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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民族文化因铭记传承而绵延不断。2021年2月28日，由河北博物院、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同在东方——亚洲古代文明展”落下帷幕。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范围持续的当下，不出国门就能领略亚洲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遗产，更深入地了解绚丽多彩的亚洲文明。
“同在东方——亚洲古代文明展”展出了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柬埔寨、黎巴嫩、日本共六个国家文博机构的148件文物藏品。中国作为亚洲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与亚洲周边地区的对话与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更全面地阐释亚洲文明的深邃与辽阔，河北博物院结合河北历史文化及自身藏品特色，又选取40余件典型藏品，加以对比展示，从而使广大观众更深入地了解亚洲古代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从不同角度感受亚洲文化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和而不同、和平相处的特质。在此择河北部分代表性文物进行介绍，与广大读者共同赏鉴。
新石器时代陶面具（图1），保定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距今约8000至7000年。北福地遗址出土陶面具残片145件，其中可复原12件，绝大多数出土于房址，均为直腹盆残片改制而成。面具上用阳刻、阴刻、镂空、浮雕等技法勾勒出人面、猪面、猴面和虎面，额头和两侧有蒙戴用的穿孔，这些面具可能用于祭祀活动中。人们将各种面具戴在面部，装扮成神祇或祖先，载歌载舞。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也是研究史前宗教及巫术的重要资料。
商代饕餮纹铜钺（图2），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钺为我国古代砍劈类兵器，兼作刑戮之法器，又具有王权征伐的象征。此钺身近似正方形，宽弧刃，两角翘起，侈于器身，肩部均匀分布三个长穿。内长方形，中部有一圆穿。钺身两面均饰饕餮纹，眉作云雷纹状，目外眼角下垂，圆睛凸出，巨口镂空，内有两颗尖利的兽牙。内后半部两面铸变形雷纹。这件铜钺形体硕大、气势威严，是河北地域商代中后期铜钺的典型代表。
战国错银铜双翼神兽（图3），石家庄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共出土2对4件，为镇席之器或陈设品。神兽怒目圆睁，长舌直伸，獠牙外露，昂首咆哮，前胸宽阔低垂，四肢弓曲，利爪怒张，两翼直指长空，矫健有力。周身错银卷云纹千变万化，背部有蜷曲于云中的错银鸟纹。神兽的造型所透射出的灵动、鲜活的文化特质，
与燕、赵两地深沉、厚重的汉族文化风格具有明显差异。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种神兽形象具有中国北方民族及斯基泰—西伯利亚式艺术的特色，与兽身鹰首的格里芬属类似母体和同一艺术风格。
战国胡人头像金饰件（图4），保定易县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出土。人物头戴毡帽，弯眉突目，高鼻阔口，两抹胡须，头像两侧饰有对称的连弧纹和卷云纹。背面有一竖桥形钮，钮两侧刻记重铭文。由于燕国与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金饰件的人物头像形象明显受到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影响。
十六国铜鎏金带华盖禅定坐佛三尊像（图5），石家庄长安区北宋村出土，此像通体鎏金，由佛身、背光、伞盖、底座四部分组成。主尊全跏趺坐于双狮座上。头顶为磨光高肉髻，头后有阴线刻莲瓣纹饰。杏眼细眉，长耳轮，低鼻梁，宽鼻翼，面相清秀，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结禅定印。主尊顶部有一化佛，头两侧各有一飞天，手托宝珠，身体两侧下部各有一供养人。背屏上窄下宽，略呈葫芦状。伞盖为圆拱形，盖面錾刻联珠莲瓣纹，周边有等距小孔十个，原应悬挂有饰物。座下双狮张口露齿，神情稚拙，憨态可掬。十六国至北齐时期，由于后赵、后燕、东魏、北齐等政权定都河北，也由于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持，河北地区的佛教发展极为迅猛。此一时期单体佛教造像以河北地区造像为最多，也极具有地方特色。这些造像对中国早期佛像的分期、断代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隋青釉双龙柄瓶（图6），瓶盘口，长颈，溜肩，腹部丰圆，至底渐收。口沿与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龙头探进瓶口衔住口沿。双龙质朴洗练，刚健挺拔，整体造型简朴大气，素雅中见雄浑。双龙柄瓶是在前期龙柄鸡首器的基础上吸引外来胡瓶的造型而创烧。
唐鎏金芝鹿紋菱花形银盘（图7），承德宽城县大野鸡峪出土，六瓣菱花形，花纹鎏金。敞口，宽折沿，浅腹，平底，卷叶状三足。盘心饰一凸起的梅花鹿。鹿头顶肉芝，身錾斑纹，四足前后错落。此盘器型硕大、做工精细，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装饰手法明显受到中亚粟特银器的影响。
