展水平低等。从表面看似乎有道理，但这是没有深入了解事物本质而出现的肤浅，因其没有解析清楚为什么在当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关头而迫切需要加强编辑工作的情况下遭到领导的忽视。因此，要想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得深入其本质中，这就需要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相对落后性和领导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等要素中去寻找其内在的关联点，也就是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效益问题。认真分析现有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效益问题就可以发现编辑工作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人们对编辑工作的认识不足是与编辑工作的这些特点密切相关的，这是导致编辑工作非常重要而有关领导认识不足的真正原因。[2]只有从编辑工作效益问题出发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并进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科学的前提。若只是孤立地讲编辑工作非常重要，领导又不重视，经济还不发达等孤立因素，而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解析其相关性，寻找其本质关系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还会引起领导的不满。这无疑会削弱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编辑学理论研究指导编辑工作实际出现吃力感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准确发现问题是提高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二、寻求理论的深刻
一般来说，理论就是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进而由深入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上升到系统性的理性认识，这就是理论。理性认识有赖于感性认识，有赖于实践，但理性认识超越了感性认识和工作实践，这同样适用于编辑工作理论研究。编辑学理论研究来源于编辑工作实践又超越编辑工作实践。编辑学理论研究者应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进行独立研究而得到的结论是否科学、是否高水平，则要看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超前性和科学合理的内在层次结构这三大特点，这是衡量编辑学理论研究水平的尺度。这三大特点决定了编辑学理论研究达到了什么深度及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大。[3]编辑学理论研究者所揭示出的编辑工作现象的内涵和本质，都要围绕以上三个特点的概念、范畴，依靠理性思维进行揭示并以研究成果的形式呈现出来。编辑学理论研究者要在研究中取得独创性的成果就必须要有刻苦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当然，这种创新应当是科学的，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遵循规律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严谨的。由此观之，只有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辛勤劳动，并能够体现出创造性研究出来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编辑理论研究成果，才能反映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深刻性，也因此才能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观这些年来大量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经过实践，多半是研究者闭门造车搞出来的，这哪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并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呢？编辑学理论研究在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不能一成不变，而要进行创新，同时也要求理论研究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高水平。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其内部来看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概念与概念之间，判断与判断、前提与结论之间都具有清晰的必然的内在因果联系、清晰的层次构造等。另外，作为一项课题的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完成以后，其得到的结论应是完整系统的，而不是残缺不全不成系统的，因此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很好的逻辑构造性。理论研究具有超前性也是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特征及突出表现，是其能够指导实践的功能、价值及理论意义所在。由此来看，现今需要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除了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解析或辩护以外，还应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问题作深入的解剖，认真分析其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自觉和盲目的成分，并对编辑工作实践的客观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揭示其实践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以指导未来的编辑工作实践更好更快发展。[4] 三、避免理论的空泛及经验化等不足
当前，编辑学理论研究仍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是由于过度追求理论的高层次而造成脱离实际进而变成空谈的空乏化倾向。其次是缺乏理性抽象的就事论事，对编辑工作的描述过于具体和平淡，因此缺乏理论所应有的普遍而又深远的指导意义。导致这两点不足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造成编辑学理论研究空乏化倾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研究者心态过于急躁而造成矫枉过正的后果。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起来的编辑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不长，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广大理论研究者也普遍感到指导编辑工作实践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编辑学理论的落后，因此有一种尽快迎头赶上的迫切心态。这种心态如果控制得不好，就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变成一种急躁心理。此外，一些真假混杂的论点诸如 “编辑学理论研究太落后了”“编辑工作没有什么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编辑工作事业如何先进等论点常常出现，更有部分专业杂志偏好“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 加之编辑学理论研究一直以来也确实存在比较浓厚的经验色彩，这就不可避免地令部分研究者产生追赶心理。研究者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开始自觉努力改变理论落后时，往往也会不自觉地陷于理论空乏化的境地。
