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姑是我最小的姑姑。爷爷奶奶育有九个子女，五男四女，长幼年龄跨度二十岁。父亲最长，早早就离家远行，1958年大学毕业后去了福建前线工作。珍姑是家里的老幺，年龄最小，长得也小巧玲珑，像奶奶。珍姑白净的脸上有一双小眼睛，看上去她总是眯缝着，加上那对弯弯的眉毛和微微上翘的嘴角，给人的感觉她总是在笑，很有喜感。
　　珍姑和爷爷奶奶住在老家很大的宅院里。那时哥哥姐姐们都长大成人，涌入了国家建设的洪流，大叔参军去了部队，二叔中专毕业在市法院做事，三叔走得最远，去了跑马溜溜的青海。几个姑姑女孩子家的，早早就嫁人了，只有珍姑和小叔还小，陪在父母身边。说老家宅院很大是相对的，那宅院其实是一座江南普通的院落。正屋为厅堂，厅堂里安放着祖先的牌位，厅堂的侧墙上挂有一幅祝枝山的字颇为引人注目，厅堂前面是一口十几平方米的天井，天井里的水池中几株睡莲正开着淡粉色的花，水池边一棵桑树枝繁叶茂，另一边一口酿酒的灶散发着酒香。天井正对厅堂的墙上嵌一个刷红漆的“福”字。厅堂左右有两间厢房，后院是一个双层建筑，一二层各有三间堂屋，左右堂屋上还各搭建一层阁楼。因为哥哥姐姐们都离开家了，原本拥挤的宅院显得空旷了许多。
　　老家在瑞安，那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城，前街后河。老宅的门朝街开着，门前一条青石板路透亮而幽静，晨曦中一位娇小的江南女子提一只雕花水桶朝你走来，那是珍姑每天沿着青石板路到十米开外的井里提水。到了夜晚，昏黄的路灯下，不时走过卖鱼丸的货郎，那清脆的叫卖声穿透整条巷子。每到梅雨季节，入夜淅淅沥沥的雨声随意便潜入人们的梦乡。老宅的厨房紧挨在汇头河边，一扇大窗户临河开着，河岸边的柳枝低垂入水。乡下的农民划着乌篷船沿河叫卖自产的蔬菜瓜果，只要顺绳放下一个篮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果蔬。最有趣的是临窗钓鱼，那小河里一年四季有各种不同的鱼。夕阳西下的傍晚，从厨房的大窗户伸出一支钓竿，不一会儿就能钓上一只鱼或鳖，有时还能钓上一条滑腻腻的河鳗来。那时的人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不竭泽而渔，很有节制地只钓几条鱼。珍姑总是接过小叔钓上来的鱼放进灶台边的水缸里，随吃随取。我极其推崇这样一种临水而居、天人合一的境界。
　　爷爷是位老中医，早年毕业于南京国医馆，他对妇科治疗颇有见地，他的诊所在瑞安老家曾经小有名气。因为高度近视，几近失明，爷爷早早就不再开诊所了，可是上门求医者还是络绎不绝。只要是病人，爷爷从无二话，尽医者本分，尽管那时爷爷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依然分文不取。那些划乌篷船从乡下来的农民，知道爷爷的脾气，总是带些自产的鱼虾或糕点上门，以作药费。每每有病人上门，珍姑便将爷爷搀扶至厅堂，立在爷爷身边，看爷爷把脉问诊，像个丫鬟。那时爷爷蛮可以靠他的医术换口饭吃，可是爷爷认为没有名号的坐堂问诊，是绝不可开价收钱的，何况求医者多半来自乡下的农民。爷爷的生活是靠几个均已成家立业的孩子们接济。靠孩子养活，爷爷很是苦恼，还好奶奶乐观豁达，尽管她只是个家庭主妇，这一点珍姑随奶奶。
　　珍姑从老家来我们家时我刚上小学，小妹妹才三岁，是父亲让她来的，一是减轻爷爷家的负担，二是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看我们，就让珍姑来照顾我们的生活。珍姑从老家的小县城来到福建的省会城市，住进报社家属大院，这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柳绿花黄的江南水乡的珍姑来说很不适应。她总是烧不好煤炉，时常为煮一锅夹生饭哭鼻子;她从来不敢一个人上菜市场买菜，因为她普通话很不好，更听不懂福州方言;她总是问我爸爸为什么下班回家了还每天要写那么多文字。有一件事最令她惊慌失措。有一个阶段曾时兴佩戴纪念章，爸爸送她一枚夜光的毛主席头像纪念章，珍姑很喜欢，总是别在胸前。那天珍姑一个人上街看热闹，她的纪念章就在大街上被人抢走了。其实那个时期抢纪念章的人还真不少，而且技艺娴熟，只需从你胸前轻轻一摘就完事了，甚至胸前别纪念章的衣服都完好无损。