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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兵马喧嚣时的印尼，白手起家，于变数中谋生机，屡屡险中得胜，人称“印尼钱王”。遥望来时，他感叹世事沧桑莫测，在无数风波中飘摇前行，此时彼时境遇已是云泥之别。
印尼华商李文正将自己活成了传奇。
他生于兵马喧嚣时的印尼，幼年与亲人生离死别，青年时期因支持印尼独立革命险遭逮捕，颠沛漂泊。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大陆求学，年轻热血又几乎让他丧命大海。凭眼界与精明，白手起家，破旧立新，于变数中谋生机，商海博弈屡屡险中得胜。他接连执掌多家银行，每每将其扶上正轨，便又另起炉灶，再追新高。
巅峰时，他是印尼仅次于林绍良的第二号私营银行巨头，人称“印尼钱王”，不但带动银行业创新，还发力推动印尼金融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印尼经济衰退萧条，又遭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他塞翁失马般不得已介入土地资源开发，却在时代变革中吐故纳新变换姿态，让其创立的力宝集团经营领域多元延伸，不断壮大。
如老一代华商一样，李文正与力宝集团的慈善投入多倾注在教育领域。他曾以印尼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身份推动教育体制改革。迄今，他为学校捐建大楼超过10栋，支持儿子在印尼偏远贫困地区开办的希望小学超过50所。
遥望来时，他感叹世事沧桑莫测，在无数风波中飘摇前行，此时彼时境遇已是云泥之别。
骑马追马
十几岁的李文正驻足印尼玛琅市的路边，盯着一栋欧式建筑出神。进出建筑的人手拎公文包，衣着光鲜，皮鞋油亮，神气十足。他并未看到店里有什么商品售卖，便跑去问小学校长罗异天，才知道那是荷兰人开设的银行。“把钱拿来拿去就能赚钱，又神气。”李文正觉得这是个好生意，每次路过，他都要朝里面满怀憧憬地张望。
30岁那年，已有不少人听说李文正“想做银行家”。没有大资本，却想开银行，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疯狂”。但李文正清楚，银行本质是中介，赚取利息差额，经营的其实是信用。
在1960年代的印尼，卖自行车的转身就能成为银行家，这件事就发生在李文正家隔壁。自行车店老板陈德发是他的同乡，只用了3年，那家由自行车店变身的银行就有了不小发展。
同乡吴文荣带给李文正一个好消息，当时在困境中挣扎的“繁荣银行”正等待资本加入。这家银行总资产约有300万美元，资本金10万美元，因经营不善，已支撑乏力。李文正想要加股进入，条件是必须注入20万美元，由此可获得66%的股份，而当时他只有2000块美金。
他必须先找到有资本和有信用的人，“要追上一匹马，你就必须先找到一匹快马。”
他先说服吴文荣的父亲吴亚土及其舅父李亚梅加入，又请二人介绍客家帮丘和中、兴化帮李亚灿，以及福建帮外号“大哥”的林聚善加入。他被推举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终于圆梦，成了一位银行家。
李文正从小处着手，先易后难，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仅2年时间，不但让“繁荣银行”突破困境，还使之在雅加达名声日隆。
“繁荣银行”让李文正迅速学会了专业知识，也很快让他见到了人性贪婪。一些年轻股东与客户夜夜笙歌于夜总会，放纵客户透支，另一些年长股东则经营“行中行”，吸收存款私下放贷，中饱私囊，呆账坏账转嫁给银行。李文正无力改变，只好让位离开。此时，他已看准了另一家“宇宙银行”。
“我必须找另外一匹马，跑得更快的。”李文正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雅加达，李文正根基尚浅，找“快马”实非易事。他先找到老师杨秀莲，她是中华妇女会主席，丈夫汪大均是椰城华侨总会秘书长，掌握全部印尼有影响力的华商资源。李文正怕开口遭到拒绝，并未直接表明自己的“疯狂”想法，只是不轻不重地谈谈天，顺便讲讲自己的抱负和对银行的思考。“他（汪大均）听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很有一套理论。取得他的信任后，我才请他介绍有影响力的财团。”
在当时的印尼，人说“无昌不成事”，“昌”即许乃昌、林德昌、黄源昌三人。黄源昌是印尼布业大王，也是布商公会主席，而布业是当时印尼最大的行业。李文正得知黄源昌喜爱打网球，为了迎合，便每早到黄源昌家球场陪同。同样，对于开银行只字不提，只是学网球，谈网球。直到“大家兴趣一致，谈得来”，他才由浅入深，从生意谈到具体的银行经营。他对《中国慈善家》回忆，当时他对黄源昌说，“银行对我们华商太重要了，中华总商会里必须要有一家银行。”黄源昌回答，“你去做吧。”
除了黄源昌，林德昌也成为宇宙银行股东。这一次，李文正笼络了印尼咖啡大王、胡椒大王、橡胶大王、布业大王等名声在外的行业翘楚。
到1966年，李文正接管了同乡何清源的印尼工商银行，又在泗水开办印尼工商银行分行，将这两家银行和繁荣银行合并，改名为泛印银行（Pan Indonesia Bank），使其成为印尼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家私营外汇银行。一年时间，泛印银行便发展成为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
几年后，泛印银行业务风生水起时，两位股东因经营“行中行”被曝出丑闻，泛印银行遭到用户挤兑，最终请印尼银行协助，才渡过危机。为避免再次引发挤兑，李文正并未报警。他用几个月时间思考，是要做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还是做一个好的银行家？他记得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告诫，“不可亏待他人，不可贪人的便宜。”
布局
接手宇宙银行两年后的1965年，苏哈托借“九·三”事件夺取政权。在印尼大学的课堂里，李文正从几位海归派教授口中听到政府有意大力改革经济制度，推动自由开放，相关计划已取得国际货币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肯定。李文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信心。
当时，印尼政局动荡，市场混乱，通胀已达到600%，贷款月息则高达20%，商人可以随时变现还贷，因此，银行放贷多数是无抵押的信用放贷，也少有坏账。李文正认为，若印尼推动改革，制度改善，通胀将得以控制，借高利贷囤积居奇的商人定会遭遇重创，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账。他未雨绸缪，提议董事会先人一步，降息求保。他的用意是，通过降息为市价一半来吸引客户借贷，但前提条件是，客户须还清之前的贷款，方可享受降息服务，与银行签订新的抵押借贷合约。 最开始，股东们担心此举会在银根奇紧的大环境下使银行周转失灵，陷入危机，但李文正则料定此放贷新策会引起轰动。果然，12%利息的广告登报，仅占市价一半的利息让新客户争相排队到银行开户，3个月存款便激增一倍。旧客户也纷纷还清贷款，再用足够的抵押品争取12%的新贷款。此举很快将宇宙银行的高风险贷款转变为健康贷款。
