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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毛泽东对毛岸英要求十分严格。毛岸英8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被关进国民党的牢房。母亲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在上海饱尝了艰辛磨难。1936年夏，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他被送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军，跟随部队攻到柏林。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别19年。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后来又让他参加西北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平，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毛泽东却没有阻止。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艰巨繁重，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幸壮烈牺牲。得知消息后，毛泽东拿着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抬起头，双手颤抖着从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眼睛变得湿润了，可他最终也没有哭出来，只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向身边的同志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周恩来：不搞特殊化
周秉建是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年少时在周恩来身边长大，谈起伯父，她回忆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到伯父家去的时候，说话、走路都要轻轻的，不能大声喧哗，为的是不影响他工作。”在周秉建的印象中，“伯父心里装的全是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儿”。
1968年，不满16岁的周秉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伯父一直希望我们姊妹中有人直接去基层当农民或工人、做普通劳动者，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周秉建出发前一天，周恩来夫妇为她饯行，“伯父说，坚决支持我到内蒙古安家落户，要我学会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从国家人口发展的角度考虑，周恩来希望周家姊妹们晚婚，六人都做到了。周秉建在内蒙古一待就是近30年，与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并嫁给了蒙古族青年。谈及家风，周秉建说：“不仅我们这一代，周家第三代也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朱德：“德”字贯穿朱家家风
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是抗战干部，在前线作战中因腿部中弹致残，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科长。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朱德在百忙中见到了朱琦和儿媳，非常高兴。朱德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朱琦表示想去铁路工作。朱德说，你到铁路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3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调到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领导工作，仍经常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朱琦的夫人问：“在哪里？”朱琦高兴地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忠诚，厚道，勤奋，努力”，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的朱和平（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对爷爷的品德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已经成了佃农，十分穷苦。即便如此，爷爷的母亲还能省下一点粮食去救济穷人。他说，爷爷出生在穷困的家庭，上学时身无分文，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仍能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参加革命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
焦裕禄：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儿子焦守云眼中，焦门家风是这样的——
要熱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焦裕禄一有时间就领着孩子们去劳动，参加小秋收，参加拾麦穗。那时候生活艰难，焦裕禄领着孩子们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在那吃不上肉的年代，到处都是草，他就领着孩子们养了一群小兔子，既增添了生活乐趣，又体会了劳动的艰辛。
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和进步。焦裕禄家孩子的衣服都是大的穿过小的穿，小的穿过再小的穿，一直到不能再穿。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焦守云穿的是一件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且袖子补丁摞补丁。焦裕禄平时对孩子要求很严，铅笔都用到捏不住了，焦裕禄再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实在是不能用了再扔掉。
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不搞特殊化。当年就因为妻子到食堂提了一壶开水，焦裕禄说了她一顿：“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你去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你知道嘛，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秩序。”因为这一壶水，他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如今，焦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共有27人，第三代的10个孩子中，有一半在打工或待业，谁也没有搞特殊化。
谷文昌：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
谷文昌用严格身教让清廉家风在子女心中深深扎根。谷文昌的三女儿谷哲芬说：“父亲很少说教，也没留下什么家书、家训，他的教育是身体力行展现的。”在子女眼中，谷文昌严厉，甚至“不近人情”，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上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小儿子想留在他身边工作，他断然拒绝；大女儿做临时工一干就是15年，在此期间，即使符合政策、程序，他也从未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女儿说过一句话，打过一声招呼……在他的心中，组织原则高于一切，党纪党规大于亲情，党员形象重于泰山。
“两袖清风来去”，简朴是子女们对家风的共同记忆。谷文昌大女儿谷哲慧说：“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贪图物质的享受，一辈子勤俭，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贵重的家具。从河南到东山、福州、宁化、漳州，他们的行囊永远都只是两个樟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用品。父亲去世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传家宝’。”
杨善洲：不让子女沾光，也不给亲戚开“绿灯”
一天，一位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只求你这么一次。”杨善洲笑了：“唉，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多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走后门”的电话。杨善洲锁紧了权力的“阀门”，关闭了欲望的“禁区”，赢得了百姓的敬仰。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曾多次谢绝组织照顾，没有将家人转为城镇户口。如今，大女儿仍在家务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是小学教师和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而是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一辈子。”女儿杨惠兰说。
