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6月6日，一代枭雄袁世凯在“忧惧”中病逝。相传袁氏家族的男子，都是年未满花甲而死，即便是袁世凯这样的风云人物，也逃不过这一家族魔咒。
　　在袁氏病逝之前，“洪宪称帝”的闹剧已经在举国的反对声浪中草草收场，无疾而终。自1915年12月袁世凯接受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到1916年3月不得不取消帝制，袁氏做了83天的未正式登基的皇帝。三个月后，袁世凯本人也撒手而去。
　　毕竟是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北洋政府为袁世凯举行了盛大的国葬礼仪，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许多名流也都送了挽联。
　　曾极力鼓动袁世凯称帝的杨度，送去的挽联是：“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面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对袁氏的功罪是非，不敢置评，只发出一连串诘问。
　　民间却有一副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挽联，甚是奇特：“中国人民万岁；袁世凯千古”。上联六字，下联五字，暗示“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
　　袁世凯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赞之者称他“肇造共和”，弹之者骂他“窃国大盗”。
　　在晚清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袁世凯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并领导了中国警察制度的近代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又兴办新式学校，倡导学子留洋；清末改革官制时，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武昌事变之后，又是袁世凯促成了清帝逊位，主权、政权与领土都和平移交给新生的中华民国……
　　可以说，对于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袁世凯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在袁世凯五十岁时，他的权力与声望都达到了人生顶峰，先是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之后又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革命党的黄兴甚至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
　　然而，在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之后，袁世凯迎来了人生的下坡路，而且是断崖式的下坡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使得这位强者不得不面对无尽的困局与争议，乃至骂名。
　　在袁世凯人生的最后五年，袁世凯因为“二十一条”风波而被骂为“卖国贼”，继而又因为接受帝号而被举国唾骂。这两大历史事件，让袁世凯心力交瘁，不但人生走向末路，而且名字也被挂上历史耻辱柱。
　　在之后的历史叙述中，袁世凯越来越像一个小丑，其最为人诟病者，除了接受“二十一条”与背叛共和称帝，还有早年告密导致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后“窃取革命果实”、主谋刺杀宋教仁。
　　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除了称帝一事，袁世凯本人无可卸责之外，历史漩涡中的袁世凯，许多时候其实都是“背锅侠”。
　　过去一直认为，“戊戌政变”源于袁世凯叛变、告密，但近代史研究学者马勇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事实上“戊戌政变”的发生，跟袁世凯并无直接关系。
　　至于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更像是一种倾向性的观点，而不是平实的历史叙述。事实上，武昌枪响之后，南北对峙之际，惟有袁世凯才有能力促成清帝逊位、南北和议、政归民国。这一点，也是当年革命党所承认的。
　　刺杀宋教仁一案，到底谁是主谋，至今仍是一个谜，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一些研究者认为，属于革命党的陈其美也难洗嫌疑。而从袁世凯的立场来看，他也完全没有必要谋杀一个对自己并无威胁的宋教仁。
　　说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更是冤枉。1915年日本大隈内阁胁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确实是狼子野心，但袁世凯也不是吃素的，一面在谈判席上与日本人周旋，一面故意叫人将“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泄露出来，引发舆论对日本政府的声讨，又派人到日本贿赂议员，发起弹劾大隈内阁。
　　经过台面上与台面下的种种努力，中国政府最后与日本人签订的，其实只有“十二条”，严重丧权辱国的条款基本上都没有签字，或加注“留待日后磋商”。日本人并没有从条约中讨到太大的好处，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历史是复杂的，远非一句话就能概括。袁世凯也是复杂的，绝不是一些脸谱化的标签就能完整描述。
　　在袁世凯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尝试还原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不溢美，不洗地，是非功罪，留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