1966年，苏哈托新政权果然采纳一些海归派学者的意见，推行经济制度改革和自由开放政策，物价大跌，盾币上升，引发银行风潮，坏账激增，处处发生挤兑，每天都有一两家银行倒闭。而李文正当时掌握的四家银行均得以保全。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告诉《中国慈善家》，李文正既高明又精明，知悉大环境的风云变幻，把握全局，再着手于关键处，其长处是精明有度。“过于精明，往往过犹不及。李文正不但在具体的经营中有过人之处，同时也有战略高度，两方面融于一身。”
泛印银行丑闻曝光后，李文正在思考中重新找到方向—做印尼中央银行以外的第二个支付清算中心—这又是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
泛印银行短视的股东并不是李文正需要的合作伙伴，他观察印尼商业，当时经济能量最大、最广的是香烟行业，涉及人口多，市场广且产业链长。掌握香烟行业，无疑会让他更快接近目标。1975年，他胸有成竹离开泛印银行。
天公作美，在去香港的航班上，李文正巧遇华商林绍良。在印尼，林绍良的财富和影响力都首屈一指。他是当时印尼政府授权的唯一丁香进口商，掌握着向烟厂分配丁香的权力，无异于手捏印尼丁香烟工业的命脉。对李文正来说，这是天赐的机缘。
一切从闲聊开始，从印尼经济的前瞻到政治动向，从泛印银行到未来开发银行的计划。李文正把建立清算中心的想法讲给林绍良听，并介绍自己的资历、能力和为此所做的准备。3个小时后，林绍良开口邀请李文正参与自己掌管的银行业务。林绍良的三家银行，李文正选了正在困境中的“中央亚细亚银行”（简称“中亚银行”）。
1988年，印尼金融业历史性的“PACTO 88条例”颁布施行，在这一时期，李文正让中亚银行的规模空前壮大。
在此之前，外资在印尼开设分行无需注入资本金，但他们倚靠国外总行的庞大资本，可以大额放贷。李文正认为这不公平，他以民族银行公会副主席及印尼工商总会副主席身份提议，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但前提是必须注入资本金，成立印尼法人资格的子公司。经过两年多的论证，“PACTO 88条例”出炉。结果大大出乎李文正预料，这一条例不但实行了开放政策，而且开放得更为彻底，允许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无限度开设分行。
李文正清楚这一政策并不完全正确，定会修改，但这机会对他来说千载难逢。他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让中亚银行的规模快速铺开。
始于毫末
1975年6月，李文正走进中亚银行大厅，主持第一次业务会议。他熟读《老子》，并从中总结经营理念，“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他从小处做起，重新编制中亚银行的组织结构，分配经理部的人事安排，亲自优化业务流程，简化表格，改革会计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多重举措，让中亚银行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
三年后，他在印尼银行业率先实践电子化管理系统，为中亚银行大量开设分行并建立全国性的服务网络做铺垫。用人方面，他采用旧部下参与行政管理，同时聘请当地商业领袖和资深商人或他们的后代、亲戚做区域业务经理，教他们如何收集当地香烟商、布商、建材商等6个行业的前10名客户，培训他们记录客户喜好、背景、财产、银行贷款、个人品德等信息，以便展开公关。
李文正调研印尼诸岛的人口分布情况，从人口最多的爪哇岛开始，分步实施，很快便建立了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在此过程中，他出奇制胜，一改汇款40天才能到达的印尼银行业惯例，提供“次日抵达服务”轰动全国，让中亚银行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短短5年时间，中亚银行成为印尼第六大商业银行，前五大均为印尼国营银行。同时，中亚银行也成为印尼银行结算中心的第三大客户。
联合利华是李文正想要发展的重要客户之一，但1967年印尼私营银行发生挤兑风暴后，联合利华总部规定不允许印尼分公司与私营银行往来，李文正做了两轮说服工作，均告失败。他想找联合利华总部洽谈，但并无门路。
一次拜访中，他发现联合利华总部与外界往来使用传真，传真纸共有5层，上面4层分开给各部门使用，最后一层必须整张保存。每天，这张完整的纸经总部审计员审查，证明全天书信与财务往来完整无出入方可入账。李文正便通过传真，向联合利华发送报告，介绍中亚银行更低的汇率和突出的服务。从一周到一季度，除节假日外并无间断。一年后，终于打开缺口。
他用了十几年时间，让中亚银行的业务涵盖了86个行业，打通上中下游商家，成为印尼最大的银行业务网络。
1977年，为推动中亚银行成为外汇银行，具备支付清算中心能力，李文正按印尼银行规定，将旗下银行合并，取得外汇银行营业牌照，成为继泛印银行后印尼第二家外汇银行。
“PACTO 88条例”颁布施行后，中亚银行快速开设了150家分行，增设6000岗位。凭借李文正早已准备好的简化工作流程和信息化系统，新员工一小时便可上阵应战。依靠中亚银行搭建的全国性服务网络，这150家分行在半年内全部实现盈利。
1975年李文正接手时，中亚银行总资产约有10亿印尼盾，到1990年，中亚银行总资产已增长至7万5千亿印尼盾，是当时印尼第五大银行，李文正如愿将其打造成印尼银行以外的第二家商贸支付清算中心。在此过程中，中亚银行成功进军美国，先是1977年参股Union Planters银行，1985年又在纽约开设分行，成为印尼当时唯一的国际化银行。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银行家之一，林绍良也常借李文正自谦，“我不懂银行，李文正才懂银行。” 心梗
李文正1971年游历美国时便已经开始考虑走向全球化。在1977年前，他曾准备收购美国“乔治亚洲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Georgia）”28%的股份，业主为Bert Lance，经纪人是阿肯色州投资银行Stephen公司主席杰克·史蒂芬（Jack Stephen）。双方签订协议时，李文正特地提出要求：此交易暂时保密，不对外宣布，以免招致印尼官方干预。不料消息不胫而走，见诸次日早报头条。文章称此次实为印尼政府指派中亚银行收购Bert Lance股份，以解美国民主党之困。印尼财政部长直接打电话给李文正阻止收购事宜，又请林绍良出面，李文正只好无奈放弃。
此次合作虽未如愿，但李文正与杰克·史蒂芬结成好友。1980年，由杰克·史蒂芬介绍，李文正再到美国，成功入股Union Planters银行。四年后，李文正、林绍良与杰克·史蒂芬达成协议，三家收购沃森银行30%股份，并委任李文正次子李白担任总经理。
欢迎午宴前，杰克·史蒂芬问李文正是否想见州长克林顿，并当面打电话邀请，克林顿果然到场。克林顿告诉李文正，“你要了解杰克·史蒂芬先生在阿肯色州有多大影响力，15分钟前他打电话给我，15分钟后我就马上来了。”
李白此后亦与克林顿私交甚笃，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后，李白被委任为总统经济顾问，力宝银行总经理黄建安也被委以重任。沃森银行收购案后来引起美国司法部关注，但审查两年之久未得出结论，而李文正迫于高额律师费压力，不得不选择放弃沃森银行及其他在美业务。
1989年，李文正心血管“细微的不正常”终于在这一年恶化为“心梗”，三条血管严重堵塞，必须做搭桥手术，风险很大。
他将中亚银行人事整顿扎实，拟定了公司分割合约。这件事成为不久之后林李二人分家的基础。
1991年，李文正与林绍良正式分家，规则简单，双方不对各个企业的资产情况重新估值，无偿交换在印尼中亚银行和力宝银行的股份，双方在其他企业所有股权照旧不变。前后不到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分家手续。