宋海棠花式玛瑙碗（图8），质地致密，晶莹剔透。六瓣海棠花式口，深腹，圈足，内外壁均有不规则的紫红色天然花斑纹，造型典雅秀丽，琢磨精致光润。魏文帝曹丕《玛瑙勒赋》载：“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由此可知，“玛瑙”因其纹理近似马脑而得名。从三国到唐宋，高级玛瑙制品多来自域外，备受帝王权贵的青睐。
宋钧窑天蓝釉红斑梅瓶（图9），小口，圆唇，短颈，肩以下渐敛，圈足。通体施天蓝釉，呈乳浊失透状，釉层棕眼较多，釉垂流现象明显。盖及瓶腹有紫红色斑，其中一块长斑自肩至腹，似长龙遨游于天空。足根及底部无釉，盖、瓶无釉处均为酱褐色。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特点是胎体厚重，施釉较厚，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烧制成多种窑变釉。此件梅瓶在天蓝色底釉上施紫红色斑块，犹如彩霞，赏心悦目。
明青花阿拉伯文无挡尊（图10），胎体轻薄，中间贯通到底，酷似线轴。器身纹饰以弦纹为界分为三组，上下两部分以缠枝花卉为地，上书阿拉伯文，内容是“万物非主，惟有真主”“赞颂归于真主”等吉祥颂语。此器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釉料，应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举行礼拜活动的用具。有专家按传统观念定名为无挡尊，也有专家根据其用途定名为器座。元末明初，在海外需求的刺激下，景德镇从西亚地区进口了发色浓艳的钴料，青花烧造技术臻于成熟。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十分符合伊斯兰民族的审美习惯，因此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远销中亚和西亚各国，成为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最具影响力的瑰宝。
清白玉大象（图11），玉料青白色。圆雕一身躯肥硕的大象，作回首后视状。大象小眼、大耳、长牙，鼻内卷外翻，四肢粗壮，以阴线刻饰皮肤的皱褶，生动逼真。背覆一长条形毯，毯饰海浪花卉纹，四周阴线刻回纹边框。陈设玉是清代玉器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许多动物题材被引进玉器雕刻领域，不仅选料严格，碾琢精细，而且还经常借物寓意，以表吉祥。象与祥谐音，是常见的玉雕题材。
清御题棉花图刻石（图12），棉花原产印度河流域，公元3世纪之前就已传入中国边疆地区。公元17世纪，棉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公元1765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棉花种植及加工工艺绘图16幅，并配以说明文字装裱成册，进呈乾隆皇帝御览，乾隆皇帝为每幅图分别写了一首七言诗。方观承将其定名为《御题棉花图》，镌刻于保定直隶总督署的12块端石之上。《御题棉花图》系统总结了18世纪中叶中国北方种植和加工棉花的经验，是研究古代农业科技史的重要史料。
“同在东方——亚洲古代文明展”展出了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柬埔寨、黎巴嫩、日本共六个国家文博机构的148件文物藏品。中国作为亚洲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与亚洲周边地区的对话与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更全面地阐释亚洲文明的深邃与辽阔，河北博物院结合河北历史文化及自身藏品特色，又选取40余件典型藏品，加以对比展示，从而使广大观众更深入地了解亚洲古代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从不同角度感受亚洲文化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和而不同、和平相处的特质。在此择河北部分代表性文物进行介绍，与广大读者共同赏鉴。
新石器时代陶面具（图1），保定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距今约8000至7000年。北福地遗址出土陶面具残片145件，其中可复原12件，绝大多数出土于房址，均为直腹盆残片改制而成。面具上用阳刻、阴刻、镂空、浮雕等技法勾勒出人面、猪面、猴面和虎面，额头和两侧有蒙戴用的穿孔，这些面具可能用于祭祀活动中。人们将各种面具戴在面部，装扮成神祇或祖先，载歌载舞。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也是研究史前宗教及巫术的重要资料。
商代饕餮纹铜钺（图2），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钺为我国古代砍劈类兵器，兼作刑戮之法器，又具有王权征伐的象征。此钺身近似正方形，宽弧刃，两角翘起，侈于器身，肩部均匀分布三个长穿。内长方形，中部有一圆穿。钺身两面均饰饕餮纹，眉作云雷纹状，目外眼角下垂，圆睛凸出，巨口镂空，内有两颗尖利的兽牙。内后半部两面铸变形雷纹。这件铜钺形体硕大、气势威严，是河北地域商代中后期铜钺的典型代表。
战国错银铜双翼神兽（图3），石家庄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共出土2对4件，为镇席之器或陈设品。神兽怒目圆睁，长舌直伸，獠牙外露，昂首咆哮，前胸宽阔低垂，四肢弓曲，利爪怒张，两翼直指长空，矫健有力。周身错银卷云纹千变万化，背部有蜷曲于云中的错银鸟纹。神兽的造型所透射出的灵动、鲜活的文化特质，