珍姑的纪念章被抢走把她吓坏了，她愣愣地站在街上不知所措，直到天黑才惊魂未定地回到家里。她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抢她心爱的像章？人为什么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那年珍姑应该是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江南女子温文尔雅的气质，精致娇小的容颜，还有那对传情的眼神，加上待人真诚热情，很是讨人喜欢，大院里年龄相仿的姐姐们都乐意与她来往。
　　珍姑在省城福州住了一年多，还是走了，回老家瑞安去了。她原本可以再待下去，也许可以在省城找份工作，尔后在这里成家做个城里人。可是珍姑思乡心切，更主要的是有个如意郎君令她久久牵挂。那是她来福州之前，有个搪瓷厂的工人阿光曾经与她海誓山盟，珍姑答应到福州来，就是担心爷爷的“历史问题”连累人家，所以离开故乡，希望用时间和距离冲淡这份情感。可是阿光义无反顾，他软磨硬泡要到了珍姑在福州的地址，于是鸿雁传书，孜孜以求。阿光其实只有小学文化，文句并不通顺，字也是极稚嫩的那种，可字字真诚，每次珍姑读完信都暗自抹泪。珍姑与阿光的文化程度相当，她是受了爷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观念的影响。最终阿光成为我的姑父。珍姑走的那天一步三回头，看得出她有些不舍，不舍她新结识的姐妹，她们让她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她不舍还小的我们，她知道她这一走，我们就没人照顾了。其实我一点都不难受，反而有点即将获得自由的窃喜。
　　珍姑成家了，就住在离爷爷家不远的小巷深处。房子极小，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外加一层用杉木板搭建的小阁楼。他们就这样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夫唱妇随，其乐融融。珍姑为阿光生了三个孩子，二女一男。那时的物质条件不好，多亏阿光心灵手巧。一块弃之无用的木板，在阿光手里就成为一张板凳;孩子们的衣服多半都是阿光亲手裁制的。阿光最拿手的要数做馒头，他把地瓜粉和面粉按一定比例掺和在一起，加上对酵母精准的把握以及火候的控制，做出的饅头口感极佳，小巷里无人不夸。珍姑家隔着爷爷家的汇头街两条巷子，那时候爷爷因为“历史问题”的困扰已经双目失明了，珍姑常常带上阿光的馒头去看爷爷，逗爷爷开心。珍姑心地善良，她住的巷子原本没有路灯，夜里行走，黑灯瞎火的，珍姑就在自家朝巷子的墙头上安了一盏灯，那是小巷里唯一一盏彻夜长明的路灯，珍姑将灯安得很高，使那亮光能够照得尽量远。珍姑为人热情，谁家有什么事情她都愿意帮忙，加上她在福州待过一年多，耳濡目染城里的不少见闻，算是见过些世面，巷子里的少妇们都喜欢与她聊天，一有空闲就都聚在珍姑家了。对珍姑来说，那是一段虽然清贫，却温馨充实的岁月。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转眼孩子们都长大了，到了上初高中的年龄。此时，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在中国大地兴起，蕴含在百姓中间的巨大潜能被唤醒。作为温州的一个县，瑞安人最先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潮汐变化，纷纷下海经商，不乏商贾大企。阿光没那份能耐，可是孩子们都大了，正是用钱的时候，珍姑和阿光几经商量，最后决定开一家馒头店，专门出售阿光拿手的馒头。珍姑的馒头店就开在自家的房子里，阿光总是凌晨起床将面和好，备足当天要卖的面后再去搪瓷厂上班，馒头店就交给珍姑打理。他们腾出沿街巷的五平方米房间，门面是江南常见的板式铺子的样式，不足三尺宽。每天晨曦初露，珍姑便一片一片卸下铺面的木板，开始一天的营生。入夜昏黄的路灯下珍姑再将木板一片一片合上。尽管是小本生意，可是阿光做的馒头量足，口感独特，几条街巷的人都交口称赞，顾客时常需要排队等候，生意很是红火。珍姑就是靠着小小的馒头店，守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一生很长，长得就像珍姑家那条幽深的巷子。