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是什么？学界的看法，至今不一。还没有明确的学术定位。有的认为，对联是汉语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的综合实用性产品。这种界定未免博而不专了。因为诗、词、散文、小说，都可以装进来。又有的认为，对联是“文娱”类型的品种，这种界定未免泛而不深了。还有不少人在楹联、门联、对联、对子等名称上兜圈子、论优劣。说称楹联文雅，称门联面广，称对子通俗，称对联中和。上述种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重对联的形式，而未能充分揭示对联的内含，只见其“形”，不见其“神”，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认为，对于对联这种文字品种，应当充分地揭示其精神内核，这对于读者阅读欣赏，作者创作评论，都会大有益处。
　　我认为，对联是绝对精纯的文学作品。支持我这看法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联的基本特质仍然是诗。要深入认识对联，自然要寻找源头。我们从《诗经·采薇》中，就看到了最早的对联雏型，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们当然不能用现在眼光去苛求它、指出它的不足，比如“我我”不对呀，平仄不尽协调呀，但要看上下联的下部的两个分句，对仗得如何之好。不难看出，作者似乎在有意识地运用对偶形式，将“往”与“来”相对，“暖”（杨柳寓春暖）与“冷”相对，表达了思念之苦，相聚情意之切。我们姑且跨越汉魏六朝这段时空，对骈体文不论。再往下探流。唐代是律诗发展与形成的高峰期。杜甫是中国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古代人的对联的雏型，到了杜甫手里，便成了律诗的核心构件。今天，我们在重庆的白帝城庙门上看到一副绝佳的对联是：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这是一副好对联，不容你不承认；然而它又是杜甫的诗句，你也不能不承认。在这里可作两面观，它既是联律，又是诗律，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这副对联，原来是从杜甫《蜀相》诗中摘出，请看：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中第二联颔联（三四两句）为写景，起映衬作用。第三联颈联（五六两句）为写人事，对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作了最精要的概括，对君臣之间的诚信与友谊，作了深长思之的点评。它既是绝妙的对联，自然也是这首诗中的诗魂。或者称之为“诗眼”。
　　唐诗七律中，中间两联律，非常固定，在绝句中对仗就有变化，有四句全无对仗的，更多的是四句中一二句对仗，或三四句对仗，也有四句全对仗的，也就是说一首绝句由两副对联“捆绑”而成，请看杜甫的七言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我就曾经见过长江边上一户人家，用“窗寒”两句作对联的，由此我想这户主人的目光远大和对杜甫诗歌的赞赏。
　　前人有言，诗到杜甫，书到颜真卿，画到吴道子，已经达到了顶点。这话不假。杜甫的诗到了顶点，一个最重要的标志，除了“三吏”、“三别”长诗外，最重要的是律诗，也就是说，杜甫写律诗，已是游刃有余，炉火纯青，无与伦比。杜甫能把七言律诗写成四副对联，通俗地说，杜甫能把四副对联捆绑在一起发表了，请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脱尽了律诗中非对仗构件，而变为全诗八句为四副对联，也就是四副诗联。足见杜甫到了晚年，对于声律的精细。这首诗被后人称为“诗中之诗”、“律诗之王”。可以见出，而能得到“王”的美称，自然在于“诗律”之全，换句话说，能够得到“诗王”美名的，全在于这四副对联能并排捆在一起。杜甫晚年，“属对律切”，律诗在他手中，最终定格成型。
　　从对联的发展史来看，它源于“诗经”，经过汉魏六朝骈体文，到了唐代与律诗合流，共同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然后脱离律诗母体，突破五七言的束缚，向字数的少（一个字）和字数多（三四百字）的方向发展。但无论对联的向多向少，“形”是变化了，而其“神”犹存，也就是说，对联的“精核”仍然是诗。
