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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历史的时空中，当我们把探究的目光投向“开国之城”石家庄，透视这座城市的底蕴时，不难发现，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关内第一座大城市，在1947—1949年间，它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试验田”，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样本”经验，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历史的发展，把石家庄和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了起来。
素有“南北通衢，燕晋咽喉”之称的石家庄，是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7年11月1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经过6昼夜的浴血奋战，一举攻克了华北重镇石家庄，打破了国民党吹嘘“坐守石家庄三年”的神话，开创了我党夺取大中城市的先例。
石家庄的解放，动摇了敌人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使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之后进行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德总司令把石家庄战役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其军事意义在于：通过此战，“我们提高了技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新华社发布解放军三总部发言人评论称：“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
我党第一个城市政权诞生地
在我党接管城市之后，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政权？这是必须确立的城市工作方针。早在石家庄解放前夕，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即确定石门市为晋察冀边区直辖市，石门市委、市政府直属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领导。按照区党委（省级）的建制配备干部，并从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到石家庄工作，任命组成了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石家庄解放后，党中央首先建立了党、政、军各级机构，尽快修复战争的创伤，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当天，入城干部立即组成中共石门市委员会开展工作。中共石门市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由晋察冀中央局按照党委（省级）建制直接任命的。市委书记毛铎是原中共察哈尔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市长柯庆施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处长。
11月14日，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新成立的市政府下设秘书处、社会局、工商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和人民法院。11月21日，中共石门市委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各级党政组织。1947年12月26日，经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批准，市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通知，宣布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结束了“石门”旧称的历史。同日，市政府发出通告，决定市辖区由6个增至8个，其中1—4区为市区，5—8区为郊区。同时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各区建立区委、区政府。为更好地深入基层，市政府在市内各区街道又建立街人民政府和中共支部，在郊区各村建立村人民政府和中共支部。截至1948年1月，石家庄市的市、区、街（村）三级党政组织均已建立。
1948年元旦，市长柯庆施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谈到政权建设时指出：“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柯庆施还明确提出，现在的政权是临时的，将来要由全体公民自上而下选举产生。而在1949年7月召开的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个方针不仅得到了坚决贯彻，而且更加趋于完善，无论是代表的选举产生，还是市政府委员的选举产生，以及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的任用，都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体现了民主、联合的政权性质。
新生的石家庄政权在中共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的及时指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积极建立各级党政机构，及时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开展了肃清国民党残余分子、处理逃亡地主、治理“三大公害”的工作，使得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为以后工作的开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
新中国城市工作“试验田”
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执政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用什么样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课题，历史性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而石家庄作为当时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屏障，自然成为我们党进行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试验田”，成为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先行者、探索者和样板。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石家庄的全面接管，便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情。正因为如此，朱德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讲得更为直接和切中要害：“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所以，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便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解放之初的石家庄堪称是一座“死城”。当时，全市人口虽然不足20万，社情却十分复杂，特务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与之相伴随的，是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饥民遍市。对于进城的干部们来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共产党面对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城市。如何将一座“死城”盘活，这一切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1947年11月解放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党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解放石家庄时，我们党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入城之初，工作千头万绪，新生的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在中共中央工委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城市的经济迅速进行接管，在实行正确的城市经济政策时，首先“约法三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公家的财物，不准上市买东西”，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人民政权的形象；其次克服重重困难，发放救济粮安民，让群众从点滴“小事”上了解共产党和共产党建立的城市政权，由怀疑、观望变为信服、拥护各级政府和干部；再次善于从弯路中找到方向，从纠偏中积累经验，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确定了发展生产、恢复工厂生产和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建设石家庄”的施政方针，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发展城市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和问题，很好地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出现了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局面，完成了对官僚资本企业、私营工商业、金融业的接收、管理工作，使城市经济开始逐步好转。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还对人民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新闻事业、卫生事业进行了接收和管理，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方向发展。
通过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1949年初，石家庄不仅扭转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且很快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在短短的1年间，石家庄市民就摆脱了战争带给他们的失业、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安排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新阶段。
“石家庄经验”全国开花
从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1年多时间里，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确立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石家庄在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中，摸索出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而其在解放之初的工作实践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为有效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提供了样本。正因为如此，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注重对“石家庄经验”的总结和应用。
1947年底，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作出了《石家庄市入城工作经验初步总结》。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首先形成了《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正式文件，并报中共中央。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又一次肯定了“石家庄经验”，指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央工委的总结，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并要求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1948年10月，第一批南下干部出发前，市长柯庆施为华北数千名南下干部作报告，详细介绍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工作政策。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应邀去济南介绍入城经验。叶剑英到北京任市长前，曾在石家庄住了3天，请石家庄第一任市委书记毛铎介绍经验。后来，黄敬到天津任职，柯庆施到南京、上海任职，以及从石家庄组织干部班子南下北上，石家庄的经验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49年4月15和16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石家庄职工运动和增产运动的经验；17日，又以《一年来石家庄市工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为题，发表了短论，进一步总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石家庄的经验教训为全国提供了借鉴，除中央转发外，还通过往来于石家庄或调往外地的干部，陆续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