“力宝”是李文正1958年便想出的名字，“力”是资金，“宝”为源泉，他于1971年在新加坡开办了力宝公司。与林绍良分家后，力宝成为李文正金融事业的又一个起点。这一次，他早已看清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起步便把目标放在美国与香港。他有两步必下棋子—骑马追马，摸清环境。
他将力宝集团全球化分为三步，分别是人力资源全球化、资金全球化和业务全球化。
在中亚银行开设150家分行的同时，力宝银行也抢时间新开了100家分行。李文正提出让中亚银行和力宝银行上市集资，林绍良不同意，后来，只有力宝银行启动了上市计划。李文正回忆，当时人们排队向经纪商购买力宝银行股票，力宝银行市值涨了近一倍。
在一次主题为“PACTO 88印尼金融改革开放利与弊”的电视访谈中，现场有人质疑力宝将不值钱的股票卖给大众，有欺骗公众之嫌。李文正无奈与其展开辩论，他解释，按照规则，力宝的股票先是卖给投资银行，再由投资银行转卖给大众，而投资银行的高价买进，买的是李文正的商誉和品牌。双方无法沟通，最终由评委劝解才结束闹剧。
1995年，李文正更为担心的事应验了。苏哈托的三子托米（Tomy）在冼都购地数千公顷，请力宝集团参股开发。李文正不想与官场有太多牵扯，婉言谢绝。但托米找到穆尔迪奥诺出面，此人时任印尼国务院秘书长，权势极大，雅加达官商都对他忌惮三分，李文正无奈参股25%。
开发进行不久，托米的财务经理向承建商和供应商索要佣金，以拖欠账款作为威胁，消息传开，一些大客户陆续从力宝银行取走存款，李文正没有警觉。两个星期后，当银行出现排队取款的长龙，李文正才意识到，这是一次挤兑风暴。最后，在印尼银行和林绍良等人的帮助下，力宝银行才免遭死劫。
三年后，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包括林绍良的中亚银行在内，印尼几家私营银行纷纷随风倒掉，实力排名前八的银行五家被印尼银行接管，仅剩力宝、泛印、宇宙三家。
自李文正进入银行业到1998年，他已经历了5次挤兑风暴。这时，他心底已隐隐打起退堂鼓，担心让下一代接手银行业是否妥当。
1991年、1995年到1998年，印尼经济不景气，加之挤兑风波和亚洲金融风暴，力宝银行的呆账坏账转为不良资产。李文正带领力宝转战土地资源，并在日后发展出更为多元的集团业务。
海上船
清末民初，华人商贩、农民登上航船，在风雨飘摇中下南洋寻求生计。他们教育水平偏低，最多接受过一些私塾和基础华文教育。即便在日后兴家旺业的第一代东南亚华商中，如李文正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凤毛麟角。
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泗水随之爆发独立革命战争。9月，英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遣军队进占印尼。荷兰政府也以盟军名义派兵在雅加达登陆，以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此后，英军为集中恢复对马来亚和缅甸的殖民统治，遂将其占领区交给荷兰。在泗水被移交荷兰殖民政府后，荷兰军队攻占了李文正的家乡玛琅。
李文正与玛琅附近一支印尼军队主帅相识，为此参与了一些任务，有时奉命侦查荷兰军营，有时帮军队到泗水购买药品。同时，他参加了印尼华人领袖萧玉灿领导的华人学生示威游行运动。此次游行遭到荷兰军队的攻击，超过百人被送进监牢，李文正侥幸逃脱，离开印尼远赴南京。
在亲戚的介绍下，李文正在南京拜会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吴鹤云，通过吴的帮助，李文正经笔试、面试，如愿考进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哲学。当时，中央大学刚从重庆迁回南京。战争逼近，治安失控，新街口每天都有难民饿死。加上国民政府经济失控，南京城已陷入混乱，中央大学教师学生纷纷离校，几近停课。
无奈之下，李文正想方设法到达香港，想要返回印尼。在香港等候签证期间，闲来无事，他便读起了《资本论》，当时，他已认定世界上一切祸害都源于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可以拯救世界。在一些同学的怂恿下，他决定和他们一道经天津去延安，并写信向恋人李丽梅告别。准备好船票，出发前，他收到李丽梅的回信，爱人的思恋动摇了他的革命意志。上船前，他请同学先走一步，他想要再想想。那天，香港海上气旋警告已挂起三号风球，船开半个小时，便已升级为八号风球。狂风暴雨席卷而来，一些船只甚至被卷上岸。 在次日的报纸上，李文正看到，那艘驶往天津的客船因船上化学物品撞击，起火爆炸，乘客无一幸免。
爱人李丽梅与李文正相伴至今，但一开始，二人婚事并不为双方家长所支持。李文正的父亲为他看好的是陈姓同乡的女儿，李丽梅的母亲则因为李文正参加过印尼独立革命视其为极端分子、危险人物。
李丽梅的母亲精明、能干且在当地颇有威望，虽寡居多年，却在最繁华的街道经营着最大的一家商店。李文正和这位准岳母甫一见面，不提婚事，却直陈商店格局不合理，仅仅利用了五分之一的面积，太过浪费。准岳母傲气反问，“干你何事！”李文正不气不急，东张西望，自言自语直说可惜。
李丽梅的母亲忍不住，反问他该如何经营。李文正将自己的想法从容道来。他分析，商店为供应商与消费者的中介体，物资供过于求时，供应商需要中介体销售货物，商店地位应更为主动，可采取寄卖抽成形式经营。他指指点点，又谈及商品的布局规划。准岳母听后笑容渐露，邀他共进晚餐并在家留宿。第二天临走时，李文正向准岳母提亲，并发誓会让李丽梅幸福。准岳母提出条件，必须在店里帮忙3年，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他不敢告诉父亲，也不提婚事，只是每日讨好父亲，以退为进，终得到父亲的祝福。他谎称与朋友合作开冰店，实则到岳母家帮忙，兑现承诺。
1950年，刚刚回到印尼，李文正的商业才干便已逐渐显露。
他走遍印尼爪哇岛，看寻常人家何以为生。从外南梦开始，他沿着铁路考察沿途市镇，知道爪哇岛人大部分是福建兴化人，便用兴化方言与他们交谈，晚上就寄宿在商贾店里。他用了6个月时间，完成计划，发现全国各地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最终都归于首都雅加达。
在岳母店里帮忙三年期满，李文正来到雅加达。父亲劝他不要只身犯险，让他帮忙家里的生意，他则坚持“花盆里的树长不大”。
他先是找到在新加坡的亲戚，在其帮助下，做了两次小件商品进出口贸易，赚到第一桶金20万新币。随后，他发现从棉兰寄货到首都雅加达非常不方便，且运费很贵，便想到经营航运。
他买了一艘90吨的木船，起初没人租用，只能闲置。他找到汪大均，汪大均向他介绍了许乃昌，自此业务打开，很快生意就多到无法应付。一年半后，李文正的航运业务便从1条船发展成17条船。
出去为了回来
李文正生于印尼爪哇，5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回老家福建莆田新店村，探望生病的祖父。不久，祖父病逝，李文正与母亲留下来陪了祖母6年。
他记得祖母带他去一座寺庙，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孩子，出去是为了回来。”
1984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北京会晤，谈判香港回归问题，很多港人自危前途，纷纷抛售产业移民北美。李文正看准商机，人退我进，成功收购香港华人银行。两年后，这家银行总资产从6亿增加到40亿港币，而李文正收购时出资仅3亿港币。