巷子的石砌路面光亮照人，逢梅雨季节，少有人踩到的地方便会泛起绿色的青苔，稍不留神极易滑倒。珍姑五十岁那年就滑倒在命运的路口。珍姑得的是乳腺癌，被切除了一边的乳房，此时爷爷已经过世（奶奶早于爷爷走完了她生儿育女、烧火做饭、吃饭从不上桌的一生），珍姑没了心理依靠。在珍姑看来，只要爷爷在，什么病都无非是几帖中药的事。阿光很是自责，他总觉得珍姑是因为经营馒头店累的。他揽下了所有的活，白天上班，馒头店改在早晚营业，一边还得照顾患病的珍姑。好在孩子们懂事，放学后帮忙打个下手。珍姑与疾病抗争的路是艰辛漫长的，三年里因癌症引起的病变，她先后被切除了胆囊、肾脏和部分肺叶。她的每一次手术，对于阿光来说都是一次与珍姑的生离死别，而那种无法承受的漫长等待和转危为安的欣喜，使得他们的恩爱在内心更加滋长，那是一种患难中建立的恩爱，坚不可摧。几年的治疗和阿光的悉心照料，加上珍姑心境豁达开朗，她的病灶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只是珍姑原本就娇小的身姿越发显得单薄，很难想象一个瘦小的身子如何扛住泰山压顶般巨大的病魔。江南小巷里的生活又为珍姑敞开一扇充满亮光的门。珍姑憧憬着未来，而未来的残酷却是珍姑始料未及的。
　　阿光在珍姑痊愈后不久病倒了，也是癌症，而且是肝癌。其实阿光一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珍姑病着，他藏起所有的检查报告，不露声色。为了珍姑和这个家，阿光拼命赚钱，因为活着很珍贵，他不能懈怠。珍姑发现阿光不对劲是他日渐消瘦，更主要的是阿光喝不下酒了。原本阿光每天忙完活计，总喜欢就着一碟花生米喝一壶珍姑为他烫的老酒，珍姑陪他坐着，聊着每天的生意，聊着孩子们的琐事，聊着自己日渐好转的病情，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那深巷小屋里的灯光就这么一直亮着。可是阿光的光还是渐渐熄灭了，他熬到了珍姑病情痊愈，却没有熬到孩子们长大成人，他几乎用自己的命换回了珍姑的命，而留给自己的是那盏彻夜不灭的长明灯。尽管珍姑无比虔诚地寻遍老家的大小寺院，烧香礼佛，吃斋念经，还是没能从死神手里挽回阿光留恋的人世间。对于阿光的离世，珍姑没有很长的沉湎，她经历过奶奶、爷爷困苦中的诀别，经历过自己九死一生的磨难，她变得越发坚强，这其中也得益于她的生性开朗。生活还得继续，馒头店的营生还得继续。于是，晨曦中馒头店开张时卸下门板的声响又在小巷深处响起，馒头出笼的淡淡面香弥漫着整条巷子。
　　三十年过去了，珍姑已逾古稀，还是眯缝着她的小眼睛，还是微微上翘的嘴角，依然有一种喜感，只是头发早已花白，深深的皱纹刻在她的额头，些许老年斑泛上她的脸颊，珍姑成了个小老太太，身体尚可。世事变迁，如今老家瑞安因为经济繁荣，早已撤县建市，城市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爷爷的老宅已经被夷为平地，建起了高大的居民新村，石阶小巷和弯弯幽静的汇头河如今成了市政道路，终日喧嚣。河网密布、油菜花黄、乌篷悠悠、日出江花的江南水乡已经无处觅踪。珍姑家却依然如故，因为在小巷深处，经过几轮的拆迁也没能拆到她家，只是原本坐落在小巷深处的家，如今已经靠街市很近了。珍姑丝毫没有抱怨。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大女儿从教多年，成了优秀教师，小女儿经营一间时尚服装店，生意很好，儿子长得越发像阿光，心灵手巧，被一家制造企業高薪聘用，他们再不需要靠她经营馒头店养活。儿子买了套电梯房让珍姑去住，可是珍姑说什么也不愿意。珍姑一个人住在已经破败的老房子里，她的馒头店依然开着。其实这些年物质空前丰富，她的馒头销量已经远不如前，可是珍姑一点也不在乎，她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因为那是阿光留下的手艺，守着老旧的馒头店，就像守着过去的时光，守着小巷简单平静的生活，守着珍姑对阿光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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