毛泽东对毛岸英要求十分严格。毛岸英8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被关进国民党的牢房。母亲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在上海饱尝了艰辛磨难。1936年夏，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他被送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军，跟随部队攻到柏林。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别19年。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后来又让他参加西北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平，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毛泽东却没有阻止。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艰巨繁重，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幸壮烈牺牲。得知消息后，毛泽东拿着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抬起头，双手颤抖着从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眼睛变得湿润了，可他最终也没有哭出来，只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向身边的同志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周恩来：不搞特殊化
周秉建是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年少时在周恩来身边长大，谈起伯父，她回忆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到伯父家去的时候，说话、走路都要轻轻的，不能大声喧哗，为的是不影响他工作。”在周秉建的印象中，“伯父心里装的全是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儿”。
1968年，不满16岁的周秉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伯父一直希望我们姊妹中有人直接去基层当农民或工人、做普通劳动者，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周秉建出发前一天，周恩来夫妇为她饯行，“伯父说，坚决支持我到内蒙古安家落户，要我学会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从国家人口发展的角度考虑，周恩来希望周家姊妹们晚婚，六人都做到了。周秉建在内蒙古一待就是近30年，与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并嫁给了蒙古族青年。谈及家风，周秉建说：“不仅我们这一代，周家第三代也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朱德：“德”字贯穿朱家家风
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是抗战干部，在前线作战中因腿部中弹致残，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科长。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朱德在百忙中见到了朱琦和儿媳，非常高兴。朱德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朱琦表示想去铁路工作。朱德说，你到铁路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3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调到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领导工作，仍经常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朱琦的夫人问：“在哪里？”朱琦高兴地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忠诚，厚道，勤奋，努力”，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的朱和平（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对爷爷的品德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已经成了佃农，十分穷苦。即便如此，爷爷的母亲还能省下一点粮食去救济穷人。他说，爷爷出生在穷困的家庭，上学时身无分文，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仍能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参加革命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
焦裕禄：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儿子焦守云眼中，焦门家风是这样的——
要熱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焦裕禄一有时间就领着孩子们去劳动，参加小秋收，参加拾麦穗。那时候生活艰难，焦裕禄领着孩子们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在那吃不上肉的年代，到处都是草，他就领着孩子们养了一群小兔子，既增添了生活乐趣，又体会了劳动的艰辛。
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和进步。焦裕禄家孩子的衣服都是大的穿过小的穿，小的穿过再小的穿，一直到不能再穿。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焦守云穿的是一件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且袖子补丁摞补丁。焦裕禄平时对孩子要求很严，铅笔都用到捏不住了，焦裕禄再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实在是不能用了再扔掉。
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不搞特殊化。当年就因为妻子到食堂提了一壶开水，焦裕禄说了她一顿：“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你去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你知道嘛，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秩序。”因为这一壶水，他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如今，焦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共有27人，第三代的10个孩子中，有一半在打工或待业，谁也没有搞特殊化。
谷文昌：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
谷文昌用严格身教让清廉家风在子女心中深深扎根。谷文昌的三女儿谷哲芬说：“父亲很少说教，也没留下什么家书、家训，他的教育是身体力行展现的。”在子女眼中，谷文昌严厉，甚至“不近人情”，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上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小儿子想留在他身边工作，他断然拒绝；大女儿做临时工一干就是15年，在此期间，即使符合政策、程序，他也从未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女儿说过一句话，打过一声招呼……在他的心中，组织原则高于一切，党纪党规大于亲情，党员形象重于泰山。
“两袖清风来去”，简朴是子女们对家风的共同记忆。谷文昌大女儿谷哲慧说：“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贪图物质的享受，一辈子勤俭，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贵重的家具。从河南到东山、福州、宁化、漳州，他们的行囊永远都只是两个樟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用品。父亲去世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传家宝’。”
杨善洲：不让子女沾光，也不给亲戚开“绿灯”
一天，一位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只求你这么一次。”杨善洲笑了：“唉，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多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走后门”的电话。杨善洲锁紧了权力的“阀门”，关闭了欲望的“禁区”，赢得了百姓的敬仰。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曾多次谢绝组织照顾，没有将家人转为城镇户口。如今，大女儿仍在家务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是小学教师和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而是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一辈子。”女儿杨惠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