香港是力宝全球化的重要一站。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李文正便认定，中国必将崛起，连同东亚与东南亚经济复兴，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但此次香港收购是成是败，李文正并无十足把握，他担心香港政治动荡。为此，他要找一匹“红马”。经人引荐，他与华润集团前董事长朱友兰结识，朱友兰同意参股华人银行50%股份，从而使得这家银行成了“粉红色”的中国企业。
这是李文正衣锦之后首次尝试北望家族故国。
1986年，印尼与中国关系缓和，接洽商议两国直接通商，而银行之间的通汇议题成为关键。这一年，李文正以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身份来到北京，与中国银行行长签署《通汇协议》。
到京第二天，李文正受邀到人民大会堂赴宴，向他发出邀请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上将。席间，被问及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看法，李文正一连说了5个“扭曲”：物资价值与物资价格扭曲；物资价格与劳动力价值扭曲；脑力劳动价值和体力劳动价值扭曲；人民币价值与人民币价格扭曲。最重的一点是，法律与人性的背离。
李文正回忆，叶飞听后突然神情严肃。他后悔失言，提心吊胆一夜未能安眠。次日清晨，叶飞助理上门邀请见面，李文正不知去往何处，又无法推辞，只能跟着上车。一路上他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要被直接送去公安局，没想到，他被带到了北京大学。见了一群戴眼镜学者模样的人，李文正放下悬着的心，将5个扭曲又讲了一遍。
北京之行后，1990年，李文正终于回到莆田老家。这一次，他联合多家公司，在福建建立湄洲湾发电厂。“那个时候陈光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他们说要在莆田搞一个工业区。”李文正说，“要有水和电，否则没法做。所以我要搞一个发电厂，投资22亿美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推动把它做成，这是回馈。”
1980年，李文正身在香港，莆田一中校长林文豪找到他，谈及建设莆田，李文正提议先建莆田大学。他发动捐助，捐建20栋大楼，自己也认捐了一栋，莆田学院宣告成立。2000年前后，李文正又到北京，拜会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成功推动莆田学院升级为本科大学。
李文正在大陆最近的一次慈善活动在北京举行。4月22日，清华大学举行“李文正图书馆”落成典礼，这天，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文正自传》也正式发布。第二天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李文正从老子哲学谈到纳米技术和数码科技，他已87岁，仍不愿落后于时代。商业上，他善于破旧立新，敢于冒险。慈善上，他关心教育，表现却很传统谨慎，大多是为学校捐建大楼。除了莆田学院和清华大学，他也曾为母校东南大学（前身为“国立中央大学”）捐建两栋大楼。
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对祖国倾力相助，东南亚很多华人都是陈嘉庚所捐建的厦门大学的校友，李文正也想有所表达。他思考过厦门的地理位置和未来发展后，为厦门大学捐助了一栋“李文正医学院教学大楼”，并引入师资。自此，厦门大学医学院宣告成立。
教育！教育！ 被推选为国立印尼大学首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李文正说自己“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印尼大学是印尼的最高学府，当时资金均为各系自筹，因此校内派别林立，系与系各自“宣示主权”，学校管理已经走向失控。2002年，印尼政府启动对印尼大学的改革，将管理权交给具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成员由师生选举产生，李文正任期五年。
刚一上任，李文正就被出了难题。他用了20天时间才看完校长交给他的整整四册“未来25年教育方案”。看到中间忘掉开头，看到结尾忘掉中间，合上书，就全忘了。他向校委会提出“两页纸”工作方案，一页推动会计信息化，另一页推动信息科技、生命科技和纳米科技的研究教学。
李文正认为，印尼大学要建立信息化工作流程，而会计工作不明朗，应该公开，并提出将学校往来款项都交给印尼国家银行代收，直接进入相关学院账户。每天检查核对财务收支情况，建立责任人制度。
他提出一系列改革目标，遭到几十个系的强烈对抗。李文正要消解对抗情绪，只能一个接一个去做说服工作。
政治社会学院是印尼大学最大的学院，有学生6000多人，影响力最大，是李文正首先要解决掉的目标。他找到该学院最强势的人，先与其交朋友，和他谈天，不轻不重地聊学校的未来，以及改革带来的切实好处。他的说服工作起了作用。参与者尝到改革甜头，一改激烈反对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改到十几个系的时候，样板效应不再继续起作用，这时候就要用行政手段了，必须改革！”李文正说。
他要做的是一套样板，不仅要推动学院改革，还要让学院影响整个印尼大学改革。
接着，他着手研究校园建设，提出重建旧校园，让印尼30家大企业各捐一栋大楼，以捐助者名字命名。他还打算在冼都建立印尼大学第三校园，在德普建立医学院、医院和酒店，希望此举能让印尼大学有新的硬件设施，同时保证足够的研究资金储备。
他信心满满，也得到了校务委员会的多数支持，但其中一位法律专家委员和校内一位建筑工程教授都表示反对。另有学生提出环保、文化遗产保护和反对教育商业化等诉求抗议。在琐碎的法律程序和渐起的学生运动中，校园改建方案宣告流产。
李文正对教育一贯看重，他说，他的很多玛琅同学几十年来止步不前，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我到南京去，我的事业就更广阔，想法就会不一样，这是教育带来的分别。”
李文正的儿孙一辈均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有人进入家族企业，也有人在大学做教授，涉足电影、传媒、投资等多个行业。
在公开场合，李文正提及最多的是儿子李白。李白不但具备出色的商业才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成功应对了诸多难题，多年来也一直在低调做慈善。继希望之光大学和希望之光中小学之后，在李文正的支持下，李白已经在印尼偏远地区建立免费希望小学超过50所。于家族而言，李文正似乎也更仰赖这位次子。长子李青与三子李棕的儿子，李文正都交给李白培育。
李丽梅对家人、子女管教颇为严厉，李文正充满爱意地称之为“正气凛然的家族中心”。
在银行业工作时，客户送给他四根金条，他欣喜地带回家，被李丽梅冷脸“劝诫”一番，让其退回。
李丽梅的坚守，有时则表现为守旧。当李文正谈论纳米科技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念头还在李丽梅脑子里转。她立下家规，族中女性婚后要生六胎，至少生四胎。长女李红诞下三胎后，有8年不敢再生。李丽梅带她到日本、新加坡寻访名医，或是上天慈悲，李红又诞下一子。
