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杨达才栽了个跟头。或许他不会想到的是，栽在了自己佩戴的多块名表手里，导火索则是在交通事故现场他不合时宜的微笑。
　　作为一省负责安监的大员，在一场造成36人遇难的特大车祸面前，即使没有悲伤或者怜悯的表情，也不能摆出一幅悠闲自得、面露微笑的模样，这是人之常情，遑论为官伦理。在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举国民众为之哀伤的情景下，即使他对此次事故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也不应如此冷漠麻木。公众之所以对“微笑局长”不满，是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这位局长大人与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十分遥远——没有感同身受，只有隔膜横亘。
　　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微笑局长”之类的官员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纽带。
　　如果他是由民众选举产生或者由民选的长官任命，恐怕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他会或多或少感受到民众的力量与情感，甚至还会对黎民百姓心存敬畏。当达官贵人与黎民百姓血脉相连时，前者才可能感受到后者的喜怒哀乐，才可能与后者同喜同悲。因此，想要减少甚至杜绝“微笑局长”的再现，不可不在官民之间的关联上做文章。而一旦官民之间心心相通，社会治理的成本将会大大缩小，命令与控制型的高成本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低成本的民众自治型模式。
　　如果仅仅因为微笑，人们可能还不至于抓住杨达才不放。让民众对他穷追猛打的是，在图片检索下，他以万元计的多块名表被曝光。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官员身份、靠纳税人养活的“表哥”，质疑声由此四起：这些表是他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的吗？他的工资能买得起这么多名表吗？他的收入究竟是多少？杨达才一度辩称，其五块名表系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但民众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要求他公开自己的收入，即要求不折不扣的真相。
　　人们痛恨的，与其说是他的名表成群，不如说是他的收入不透明。
　　然而，陕西省財政厅对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工资申请的答复令人失望：“杨达才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确实没有明确规定官员工资收入属于公开的对象，但该条例第九条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如果杨达才的工资收入来自纳税人，不可能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因为他们都是纳税人，税收实际上是公民被征缴的财产。
　　从法理上讲，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款的去向和用途，有权利知道自己供养的官员之工资收入，没有理由对纳税人保密，更没有理由认为那是个人隐私。
　　在法治社会里，所有官员的收入都不是秘密或者隐私，政府有义务主动公开，或者登报或者上网等，让纳税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相关信息。在很多国家，别说官员，就是公立医院、学校等机构职员的工资收入，也都能从网上查到。
　　说到底，这是一个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对此问题已谈论多年，可是但闻人呼喊，不见政策来。不少官员对财产公开具有抵触心理，认为它会让自己的“家底”曝光于天下，更有人担心失去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
　　其实，财产公开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能使其免受冤枉之苦。财产公开之后，如果某些官员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和其他收入（比如继承遗产、稿费等）确实较高，他们穿名牌、戴名表，遭致民众怀疑或者不满、被冤枉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尽管“表哥”被撤职了，但具体原因尚未披露，公众的疑问仍未得到解答。从“天价烟局长”的倒台，到“微笑表哥”的落马，虽然彰显了媒体、网络和舆论的巨大威力，但因此牵落的官员毕竟属于少数，并无制度贡献。
　　对那些不在公共场合“摆阔”的涉嫌贪腐的官员们，更值得依赖的力量是限权制度与法治，应尽快确立分权制衡机制，落实财产公开制度。尽管法治会束缚官员的手脚，但法治也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甚至可以充当官员的护身符，不仅让他们趋于洁身自好，而且让无辜者不受冤枉。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里，官员固然可以我行我素，但也难免成为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
　　值得强调的是，法治不会自动到来，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需要众人克服搭便车的心理，打破路径依赖，走出囚徒困境。
　　休谟（David Hume）曾言，任何政府的统治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强力之上，都不可能无视公共舆论的力量。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每个人都应从自我做起，哪怕只是呼吁，也很重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