第二，有部分研究者之所以从事远离编辑工作实际的“纯理论”研究并不是他们有这个兴趣，而是因为他们受制于研究条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起来的编辑学科，其发展速度很快，一大批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集结在这门学科的旗下，这支队伍思想活跃，具有跨学科的背景，因此有利于其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利于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促进编辑工作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半路出家，存在编辑工作实践经验不足的一面，这对于应用学科的编辑工作学来说是个很大的弱点，要克服这个弱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科研经费不足而限制了他们对编辑工作实际的考察调研但必须搞科研的情况下，只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研究距离编辑工作实际比较远的“纯理论”课题了。
造成编辑学理论研究经验化倾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由于编辑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理论紧紧依附着实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编辑工作的发展进程就可发现它与各种社会思潮交织相连，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政治化编辑”到“经济化编辑”，再到“人本化编辑”的转型。而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政治形态的编辑学理论”到“经济形态的编辑学理论”的转变。“文革”结束后，编辑学理论研究伴随着编辑工作实践的变化及不同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课题，有形无形地受到编辑工作实践牵引，这就使编辑学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经验和强制性色彩，理论的发展有意无意地被疏忽了。[5]第二，在学界普遍认可编辑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学科的情况下，研究者开展编辑学理论研究时不得不有所顾虑，生怕被指责为脱离实际，当他们开展理论研究时就不自觉地画地为牢，过分地局限于实践和经验，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编辑学理论研究缺乏一种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令研究不自觉地陷于经验的泥潭。但编辑研究界都普遍认为，编辑学如果在结构上缺乏超越具体事物的形而上的东西就谈不上是一门完整的学科。由此可见，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编辑学既需要有应用理论的研究，更需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尤其重要。虽然基础理论研究一般和编辑工作实际没有那么紧密的结合，研究成果也少有直接应用，但这类成果具有其他成果难企及的独有优势，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旦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就会大大增强整个编辑学理论研究解决编辑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可以发现，应用理论研究可以直接解决编辑实际工作中的某些一时一事问题，但不具备普遍意义，而基础理论研究虽然少能直接解决问题，但它能够决定前者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大小和程度，从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研究者必须搞清楚它们之间的深刻的辩证关系。[6]
四、加强理论、决策与实践的沟通协调
加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建设，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界的心愿，而且学界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实际成效。但解决实际问题功能的强化并不等于就是解决了编辑工作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须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这是科学规律，编辑学理论研究当然也受这个规律的约束。因此，疏通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渠道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发挥编辑学理论研究指导编辑工作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必经要道，宜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编辑理论研究及其成果要被编辑实际工作采纳，其前提条件是这个成果必须要有学术价值及直接或间接的应用价值。一项研究要称得上是理论就须具有学术价值。另外，假如一项研究虽具有了学术价值，但其缺乏直接或间接的应用价值，或者说缺乏应用的环境和条件，如此，这个理论就难以推广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去，起码是不能在当前及今后一段长时间内推广。因此，缺乏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是没有指导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丝毫功能的。[7]
第二，决策部门要变拍脑袋决策为依据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决策。为此，决策部门要对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认真的鉴定。在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设计任务往往是分开来做的，前者主要由理论研究者来做，而后者主要由决策部门来做。由于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就需具备较高的科学理论素质，要能够对理论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及各种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作出鉴别及对工作部门的实践能力作出判断，另外还要承担实践失误或走弯路时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加强决策研究和提高决策水平是实现编辑学理论研究指导编辑工作实践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的关键环节。[8]
第三，理论研究要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就必须为编辑工作部门所采纳。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经由研究者生产出来并经过决策部门的“检验”合格后就可向编辑工作部门推广了。由此可见，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运动轨迹的终端是被吸收和应用于编辑工作实践。如果研究成果最终被实际工作或忽视或遗弃或错误接受，那么，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先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编辑工作实际部门能否吸收利用编辑学理论研究者研究出来的成果是检验其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要协调好上述三大关系，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提高理论的学术和应用价值，积极宣传推广理论研究成果，这就需要加强编辑学理论研究以扭转其相对落后的现状；其次，加强决策机构建设，切实转化落实有学术和应用价值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再次，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工作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吸收和利用理论研究成果的能力和动力。[9]
参考文献：
[1] 李丽.面对出版改革图书编辑应该怎样做[J].编辑之友，2010（S1）.
[2] 蔡雯.新闻编辑学研究在新时期的探索与突破[J].中国编辑，2008（2）.