李文正家族现有96人，年底之前还会增加四位新成员，届时，这个家族将成为百口之家。或许未来某时，某个孩子也会跑来向他问起，“那家店是卖什么的？”一如七十多年前那个稚子李文正。
印尼华商李文正将自己活成了传奇。
他生于兵马喧嚣时的印尼，幼年与亲人生离死别，青年时期因支持印尼独立革命险遭逮捕，颠沛漂泊。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大陆求学，年轻热血又几乎让他丧命大海。凭眼界与精明，白手起家，破旧立新，于变数中谋生机，商海博弈屡屡险中得胜。他接连执掌多家银行，每每将其扶上正轨，便又另起炉灶，再追新高。
巅峰时，他是印尼仅次于林绍良的第二号私营银行巨头，人称“印尼钱王”，不但带动银行业创新，还发力推动印尼金融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印尼经济衰退萧条，又遭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他塞翁失马般不得已介入土地资源开发，却在时代变革中吐故纳新变换姿态，让其创立的力宝集团经营领域多元延伸，不断壮大。
如老一代华商一样，李文正与力宝集团的慈善投入多倾注在教育领域。他曾以印尼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身份推动教育体制改革。迄今，他为学校捐建大楼超过10栋，支持儿子在印尼偏远贫困地区开办的希望小学超过50所。
遥望来时，他感叹世事沧桑莫测，在无数风波中飘摇前行，此时彼时境遇已是云泥之别。
骑马追马
十几岁的李文正驻足印尼玛琅市的路边，盯着一栋欧式建筑出神。进出建筑的人手拎公文包，衣着光鲜，皮鞋油亮，神气十足。他并未看到店里有什么商品售卖，便跑去问小学校长罗异天，才知道那是荷兰人开设的银行。“把钱拿来拿去就能赚钱，又神气。”李文正觉得这是个好生意，每次路过，他都要朝里面满怀憧憬地张望。
30岁那年，已有不少人听说李文正“想做银行家”。没有大资本，却想开银行，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疯狂”。但李文正清楚，银行本质是中介，赚取利息差额，经营的其实是信用。
在1960年代的印尼，卖自行车的转身就能成为银行家，这件事就发生在李文正家隔壁。自行车店老板陈德发是他的同乡，只用了3年，那家由自行车店变身的银行就有了不小发展。
同乡吴文荣带给李文正一个好消息，当时在困境中挣扎的“繁荣银行”正等待资本加入。这家银行总资产约有300万美元，资本金10万美元，因经营不善，已支撑乏力。李文正想要加股进入，条件是必须注入20万美元，由此可获得66%的股份，而当时他只有2000块美金。
他必须先找到有资本和有信用的人，“要追上一匹马，你就必须先找到一匹快马。”
他先说服吴文荣的父亲吴亚土及其舅父李亚梅加入，又请二人介绍客家帮丘和中、兴化帮李亚灿，以及福建帮外号“大哥”的林聚善加入。他被推举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终于圆梦，成了一位银行家。
李文正从小处着手，先易后难，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仅2年时间，不但让“繁荣银行”突破困境，还使之在雅加达名声日隆。
“繁荣银行”让李文正迅速学会了专业知识，也很快让他见到了人性贪婪。一些年轻股东与客户夜夜笙歌于夜总会，放纵客户透支，另一些年长股东则经营“行中行”，吸收存款私下放贷，中饱私囊，呆账坏账转嫁给银行。李文正无力改变，只好让位离开。此时，他已看准了另一家“宇宙银行”。
“我必须找另外一匹马，跑得更快的。”李文正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雅加达，李文正根基尚浅，找“快马”实非易事。他先找到老师杨秀莲，她是中华妇女会主席，丈夫汪大均是椰城华侨总会秘书长，掌握全部印尼有影响力的华商资源。李文正怕开口遭到拒绝，并未直接表明自己的“疯狂”想法，只是不轻不重地谈谈天，顺便讲讲自己的抱负和对银行的思考。“他（汪大均）听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很有一套理论。取得他的信任后，我才请他介绍有影响力的财团。”
在当时的印尼，人说“无昌不成事”，“昌”即许乃昌、林德昌、黄源昌三人。黄源昌是印尼布业大王，也是布商公会主席，而布业是当时印尼最大的行业。李文正得知黄源昌喜爱打网球，为了迎合，便每早到黄源昌家球场陪同。同样，对于开银行只字不提，只是学网球，谈网球。直到“大家兴趣一致，谈得来”，他才由浅入深，从生意谈到具体的银行经营。他对《中国慈善家》回忆，当时他对黄源昌说，“银行对我们华商太重要了，中华总商会里必须要有一家银行。”黄源昌回答，“你去做吧。”
除了黄源昌，林德昌也成为宇宙银行股东。这一次，李文正笼络了印尼咖啡大王、胡椒大王、橡胶大王、布业大王等名声在外的行业翘楚。
到1966年，李文正接管了同乡何清源的印尼工商银行，又在泗水开办印尼工商银行分行，将这两家银行和繁荣银行合并，改名为泛印银行（Pan Indonesia Bank），使其成为印尼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家私营外汇银行。一年时间，泛印银行便发展成为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
几年后，泛印银行业务风生水起时，两位股东因经营“行中行”被曝出丑闻，泛印银行遭到用户挤兑，最终请印尼银行协助，才渡过危机。为避免再次引发挤兑，李文正并未报警。他用几个月时间思考，是要做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还是做一个好的银行家？他记得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告诫，“不可亏待他人，不可贪人的便宜。”
布局
接手宇宙银行两年后的1965年，苏哈托借“九·三”事件夺取政权。在印尼大学的课堂里，李文正从几位海归派教授口中听到政府有意大力改革经济制度，推动自由开放，相关计划已取得国际货币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肯定。李文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信心。
当时，印尼政局动荡，市场混乱，通胀已达到600%，贷款月息则高达20%，商人可以随时变现还贷，因此，银行放贷多数是无抵押的信用放贷，也少有坏账。李文正认为，若印尼推动改革，制度改善，通胀将得以控制，借高利贷囤积居奇的商人定会遭遇重创，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账。他未雨绸缪，提议董事会先人一步，降息求保。他的用意是，通过降息为市价一半来吸引客户借贷，但前提条件是，客户须还清之前的贷款，方可享受降息服务，与银行签订新的抵押借贷合约。 最开始，股东们担心此举会在银根奇紧的大环境下使银行周转失灵，陷入危机，但李文正则料定此放贷新策会引起轰动。果然，12%利息的广告登报，仅占市价一半的利息让新客户争相排队到银行开户，3个月存款便激增一倍。旧客户也纷纷还清贷款，再用足够的抵押品争取12%的新贷款。此举很快将宇宙银行的高风险贷款转变为健康贷款。
1966年，苏哈托新政权果然采纳一些海归派学者的意见，推行经济制度改革和自由开放政策，物价大跌，盾币上升，引发银行风潮，坏账激增，处处发生挤兑，每天都有一两家银行倒闭。而李文正当时掌握的四家银行均得以保全。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告诉《中国慈善家》，李文正既高明又精明，知悉大环境的风云变幻，把握全局，再着手于关键处，其长处是精明有度。“过于精明，往往过犹不及。李文正不但在具体的经营中有过人之处，同时也有战略高度，两方面融于一身。”