从石家庄解放到新中国成立，石家庄作为我党的城市政策的试验基地，对新解放城市的接收、管理、恢复、改造、发展、建设等政策进行了具体探索，诸如：关于解放了的人民城市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关于建设人民城市依靠谁的问题，关于如何实行人民民主的问题，关于如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等等，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1949年8月，《人民日报》评价说，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历史的发展，把石家庄和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了起来。
素有“南北通衢，燕晋咽喉”之称的石家庄，是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7年11月1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经过6昼夜的浴血奋战，一举攻克了华北重镇石家庄，打破了国民党吹嘘“坐守石家庄三年”的神话，开创了我党夺取大中城市的先例。
石家庄的解放，动摇了敌人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使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之后进行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德总司令把石家庄战役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其军事意义在于：通过此战，“我们提高了技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新华社发布解放军三总部发言人评论称：“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
我党第一个城市政权诞生地
在我党接管城市之后，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政权？这是必须确立的城市工作方针。早在石家庄解放前夕，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即确定石门市为晋察冀边区直辖市，石门市委、市政府直属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领导。按照区党委（省级）的建制配备干部，并从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到石家庄工作，任命组成了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石家庄解放后，党中央首先建立了党、政、军各级机构，尽快修复战争的创伤，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当天，入城干部立即组成中共石门市委员会开展工作。中共石门市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由晋察冀中央局按照党委（省级）建制直接任命的。市委书记毛铎是原中共察哈尔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市长柯庆施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处长。
11月14日，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新成立的市政府下设秘书处、社会局、工商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和人民法院。11月21日，中共石门市委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各级党政组织。1947年12月26日，经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批准，市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通知，宣布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结束了“石门”旧称的历史。同日，市政府发出通告，决定市辖区由6个增至8个，其中1—4区为市区，5—8区为郊区。同时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各区建立区委、区政府。为更好地深入基层，市政府在市内各区街道又建立街人民政府和中共支部，在郊区各村建立村人民政府和中共支部。截至1948年1月，石家庄市的市、区、街（村）三级党政组织均已建立。
1948年元旦，市长柯庆施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谈到政权建设时指出：“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柯庆施还明确提出，现在的政权是临时的，将来要由全体公民自上而下选举产生。而在1949年7月召开的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个方针不仅得到了坚决贯彻，而且更加趋于完善，无论是代表的选举产生，还是市政府委员的选举产生，以及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的任用，都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体现了民主、联合的政权性质。
新生的石家庄政权在中共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的及时指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积极建立各级党政机构，及时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开展了肃清国民党残余分子、处理逃亡地主、治理“三大公害”的工作，使得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为以后工作的开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
新中国城市工作“试验田”
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执政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用什么样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课题，历史性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而石家庄作为当时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屏障，自然成为我们党进行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试验田”，成为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先行者、探索者和样板。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石家庄的全面接管，便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情。正因为如此，朱德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讲得更为直接和切中要害：“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所以，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便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解放之初的石家庄堪称是一座“死城”。当时，全市人口虽然不足20万，社情却十分复杂，特务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与之相伴随的，是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饥民遍市。对于进城的干部们来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共产党面对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城市。如何将一座“死城”盘活，这一切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1947年11月解放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党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解放石家庄时，我们党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入城之初，工作千头万绪，新生的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在中共中央工委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城市的经济迅速进行接管，在实行正确的城市经济政策时，首先“约法三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公家的财物，不准上市买东西”，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人民政权的形象；其次克服重重困难，发放救济粮安民，让群众从点滴“小事”上了解共产党和共产党建立的城市政权，由怀疑、观望变为信服、拥护各级政府和干部；再次善于从弯路中找到方向，从纠偏中积累经验，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确定了发展生产、恢复工厂生产和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建设石家庄”的施政方针，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发展城市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和问题，很好地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出现了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局面，完成了对官僚资本企业、私营工商业、金融业的接收、管理工作，使城市经济开始逐步好转。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还对人民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新闻事业、卫生事业进行了接收和管理，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方向发展。
通过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1949年初，石家庄不仅扭转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且很快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在短短的1年间，石家庄市民就摆脱了战争带给他们的失业、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安排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新阶段。
“石家庄经验”全国开花
从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1年多时间里，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确立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石家庄在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中，摸索出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而其在解放之初的工作实践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为有效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提供了样本。正因为如此，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注重对“石家庄经验”的总结和应用。
1947年底，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作出了《石家庄市入城工作经验初步总结》。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首先形成了《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正式文件，并报中共中央。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又一次肯定了“石家庄经验”，指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央工委的总结，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并要求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1948年10月，第一批南下干部出发前，市长柯庆施为华北数千名南下干部作报告，详细介绍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工作政策。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应邀去济南介绍入城经验。叶剑英到北京任市长前，曾在石家庄住了3天，请石家庄第一任市委书记毛铎介绍经验。后来，黄敬到天津任职，柯庆施到南京、上海任职，以及从石家庄组织干部班子南下北上，石家庄的经验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49年4月15和16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石家庄职工运动和增产运动的经验；17日，又以《一年来石家庄市工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为题，发表了短论，进一步总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石家庄的经验教训为全国提供了借鉴，除中央转发外，还通过往来于石家庄或调往外地的干部，陆续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
从石家庄解放到新中国成立，石家庄作为我党的城市政策的试验基地，对新解放城市的接收、管理、恢复、改造、发展、建设等政策进行了具体探索，诸如：关于解放了的人民城市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关于建设人民城市依靠谁的问题，关于如何实行人民民主的问题，关于如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等等，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1949年8月，《人民日报》评价说，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