　　第二，对联具有反映生活、认识世界的独特的辩证功能。对联作者，总能从天地人“三才”的宏观着眼，从正反（阴阳）两方面着手。从宏观着眼，是为全面而概括；从正反方面着笔，是为了精微而贴切。天地间有了人，就必然有事理。而人事纷繁，生命却有限，为了在有限的生命中，认识更广更多的事物，人类总是趋向将纷繁化为简约。作为对联作家，正是与民心相同，他的笔下，总是崇尚以一驭万，以少总多的理念。对联作者，他不能像小说家那样，铺排故事，不惜泼墨。相反，他在下笔时，总是惜墨如金。“吟成一个字，掐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并非绝无仅有的写作状态。他在写景、叙事、抒情、说理时，遵循的是点龙画晴、提要钩玄、微言大义之途。文化史证明，这个路有不少人走，而且是走得通的。这正如文学创作上趋繁的一类人一样，他们可以滔滔几十万言，创作中国四大名著。曹雪芹作“红楼梦”，呕心沥血，十年辛苦，满把血泪，完成了不朽名著。但读者不必也不可能花十年去阅读，他们有自由将四大名著简约化，读者可以把四大名著用四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写的是忠与奸，《西游记》写的是人与妖，《水浒传》写的是官与民，《红楼梦》写的是男与女。这样概括，自然有助于读者了解四大名著的基本内容。但对楹联家来说，这还不算简约的，他还可以再简约到每句只留两个字。例如：“三国”只取“忠奸”，“西游”只取“人妖”，“水浒”只取“官民”，“红楼”只取“男女”。然而，这样还不是最后的简约，他要简约到只取一个字，这就变成了“忠对奸”“人对妖”“官对民”“男对女”。这就是对联用字极少的一种极致，就是正对与反对的内核了，这种两个字构成的对联，就是赤裸裸的成双成对了，它是一种艺术的哲学概括了。 　　中国古代智慧之书《易经》指出：太极生两仪。太极就是合二为一，两仪就是一分为二。两仪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老子的道认为，“道生一”，“一生二”。这个“二”就是指每个事物无不有其对立面，都是两两成对存在。怎么样存在呢？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也就是万物都是阴阳两种力量组成。诸如大小、多少、长短、高下、前后、远近、厚薄、轻重、白黑、寒热、壮老、雌雄、母子、实华、正反、同异、美丑、善恶、强弱、利害、祸福、生死、荣辱、愚智、吉凶、兴废、进退、主客、是非、巧拙、公私、难易、真伪、怨德、贵贱、贫富、治乱、有无、损益、刚柔、胜败、攻守……如此等等。上述这些，从词义上看，多为正反相对，是可以用于正反对联之用，还有大量的同义词、近义词，所以对联的用字用词的海洋无限广阔，也就是说，对联的反映生活，认识世界的功能，没有限制。正如诗在唐代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联同样可以用于人们生活的广泛领域。因为它的认识功能，是深刻而辩证的。
　　第三，对联是普天之下受众最广、文人和百姓最喜爱的文字表现形式。喜欢成双成对，是人类的天性，是大自然的安排。男人喜欢女人，女人也喜欢男人。《诗经·关雎》开篇四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国文学中，写男女相求相爱的故事有多少？当下，我们生活中常听到寻找“另一半”的说法。这说法原来出自柏拉图的《情爱篇》，其中说道：人本来是雌雄同体的，也就是合二为一。说是人有两个头（成双），四只手与四只脚，相背而生。当男的往前行时，女的就靠背翘脚，女的往前走时，男的也靠背翘脚。后来，因为他们犯了罪（大概不同于亚当与夏娃那样偷吃禁果），爱神就将他们从头顶劈开，遂成了两半。在这里，我们真的要佩服柏氏的想象力。这正如中国先哲所云“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为什么男或女要拼命追求“另一半”？这里透露出来的是人类美好理想，因为只有找到了“另一半”，人生才算圆满幸福，社会才能繁荣发展。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天地（阴阳）合而生人。而个人呢，不单是男女相求，追求成双成对，就是个人自身各部器官，也都成双成对，眼耳手脚都是成双的，“口”和“鼻”看上去在“甩单边”，其实不然。鼻有两个孔，“口”是进物之处，还有一个“出物”之处与之相配。省视自身，我们是否可以悟出一点道理，人们为什么喜欢对联呢？原来，对联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切切实实的“人学”。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认为，人有完整的两只手两只脚，将手伸开从头顶往下划圆，整个人的体形，就是一个圆球形，均衡、圆满，就是一种完美。
　　对联是什么？对联从形式上看，还是称呼楹联、对联、对子。但从其内容上考察，应当承认，对联是具有诗魂的，有辩证认识价值的格言警语式的诗。
　　李昭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