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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忽然想到：研究与宣传应当分开。
宣传，顾名思义是宣而传之，就是把已经定论或被认为定论了的学说、理论、思想、教条、守则等等宣讲、传播，让人信仰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研究，顾名思义则是研而究之，即对尚无定论或未为定论，或虽称定论却尚可商榷的问题提出假说、反诘、论辩、批评、质疑等等，以启迪思想，展开讨论，求得认识的深化。
宣传属于政治行为，研究则属于科学探求。
二
宣传是一种灌输，目的是让人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它排斥怀疑，排斥讨论，排斥拒绝。愈是期望思想的完全一致，这种排斥就愈加强烈。因为怀疑一旦产生，讨论一旦开展，拒绝就难以避免。极端的排斥，便是动用物质力量禁止、压制甚至封杀一切不同的思想，典型的古代例证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研究是一种探索，其目的在于寻求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它排斥一统，排斥守成，排斥迷信。愈是开创性的研究，这种排斥也愈是强烈。因为一统、守成、迷信，禁锢思维，要人不越雷池一步，则略有“出轨”便成异端。不准思想，何谈研究？若无研究，何来新的假设、新的见解、新的判断、新的理论？
三
宣传，为了能令人对所宣传的教条敬畏从而恪守，必将所宣传的教条认定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而且一信就诚，一诚就灵。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一抓就灵”、“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及相信某一思想“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均属此类。思想成为信仰之日，就是思想僵化之时。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思想家，从来不承认所谓终极的真理。后世宣称以此为信仰的政治家，却以宣传手段制造思想的“顶峰”，尤其是掌握权势的政治家，为了维持信仰，不惜禁止他人思考，此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四
混同宣传与研究，以宣传等同或替代研究，曾给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伤害。给米丘林学说加以唯物主义的桂冠，而对摩尔根学说给予唯心主义的恶谥，是以宣传替代研究的一个著例，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阵营”的遗传学研究落后于西方数十年。
把一个政党一定时期对社会的认识和一定阶段制定的方针政策，等同于社会科学不可怀疑的真理，稍有不同意见，便加挞伐，甚至实行“专政”，窒息了无数可取的思想萌芽。使中国几十年间只有“经注”而无研究，只有现成思想的接受者、信仰者而无新思想的思考者、研究者，因而陈陈相因，套话累牍，僵化凝固，最后堕入“文革”恶道，几乎不能自拔。近30年间的几乎所有“新思想”，当年都曾有过雏形，可惜均遭扼杀。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五
上世纪中叶，似乎也曾约略感到一统思想的弊端，曾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倡。但终因以宣传代替研究，要求保持思想完全一致的凝固模式，不承认科学研究的多面性、科学探索的多向性以及随之而来对问题看法的多样性，致使方针提出未久，便作出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一家是无产阶级，一家是资产阶级”的解释。“百家”变为两家，一家又要对另一家聚而歼之，剩下的自然只能是一家独鸣。于是仍旧是以宣传代替研究，生动活泼的局面非但未能形成，思想的控制反而愈趋愈紧，终于走到了“全面专政”的歧路上去。
六
近30年中，又曾感到开启新知的必要，感到宣传不宜替代研究，于是提出了“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口号。但这种二元并举的口号缺少可操作的程序。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得出的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除非藏之名山，若要公布出来，便被认作宣传。既是“宣传”，就有纪律。于是，“无禁区”有时成为空话，难以收到鼓励研究的成效。
七
学术无禁区，就是研究无禁区。既然研究无禁区，研究的结果，都应当允许公之于世。如有不同见解，可以争鸣、商榷、反诘、批评、论证、补充、修改、完善，唯独不可以禁止，尤其不可不讲道理、不准辩难而以权力强制查禁。 “独尊儒术”的汉代，也还没有走到极端。正如永厚先生所画，至少还保证了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们对盐铁酒类专卖的自由研究权和自由辩论权，这才留下了那部著名的《盐铁论》。何以今人的容量反不及昔人？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宣传，可以是有限定的宣传；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保证有自由的研究。不能以宣传代替研究，也不能以宣传限定研究的范围与结论。有自由的研究才会有独创性的成果，才会有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见解。人类的认识才会深化，社会才能永葆其青春与活力，工作才会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路、新局面。
八
以往的失误，在于错误地认为思想愈统一，事情愈好办。殊不知一统思想的结果，或许能够扼杀某些错误思想，但同时也扼杀了产生有益思想的环境。须知人类认识史上一切有益思想，在问世之初，几乎都曾被当作违背正统之异端的。