[3] 丛林.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J].中国编辑，2005（3）.
[4] 刘杲.编辑实践需要编辑理论[J].中国编辑研究，2007（02）.
[5] 吴平，黄星.编辑学研究五年[J].出版科学，2010（05） .
[6] 蔡克难.概说编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J].编辑之友，2009（2）.
[7] 郭奇.论主体间性视野下的编辑“六元”关系[J].出版科学，2009（3）.
[8] 成凤明.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之境——读周国清的《编辑主体论》[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9] 谭丰华，易冰源.“大编辑”理念初探[J].出版科学，2010（1）.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
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的编辑工作事业发展很快，但前进的道路上也碰到不少问题，这就要求从事编辑工作活动要重视编辑学理论研究工作以解决前进道路上碰到的问题，同时强调编辑学理论研究须为编辑工作实践服务。在这个进程中，人们似乎感觉到了编辑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欠缺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须进一步加强编辑学理论研究建设以强化其解决编辑工作实践所面临的众多实际问题，须对强化编辑学理论研究有高度自觉以改变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相对落后的状况，从而能够充分发挥编辑学理论研究解决编辑工作实际问题的功能。
关键词：
编辑学理论研究 编辑工作事业 解决 实际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编辑工作事业发展很快，目前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但编辑工作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多种多样，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新出现的问题；既有全局性的问题，也有局部性的问题。而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是否强大，就看其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和把握这些问题。
一、加强科学地提出问题能力的建设
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而具备这种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科学地提出问题，解释现实，指导实践，预测未来。而要真正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其关键是有能力发现实践活动中难以避开的实质性问题，发现这些实质性问题后还要同时做到用科学的方法把它们转化成理论思维的课题。通常所说的善于科学地提出问题就是指这个意思。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在编辑工作事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往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而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发挥其科学地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既要善于解释和解决早已存在的老问题，同时也要善于解释解决新产生的问题，而解决新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这是理论超前的本质所决定的。毫无疑问，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起来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在及时发现问题的能力上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着目光敏锐性不强的问题，与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全民经商潮席卷中国，编辑界也卷入其中，为“创收”，一些格调不高的地摊文学被编辑发行了，但编辑学理论研究界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所谓“创收”已偏离了“以商补编的”的轨道，只是等到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社会时编辑理论界才恍然大悟，于是又事后诸葛亮式地连篇累牍发文指责这种状况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认为不迅速纠正将会导致编辑工作的灾难，当然说这种马后炮式理论毫无用处也不符合事实，但这种失去“及时和超前”性质和预测未来功能的理论对于实践已没有多少科学价值了。因为等到问题的发展已达到普遍化的时候，实践自己也能发现问题并作出调整，理论姗姗来迟的指导已经显得多余。[1]
第二，能够准确发现问题。世界是多样的、复杂的，社会各领域也是如此。在编辑工作领域，各种各样的现象和问题都会出现，但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和问题中，不全部都是实质性问题，有些只是表面的现象。由此观之，编辑学理论研究能够发挥指导编辑工作实践的作用就必须善于在各种现象的背后发现捕捉实质性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对现象作出深入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众所周知，编辑工作是一项重要事业，而在编辑工作事业一线工作的广大职工对此感受尤其深刻，他们往往对编辑工作制度不健全、工作场地不足、编辑设施陈旧落后深感不安。往往一边讲编辑工作事业如何重要，一边抱怨有关领导对编辑工作不重视。而编辑学理论研究者也往往受这种抱怨所左右，不能充分认识到这种感性认识受到局限而直接照搬过来，也认为编辑工作发展被忽视的原因是领导不重视，经济发展水平低等。从表面看似乎有道理，但这是没有深入了解事物本质而出现的肤浅，因其没有解析清楚为什么在当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关头而迫切需要加强编辑工作的情况下遭到领导的忽视。因此，要想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得深入其本质中，这就需要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相对落后性和领导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等要素中去寻找其内在的关联点，也就是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效益问题。认真分析现有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效益问题就可以发现编辑工作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人们对编辑工作的认识不足是与编辑工作的这些特点密切相关的，这是导致编辑工作非常重要而有关领导认识不足的真正原因。[2]只有从编辑工作效益问题出发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并进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科学的前提。若只是孤立地讲编辑工作非常重要，领导又不重视，经济还不发达等孤立因素，而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解析其相关性，寻找其本质关系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还会引起领导的不满。这无疑会削弱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编辑学理论研究指导编辑工作实际出现吃力感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准确发现问题是提高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二、寻求理论的深刻