泛印银行丑闻曝光后，李文正在思考中重新找到方向—做印尼中央银行以外的第二个支付清算中心—这又是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
泛印银行短视的股东并不是李文正需要的合作伙伴，他观察印尼商业，当时经济能量最大、最广的是香烟行业，涉及人口多，市场广且产业链长。掌握香烟行业，无疑会让他更快接近目标。1975年，他胸有成竹离开泛印银行。
天公作美，在去香港的航班上，李文正巧遇华商林绍良。在印尼，林绍良的财富和影响力都首屈一指。他是当时印尼政府授权的唯一丁香进口商，掌握着向烟厂分配丁香的权力，无异于手捏印尼丁香烟工业的命脉。对李文正来说，这是天赐的机缘。
一切从闲聊开始，从印尼经济的前瞻到政治动向，从泛印银行到未来开发银行的计划。李文正把建立清算中心的想法讲给林绍良听，并介绍自己的资历、能力和为此所做的准备。3个小时后，林绍良开口邀请李文正参与自己掌管的银行业务。林绍良的三家银行，李文正选了正在困境中的“中央亚细亚银行”（简称“中亚银行”）。
1988年，印尼金融业历史性的“PACTO 88条例”颁布施行，在这一时期，李文正让中亚银行的规模空前壮大。
在此之前，外资在印尼开设分行无需注入资本金，但他们倚靠国外总行的庞大资本，可以大额放贷。李文正认为这不公平，他以民族银行公会副主席及印尼工商总会副主席身份提议，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但前提是必须注入资本金，成立印尼法人资格的子公司。经过两年多的论证，“PACTO 88条例”出炉。结果大大出乎李文正预料，这一条例不但实行了开放政策，而且开放得更为彻底，允许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无限度开设分行。
李文正清楚这一政策并不完全正确，定会修改，但这机会对他来说千载难逢。他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让中亚银行的规模快速铺开。
始于毫末
1975年6月，李文正走进中亚银行大厅，主持第一次业务会议。他熟读《老子》，并从中总结经营理念，“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他从小处做起，重新编制中亚银行的组织结构，分配经理部的人事安排，亲自优化业务流程，简化表格，改革会计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多重举措，让中亚银行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
三年后，他在印尼银行业率先实践电子化管理系统，为中亚银行大量开设分行并建立全国性的服务网络做铺垫。用人方面，他采用旧部下参与行政管理，同时聘请当地商业领袖和资深商人或他们的后代、亲戚做区域业务经理，教他们如何收集当地香烟商、布商、建材商等6个行业的前10名客户，培训他们记录客户喜好、背景、财产、银行贷款、个人品德等信息，以便展开公关。
李文正调研印尼诸岛的人口分布情况，从人口最多的爪哇岛开始，分步实施，很快便建立了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在此过程中，他出奇制胜，一改汇款40天才能到达的印尼银行业惯例，提供“次日抵达服务”轰动全国，让中亚银行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短短5年时间，中亚银行成为印尼第六大商业银行，前五大均为印尼国营银行。同时，中亚银行也成为印尼银行结算中心的第三大客户。
联合利华是李文正想要发展的重要客户之一，但1967年印尼私营银行发生挤兑风暴后，联合利华总部规定不允许印尼分公司与私营银行往来，李文正做了两轮说服工作，均告失败。他想找联合利华总部洽谈，但并无门路。
一次拜访中，他发现联合利华总部与外界往来使用传真，传真纸共有5层，上面4层分开给各部门使用，最后一层必须整张保存。每天，这张完整的纸经总部审计员审查，证明全天书信与财务往来完整无出入方可入账。李文正便通过传真，向联合利华发送报告，介绍中亚银行更低的汇率和突出的服务。从一周到一季度，除节假日外并无间断。一年后，终于打开缺口。
他用了十几年时间，让中亚银行的业务涵盖了86个行业，打通上中下游商家，成为印尼最大的银行业务网络。
1977年，为推动中亚银行成为外汇银行，具备支付清算中心能力，李文正按印尼银行规定，将旗下银行合并，取得外汇银行营业牌照，成为继泛印银行后印尼第二家外汇银行。
“PACTO 88条例”颁布施行后，中亚银行快速开设了150家分行，增设6000岗位。凭借李文正早已准备好的简化工作流程和信息化系统，新员工一小时便可上阵应战。依靠中亚银行搭建的全国性服务网络，这150家分行在半年内全部实现盈利。
1975年李文正接手时，中亚银行总资产约有10亿印尼盾，到1990年，中亚银行总资产已增长至7万5千亿印尼盾，是当时印尼第五大银行，李文正如愿将其打造成印尼银行以外的第二家商贸支付清算中心。在此过程中，中亚银行成功进军美国，先是1977年参股Union Planters银行，1985年又在纽约开设分行，成为印尼当时唯一的国际化银行。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银行家之一，林绍良也常借李文正自谦，“我不懂银行，李文正才懂银行。” 心梗
李文正1971年游历美国时便已经开始考虑走向全球化。在1977年前，他曾准备收购美国“乔治亚洲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Georgia）”28%的股份，业主为Bert Lance，经纪人是阿肯色州投资银行Stephen公司主席杰克·史蒂芬（Jack Stephen）。双方签订协议时，李文正特地提出要求：此交易暂时保密，不对外宣布，以免招致印尼官方干预。不料消息不胫而走，见诸次日早报头条。文章称此次实为印尼政府指派中亚银行收购Bert Lance股份，以解美国民主党之困。印尼财政部长直接打电话给李文正阻止收购事宜，又请林绍良出面，李文正只好无奈放弃。
此次合作虽未如愿，但李文正与杰克·史蒂芬结成好友。1980年，由杰克·史蒂芬介绍，李文正再到美国，成功入股Union Planters银行。四年后，李文正、林绍良与杰克·史蒂芬达成协议，三家收购沃森银行30%股份，并委任李文正次子李白担任总经理。
欢迎午宴前，杰克·史蒂芬问李文正是否想见州长克林顿，并当面打电话邀请，克林顿果然到场。克林顿告诉李文正，“你要了解杰克·史蒂芬先生在阿肯色州有多大影响力，15分钟前他打电话给我，15分钟后我就马上来了。”
李白此后亦与克林顿私交甚笃，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后，李白被委任为总统经济顾问，力宝银行总经理黄建安也被委以重任。沃森银行收购案后来引起美国司法部关注，但审查两年之久未得出结论，而李文正迫于高额律师费压力，不得不选择放弃沃森银行及其他在美业务。
1989年，李文正心血管“细微的不正常”终于在这一年恶化为“心梗”，三条血管严重堵塞，必须做搭桥手术，风险很大。
他将中亚银行人事整顿扎实，拟定了公司分割合约。这件事成为不久之后林李二人分家的基础。
1991年，李文正与林绍良正式分家，规则简单，双方不对各个企业的资产情况重新估值，无偿交换在印尼中亚银行和力宝银行的股份，双方在其他企业所有股权照旧不变。前后不到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分家手续。