与燕、赵两地深沉、厚重的汉族文化风格具有明显差异。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种神兽形象具有中国北方民族及斯基泰—西伯利亚式艺术的特色，与兽身鹰首的格里芬属类似母体和同一艺术风格。
战国胡人头像金饰件（图4），保定易县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出土。人物头戴毡帽，弯眉突目，高鼻阔口，两抹胡须，头像两侧饰有对称的连弧纹和卷云纹。背面有一竖桥形钮，钮两侧刻记重铭文。由于燕国与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金饰件的人物头像形象明显受到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影响。
十六国铜鎏金带华盖禅定坐佛三尊像（图5），石家庄长安区北宋村出土，此像通体鎏金，由佛身、背光、伞盖、底座四部分组成。主尊全跏趺坐于双狮座上。头顶为磨光高肉髻，头后有阴线刻莲瓣纹饰。杏眼细眉，长耳轮，低鼻梁，宽鼻翼，面相清秀，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结禅定印。主尊顶部有一化佛，头两侧各有一飞天，手托宝珠，身体两侧下部各有一供养人。背屏上窄下宽，略呈葫芦状。伞盖为圆拱形，盖面錾刻联珠莲瓣纹，周边有等距小孔十个，原应悬挂有饰物。座下双狮张口露齿，神情稚拙，憨态可掬。十六国至北齐时期，由于后赵、后燕、东魏、北齐等政权定都河北，也由于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持，河北地区的佛教发展极为迅猛。此一时期单体佛教造像以河北地区造像为最多，也极具有地方特色。这些造像对中国早期佛像的分期、断代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隋青釉双龙柄瓶（图6），瓶盘口，长颈，溜肩，腹部丰圆，至底渐收。口沿与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龙头探进瓶口衔住口沿。双龙质朴洗练，刚健挺拔，整体造型简朴大气，素雅中见雄浑。双龙柄瓶是在前期龙柄鸡首器的基础上吸引外来胡瓶的造型而创烧。
唐鎏金芝鹿紋菱花形银盘（图7），承德宽城县大野鸡峪出土，六瓣菱花形，花纹鎏金。敞口，宽折沿，浅腹，平底，卷叶状三足。盘心饰一凸起的梅花鹿。鹿头顶肉芝，身錾斑纹，四足前后错落。此盘器型硕大、做工精细，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装饰手法明显受到中亚粟特银器的影响。
宋海棠花式玛瑙碗（图8），质地致密，晶莹剔透。六瓣海棠花式口，深腹，圈足，内外壁均有不规则的紫红色天然花斑纹，造型典雅秀丽，琢磨精致光润。魏文帝曹丕《玛瑙勒赋》载：“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由此可知，“玛瑙”因其纹理近似马脑而得名。从三国到唐宋，高级玛瑙制品多来自域外，备受帝王权贵的青睐。
宋钧窑天蓝釉红斑梅瓶（图9），小口，圆唇，短颈，肩以下渐敛，圈足。通体施天蓝釉，呈乳浊失透状，釉层棕眼较多，釉垂流现象明显。盖及瓶腹有紫红色斑，其中一块长斑自肩至腹，似长龙遨游于天空。足根及底部无釉，盖、瓶无釉处均为酱褐色。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特点是胎体厚重，施釉较厚，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烧制成多种窑变釉。此件梅瓶在天蓝色底釉上施紫红色斑块，犹如彩霞，赏心悦目。
明青花阿拉伯文无挡尊（图10），胎体轻薄，中间贯通到底，酷似线轴。器身纹饰以弦纹为界分为三组，上下两部分以缠枝花卉为地，上书阿拉伯文，内容是“万物非主，惟有真主”“赞颂归于真主”等吉祥颂语。此器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釉料，应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举行礼拜活动的用具。有专家按传统观念定名为无挡尊，也有专家根据其用途定名为器座。元末明初，在海外需求的刺激下，景德镇从西亚地区进口了发色浓艳的钴料，青花烧造技术臻于成熟。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十分符合伊斯兰民族的审美习惯，因此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远销中亚和西亚各国，成为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最具影响力的瑰宝。
清白玉大象（图11），玉料青白色。圆雕一身躯肥硕的大象，作回首后视状。大象小眼、大耳、长牙，鼻内卷外翻，四肢粗壮，以阴线刻饰皮肤的皱褶，生动逼真。背覆一长条形毯，毯饰海浪花卉纹，四周阴线刻回纹边框。陈设玉是清代玉器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许多动物题材被引进玉器雕刻领域，不仅选料严格，碾琢精细，而且还经常借物寓意，以表吉祥。象与祥谐音，是常见的玉雕题材。
清御题棉花图刻石（图12），棉花原产印度河流域，公元3世纪之前就已传入中国边疆地区。公元17世纪，棉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公元1765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棉花种植及加工工艺绘图16幅，并配以说明文字装裱成册，进呈乾隆皇帝御览，乾隆皇帝为每幅图分别写了一首七言诗。方观承将其定名为《御题棉花图》，镌刻于保定直隶总督署的12块端石之上。《御题棉花图》系统总结了18世纪中叶中国北方种植和加工棉花的经验，是研究古代农业科技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