一般来说，理论就是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进而由深入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上升到系统性的理性认识，这就是理论。理性认识有赖于感性认识，有赖于实践，但理性认识超越了感性认识和工作实践，这同样适用于编辑工作理论研究。编辑学理论研究来源于编辑工作实践又超越编辑工作实践。编辑学理论研究者应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进行独立研究而得到的结论是否科学、是否高水平，则要看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超前性和科学合理的内在层次结构这三大特点，这是衡量编辑学理论研究水平的尺度。这三大特点决定了编辑学理论研究达到了什么深度及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大。[3]编辑学理论研究者所揭示出的编辑工作现象的内涵和本质，都要围绕以上三个特点的概念、范畴，依靠理性思维进行揭示并以研究成果的形式呈现出来。编辑学理论研究者要在研究中取得独创性的成果就必须要有刻苦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当然，这种创新应当是科学的，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遵循规律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严谨的。由此观之，只有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辛勤劳动，并能够体现出创造性研究出来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编辑理论研究成果，才能反映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深刻性，也因此才能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观这些年来大量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经过实践，多半是研究者闭门造车搞出来的，这哪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并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呢？编辑学理论研究在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不能一成不变，而要进行创新，同时也要求理论研究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高水平。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其内部来看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概念与概念之间，判断与判断、前提与结论之间都具有清晰的必然的内在因果联系、清晰的层次构造等。另外，作为一项课题的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完成以后，其得到的结论应是完整系统的，而不是残缺不全不成系统的，因此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很好的逻辑构造性。理论研究具有超前性也是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特征及突出表现，是其能够指导实践的功能、价值及理论意义所在。由此来看，现今需要高水平的编辑学理论研究除了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解析或辩护以外，还应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问题作深入的解剖，认真分析其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自觉和盲目的成分，并对编辑工作实践的客观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揭示其实践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以指导未来的编辑工作实践更好更快发展。[4] 三、避免理论的空泛及经验化等不足
当前，编辑学理论研究仍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是由于过度追求理论的高层次而造成脱离实际进而变成空谈的空乏化倾向。其次是缺乏理性抽象的就事论事，对编辑工作的描述过于具体和平淡，因此缺乏理论所应有的普遍而又深远的指导意义。导致这两点不足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造成编辑学理论研究空乏化倾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研究者心态过于急躁而造成矫枉过正的后果。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起来的编辑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不长，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广大理论研究者也普遍感到指导编辑工作实践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编辑学理论的落后，因此有一种尽快迎头赶上的迫切心态。这种心态如果控制得不好，就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变成一种急躁心理。此外，一些真假混杂的论点诸如 “编辑学理论研究太落后了”“编辑工作没有什么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编辑工作事业如何先进等论点常常出现，更有部分专业杂志偏好“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 加之编辑学理论研究一直以来也确实存在比较浓厚的经验色彩，这就不可避免地令部分研究者产生追赶心理。研究者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开始自觉努力改变理论落后时，往往也会不自觉地陷于理论空乏化的境地。
第二，有部分研究者之所以从事远离编辑工作实际的“纯理论”研究并不是他们有这个兴趣，而是因为他们受制于研究条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发展起来的编辑学科，其发展速度很快，一大批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集结在这门学科的旗下，这支队伍思想活跃，具有跨学科的背景，因此有利于其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利于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促进编辑工作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半路出家，存在编辑工作实践经验不足的一面，这对于应用学科的编辑工作学来说是个很大的弱点，要克服这个弱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科研经费不足而限制了他们对编辑工作实际的考察调研但必须搞科研的情况下，只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研究距离编辑工作实际比较远的“纯理论”课题了。