“力宝”是李文正1958年便想出的名字，“力”是资金，“宝”为源泉，他于1971年在新加坡开办了力宝公司。与林绍良分家后，力宝成为李文正金融事业的又一个起点。这一次，他早已看清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起步便把目标放在美国与香港。他有两步必下棋子—骑马追马，摸清环境。
他将力宝集团全球化分为三步，分别是人力资源全球化、资金全球化和业务全球化。
在中亚银行开设150家分行的同时，力宝银行也抢时间新开了100家分行。李文正提出让中亚银行和力宝银行上市集资，林绍良不同意，后来，只有力宝银行启动了上市计划。李文正回忆，当时人们排队向经纪商购买力宝银行股票，力宝银行市值涨了近一倍。
在一次主题为“PACTO 88印尼金融改革开放利与弊”的电视访谈中，现场有人质疑力宝将不值钱的股票卖给大众，有欺骗公众之嫌。李文正无奈与其展开辩论，他解释，按照规则，力宝的股票先是卖给投资银行，再由投资银行转卖给大众，而投资银行的高价买进，买的是李文正的商誉和品牌。双方无法沟通，最终由评委劝解才结束闹剧。
1995年，李文正更为担心的事应验了。苏哈托的三子托米（Tomy）在冼都购地数千公顷，请力宝集团参股开发。李文正不想与官场有太多牵扯，婉言谢绝。但托米找到穆尔迪奥诺出面，此人时任印尼国务院秘书长，权势极大，雅加达官商都对他忌惮三分，李文正无奈参股25%。
开发进行不久，托米的财务经理向承建商和供应商索要佣金，以拖欠账款作为威胁，消息传开，一些大客户陆续从力宝银行取走存款，李文正没有警觉。两个星期后，当银行出现排队取款的长龙，李文正才意识到，这是一次挤兑风暴。最后，在印尼银行和林绍良等人的帮助下，力宝银行才免遭死劫。
三年后，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包括林绍良的中亚银行在内，印尼几家私营银行纷纷随风倒掉，实力排名前八的银行五家被印尼银行接管，仅剩力宝、泛印、宇宙三家。
自李文正进入银行业到1998年，他已经历了5次挤兑风暴。这时，他心底已隐隐打起退堂鼓，担心让下一代接手银行业是否妥当。
1991年、1995年到1998年，印尼经济不景气，加之挤兑风波和亚洲金融风暴，力宝银行的呆账坏账转为不良资产。李文正带领力宝转战土地资源，并在日后发展出更为多元的集团业务。
海上船
清末民初，华人商贩、农民登上航船，在风雨飘摇中下南洋寻求生计。他们教育水平偏低，最多接受过一些私塾和基础华文教育。即便在日后兴家旺业的第一代东南亚华商中，如李文正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凤毛麟角。
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泗水随之爆发独立革命战争。9月，英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遣军队进占印尼。荷兰政府也以盟军名义派兵在雅加达登陆，以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此后，英军为集中恢复对马来亚和缅甸的殖民统治，遂将其占领区交给荷兰。在泗水被移交荷兰殖民政府后，荷兰军队攻占了李文正的家乡玛琅。
李文正与玛琅附近一支印尼军队主帅相识，为此参与了一些任务，有时奉命侦查荷兰军营，有时帮军队到泗水购买药品。同时，他参加了印尼华人领袖萧玉灿领导的华人学生示威游行运动。此次游行遭到荷兰军队的攻击，超过百人被送进监牢，李文正侥幸逃脱，离开印尼远赴南京。
在亲戚的介绍下，李文正在南京拜会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吴鹤云，通过吴的帮助，李文正经笔试、面试，如愿考进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哲学。当时，中央大学刚从重庆迁回南京。战争逼近，治安失控，新街口每天都有难民饿死。加上国民政府经济失控，南京城已陷入混乱，中央大学教师学生纷纷离校，几近停课。
无奈之下，李文正想方设法到达香港，想要返回印尼。在香港等候签证期间，闲来无事，他便读起了《资本论》，当时，他已认定世界上一切祸害都源于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可以拯救世界。在一些同学的怂恿下，他决定和他们一道经天津去延安，并写信向恋人李丽梅告别。准备好船票，出发前，他收到李丽梅的回信，爱人的思恋动摇了他的革命意志。上船前，他请同学先走一步，他想要再想想。那天，香港海上气旋警告已挂起三号风球，船开半个小时，便已升级为八号风球。狂风暴雨席卷而来，一些船只甚至被卷上岸。 在次日的报纸上，李文正看到，那艘驶往天津的客船因船上化学物品撞击，起火爆炸，乘客无一幸免。
爱人李丽梅与李文正相伴至今，但一开始，二人婚事并不为双方家长所支持。李文正的父亲为他看好的是陈姓同乡的女儿，李丽梅的母亲则因为李文正参加过印尼独立革命视其为极端分子、危险人物。
李丽梅的母亲精明、能干且在当地颇有威望，虽寡居多年，却在最繁华的街道经营着最大的一家商店。李文正和这位准岳母甫一见面，不提婚事，却直陈商店格局不合理，仅仅利用了五分之一的面积，太过浪费。准岳母傲气反问，“干你何事！”李文正不气不急，东张西望，自言自语直说可惜。
李丽梅的母亲忍不住，反问他该如何经营。李文正将自己的想法从容道来。他分析，商店为供应商与消费者的中介体，物资供过于求时，供应商需要中介体销售货物，商店地位应更为主动，可采取寄卖抽成形式经营。他指指点点，又谈及商品的布局规划。准岳母听后笑容渐露，邀他共进晚餐并在家留宿。第二天临走时，李文正向准岳母提亲，并发誓会让李丽梅幸福。准岳母提出条件，必须在店里帮忙3年，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他不敢告诉父亲，也不提婚事，只是每日讨好父亲，以退为进，终得到父亲的祝福。他谎称与朋友合作开冰店，实则到岳母家帮忙，兑现承诺。
1950年，刚刚回到印尼，李文正的商业才干便已逐渐显露。
他走遍印尼爪哇岛，看寻常人家何以为生。从外南梦开始，他沿着铁路考察沿途市镇，知道爪哇岛人大部分是福建兴化人，便用兴化方言与他们交谈，晚上就寄宿在商贾店里。他用了6个月时间，完成计划，发现全国各地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最终都归于首都雅加达。
在岳母店里帮忙三年期满，李文正来到雅加达。父亲劝他不要只身犯险，让他帮忙家里的生意，他则坚持“花盆里的树长不大”。
他先是找到在新加坡的亲戚，在其帮助下，做了两次小件商品进出口贸易，赚到第一桶金20万新币。随后，他发现从棉兰寄货到首都雅加达非常不方便，且运费很贵，便想到经营航运。
他买了一艘90吨的木船，起初没人租用，只能闲置。他找到汪大均，汪大均向他介绍了许乃昌，自此业务打开，很快生意就多到无法应付。一年半后，李文正的航运业务便从1条船发展成17条船。
出去为了回来
李文正生于印尼爪哇，5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回老家福建莆田新店村，探望生病的祖父。不久，祖父病逝，李文正与母亲留下来陪了祖母6年。
他记得祖母带他去一座寺庙，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孩子，出去是为了回来。”
1984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北京会晤，谈判香港回归问题，很多港人自危前途，纷纷抛售产业移民北美。李文正看准商机，人退我进，成功收购香港华人银行。两年后，这家银行总资产从6亿增加到40亿港币，而李文正收购时出资仅3亿港币。
香港是力宝全球化的重要一站。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李文正便认定，中国必将崛起，连同东亚与东南亚经济复兴，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但此次香港收购是成是败，李文正并无十足把握，他担心香港政治动荡。为此，他要找一匹“红马”。经人引荐，他与华润集团前董事长朱友兰结识，朱友兰同意参股华人银行50%股份，从而使得这家银行成了“粉红色”的中国企业。
这是李文正衣锦之后首次尝试北望家族故国。
1986年，印尼与中国关系缓和，接洽商议两国直接通商，而银行之间的通汇议题成为关键。这一年，李文正以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身份来到北京，与中国银行行长签署《通汇协议》。
到京第二天，李文正受邀到人民大会堂赴宴，向他发出邀请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上将。席间，被问及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看法，李文正一连说了5个“扭曲”：物资价值与物资价格扭曲；物资价格与劳动力价值扭曲；脑力劳动价值和体力劳动价值扭曲；人民币价值与人民币价格扭曲。最重的一点是，法律与人性的背离。
李文正回忆，叶飞听后突然神情严肃。他后悔失言，提心吊胆一夜未能安眠。次日清晨，叶飞助理上门邀请见面，李文正不知去往何处，又无法推辞，只能跟着上车。一路上他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要被直接送去公安局，没想到，他被带到了北京大学。见了一群戴眼镜学者模样的人，李文正放下悬着的心，将5个扭曲又讲了一遍。
北京之行后，1990年，李文正终于回到莆田老家。这一次，他联合多家公司，在福建建立湄洲湾发电厂。“那个时候陈光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他们说要在莆田搞一个工业区。”李文正说，“要有水和电，否则没法做。所以我要搞一个发电厂，投资22亿美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推动把它做成，这是回馈。”
1980年，李文正身在香港，莆田一中校长林文豪找到他，谈及建设莆田，李文正提议先建莆田大学。他发动捐助，捐建20栋大楼，自己也认捐了一栋，莆田学院宣告成立。2000年前后，李文正又到北京，拜会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成功推动莆田学院升级为本科大学。
李文正在大陆最近的一次慈善活动在北京举行。4月22日，清华大学举行“李文正图书馆”落成典礼，这天，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文正自传》也正式发布。第二天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李文正从老子哲学谈到纳米技术和数码科技，他已87岁，仍不愿落后于时代。商业上，他善于破旧立新，敢于冒险。慈善上，他关心教育，表现却很传统谨慎，大多是为学校捐建大楼。除了莆田学院和清华大学，他也曾为母校东南大学（前身为“国立中央大学”）捐建两栋大楼。
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对祖国倾力相助，东南亚很多华人都是陈嘉庚所捐建的厦门大学的校友，李文正也想有所表达。他思考过厦门的地理位置和未来发展后，为厦门大学捐助了一栋“李文正医学院教学大楼”，并引入师资。自此，厦门大学医学院宣告成立。
教育！教育！ 被推选为国立印尼大学首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李文正说自己“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印尼大学是印尼的最高学府，当时资金均为各系自筹，因此校内派别林立，系与系各自“宣示主权”，学校管理已经走向失控。2002年，印尼政府启动对印尼大学的改革，将管理权交给具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成员由师生选举产生，李文正任期五年。
刚一上任，李文正就被出了难题。他用了20天时间才看完校长交给他的整整四册“未来25年教育方案”。看到中间忘掉开头，看到结尾忘掉中间，合上书，就全忘了。他向校委会提出“两页纸”工作方案，一页推动会计信息化，另一页推动信息科技、生命科技和纳米科技的研究教学。
李文正认为，印尼大学要建立信息化工作流程，而会计工作不明朗，应该公开，并提出将学校往来款项都交给印尼国家银行代收，直接进入相关学院账户。每天检查核对财务收支情况，建立责任人制度。
他提出一系列改革目标，遭到几十个系的强烈对抗。李文正要消解对抗情绪，只能一个接一个去做说服工作。
政治社会学院是印尼大学最大的学院，有学生6000多人，影响力最大，是李文正首先要解决掉的目标。他找到该学院最强势的人，先与其交朋友，和他谈天，不轻不重地聊学校的未来，以及改革带来的切实好处。他的说服工作起了作用。参与者尝到改革甜头，一改激烈反对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改到十几个系的时候，样板效应不再继续起作用，这时候就要用行政手段了，必须改革！”李文正说。
他要做的是一套样板，不仅要推动学院改革，还要让学院影响整个印尼大学改革。
接着，他着手研究校园建设，提出重建旧校园，让印尼30家大企业各捐一栋大楼，以捐助者名字命名。他还打算在冼都建立印尼大学第三校园，在德普建立医学院、医院和酒店，希望此举能让印尼大学有新的硬件设施，同时保证足够的研究资金储备。
他信心满满，也得到了校务委员会的多数支持，但其中一位法律专家委员和校内一位建筑工程教授都表示反对。另有学生提出环保、文化遗产保护和反对教育商业化等诉求抗议。在琐碎的法律程序和渐起的学生运动中，校园改建方案宣告流产。
李文正对教育一贯看重，他说，他的很多玛琅同学几十年来止步不前，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我到南京去，我的事业就更广阔，想法就会不一样，这是教育带来的分别。”
李文正的儿孙一辈均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有人进入家族企业，也有人在大学做教授，涉足电影、传媒、投资等多个行业。
在公开场合，李文正提及最多的是儿子李白。李白不但具备出色的商业才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成功应对了诸多难题，多年来也一直在低调做慈善。继希望之光大学和希望之光中小学之后，在李文正的支持下，李白已经在印尼偏远地区建立免费希望小学超过50所。于家族而言，李文正似乎也更仰赖这位次子。长子李青与三子李棕的儿子，李文正都交给李白培育。
李丽梅对家人、子女管教颇为严厉，李文正充满爱意地称之为“正气凛然的家族中心”。
在银行业工作时，客户送给他四根金条，他欣喜地带回家，被李丽梅冷脸“劝诫”一番，让其退回。
李丽梅的坚守，有时则表现为守旧。当李文正谈论纳米科技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念头还在李丽梅脑子里转。她立下家规，族中女性婚后要生六胎，至少生四胎。长女李红诞下三胎后，有8年不敢再生。李丽梅带她到日本、新加坡寻访名医，或是上天慈悲，李红又诞下一子。
李文正家族现有96人，年底之前还会增加四位新成员，届时，这个家族将成为百口之家。或许未来某时，某个孩子也会跑来向他问起，“那家店是卖什么的？”一如七十多年前那个稚子李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