造成编辑学理论研究经验化倾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由于编辑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理论紧紧依附着实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编辑工作的发展进程就可发现它与各种社会思潮交织相连，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政治化编辑”到“经济化编辑”，再到“人本化编辑”的转型。而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政治形态的编辑学理论”到“经济形态的编辑学理论”的转变。“文革”结束后，编辑学理论研究伴随着编辑工作实践的变化及不同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课题，有形无形地受到编辑工作实践牵引，这就使编辑学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经验和强制性色彩，理论的发展有意无意地被疏忽了。[5]第二，在学界普遍认可编辑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学科的情况下，研究者开展编辑学理论研究时不得不有所顾虑，生怕被指责为脱离实际，当他们开展理论研究时就不自觉地画地为牢，过分地局限于实践和经验，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编辑学理论研究缺乏一种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令研究不自觉地陷于经验的泥潭。但编辑研究界都普遍认为，编辑学如果在结构上缺乏超越具体事物的形而上的东西就谈不上是一门完整的学科。由此可见，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编辑学既需要有应用理论的研究，更需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尤其重要。虽然基础理论研究一般和编辑工作实际没有那么紧密的结合，研究成果也少有直接应用，但这类成果具有其他成果难企及的独有优势，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旦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就会大大增强整个编辑学理论研究解决编辑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可以发现，应用理论研究可以直接解决编辑实际工作中的某些一时一事问题，但不具备普遍意义，而基础理论研究虽然少能直接解决问题，但它能够决定前者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大小和程度，从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研究者必须搞清楚它们之间的深刻的辩证关系。[6]
四、加强理论、决策与实践的沟通协调
加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建设，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界的心愿，而且学界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实际成效。但解决实际问题功能的强化并不等于就是解决了编辑工作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须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这是科学规律，编辑学理论研究当然也受这个规律的约束。因此，疏通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渠道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发挥编辑学理论研究指导编辑工作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必经要道，宜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编辑理论研究及其成果要被编辑实际工作采纳，其前提条件是这个成果必须要有学术价值及直接或间接的应用价值。一项研究要称得上是理论就须具有学术价值。另外，假如一项研究虽具有了学术价值，但其缺乏直接或间接的应用价值，或者说缺乏应用的环境和条件，如此，这个理论就难以推广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去，起码是不能在当前及今后一段长时间内推广。因此，缺乏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是没有指导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丝毫功能的。[7]
第二，决策部门要变拍脑袋决策为依据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决策。为此，决策部门要对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认真的鉴定。在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设计任务往往是分开来做的，前者主要由理论研究者来做，而后者主要由决策部门来做。由于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就需具备较高的科学理论素质，要能够对理论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及各种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作出鉴别及对工作部门的实践能力作出判断，另外还要承担实践失误或走弯路时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加强决策研究和提高决策水平是实现编辑学理论研究指导编辑工作实践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的关键环节。[8]
第三，理论研究要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就必须为编辑工作部门所采纳。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经由研究者生产出来并经过决策部门的“检验”合格后就可向编辑工作部门推广了。由此可见，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运动轨迹的终端是被吸收和应用于编辑工作实践。如果研究成果最终被实际工作或忽视或遗弃或错误接受，那么，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先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编辑工作实际部门能否吸收利用编辑学理论研究者研究出来的成果是检验其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要协调好上述三大关系，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提高理论的学术和应用价值，积极宣传推广理论研究成果，这就需要加强编辑学理论研究以扭转其相对落后的现状；其次，加强决策机构建设，切实转化落实有学术和应用价值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再次，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工作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吸收和利用理论研究成果的能力和动力。[9]
参考文献：
[1] 李丽.面对出版改革图书编辑应该怎样做[J].编辑之友，2010（S1）.
[2] 蔡雯.新闻编辑学研究在新时期的探索与突破[J].中国编辑，2008（2）.
[3] 丛林.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J].中国编辑，2005（3）.
[4] 刘杲.编辑实践需要编辑理论[J].中国编辑研究，2007（02）.
[5] 吴平，黄星.编辑学研究五年[J].出版科学，2010（05） .
[6] 蔡克难.概说编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J].编辑之友，2009（2）.
[7] 郭奇.论主体间性视野下的编辑“六元”关系[J].出版科学，2009（3）.
[8] 成凤明.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之境——读周国清的《编辑主体论》[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9] 谭丰华，易冰源.“大编辑”理念初探[J].出版科学，2010（1）.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