思想的统一是相对的，思想的不统一才是绝对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思想的不统一，表明思想的活跃，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有清三百年，以文字狱的手段扼杀不同思想，看起来似乎很有成效，其实正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哀。而五四运动之所以彪炳史册，正是因为它冲破了网罩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思想一统，造成了一个活泼泼的思想界，从此中国开了新生面。
九
近30年屡屡强调“解放思想”，而屡屡未能形成风气。究其缘因，就是既想解放思想，又怕打破一统。最后，还是把“解放”归于一统。纵观数十年间，有几样新鲜活泼的思想是起初没有遭到主管部门反对甚至禁止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农村联产承包的推广，长途贩运之争，“姓社姓资”之辩，均其著例耳。
十
从思想上把宣传与研究分开。宣传着眼于对现时方针政策的宣示与传播，无妨恪守成规，而研究则必须针对现有方略的不足，根据新的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办法。这样，宣传也才可以不断有新鲜的思想和方略，不致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此所谓“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以最小的代价，找到解决发展、前进问题的最佳方案。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忽然想到：研究与宣传应当分开。
宣传，顾名思义是宣而传之，就是把已经定论或被认为定论了的学说、理论、思想、教条、守则等等宣讲、传播，让人信仰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研究，顾名思义则是研而究之，即对尚无定论或未为定论，或虽称定论却尚可商榷的问题提出假说、反诘、论辩、批评、质疑等等，以启迪思想，展开讨论，求得认识的深化。
宣传属于政治行为，研究则属于科学探求。
二
宣传是一种灌输，目的是让人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它排斥怀疑，排斥讨论，排斥拒绝。愈是期望思想的完全一致，这种排斥就愈加强烈。因为怀疑一旦产生，讨论一旦开展，拒绝就难以避免。极端的排斥，便是动用物质力量禁止、压制甚至封杀一切不同的思想，典型的古代例证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研究是一种探索，其目的在于寻求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它排斥一统，排斥守成，排斥迷信。愈是开创性的研究，这种排斥也愈是强烈。因为一统、守成、迷信，禁锢思维，要人不越雷池一步，则略有“出轨”便成异端。不准思想，何谈研究？若无研究，何来新的假设、新的见解、新的判断、新的理论？
三
宣传，为了能令人对所宣传的教条敬畏从而恪守，必将所宣传的教条认定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而且一信就诚，一诚就灵。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一抓就灵”、“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及相信某一思想“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均属此类。思想成为信仰之日，就是思想僵化之时。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思想家，从来不承认所谓终极的真理。后世宣称以此为信仰的政治家，却以宣传手段制造思想的“顶峰”，尤其是掌握权势的政治家，为了维持信仰，不惜禁止他人思考，此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四
混同宣传与研究，以宣传等同或替代研究，曾给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伤害。给米丘林学说加以唯物主义的桂冠，而对摩尔根学说给予唯心主义的恶谥，是以宣传替代研究的一个著例，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阵营”的遗传学研究落后于西方数十年。
把一个政党一定时期对社会的认识和一定阶段制定的方针政策，等同于社会科学不可怀疑的真理，稍有不同意见，便加挞伐，甚至实行“专政”，窒息了无数可取的思想萌芽。使中国几十年间只有“经注”而无研究，只有现成思想的接受者、信仰者而无新思想的思考者、研究者，因而陈陈相因，套话累牍，僵化凝固，最后堕入“文革”恶道，几乎不能自拔。近30年间的几乎所有“新思想”，当年都曾有过雏形，可惜均遭扼杀。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五
上世纪中叶，似乎也曾约略感到一统思想的弊端，曾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倡。但终因以宣传代替研究，要求保持思想完全一致的凝固模式，不承认科学研究的多面性、科学探索的多向性以及随之而来对问题看法的多样性，致使方针提出未久，便作出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一家是无产阶级，一家是资产阶级”的解释。“百家”变为两家，一家又要对另一家聚而歼之，剩下的自然只能是一家独鸣。于是仍旧是以宣传代替研究，生动活泼的局面非但未能形成，思想的控制反而愈趋愈紧，终于走到了“全面专政”的歧路上去。
六
近30年中，又曾感到开启新知的必要，感到宣传不宜替代研究，于是提出了“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口号。但这种二元并举的口号缺少可操作的程序。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得出的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除非藏之名山，若要公布出来，便被认作宣传。既是“宣传”，就有纪律。于是，“无禁区”有时成为空话，难以收到鼓励研究的成效。
七
学术无禁区，就是研究无禁区。既然研究无禁区，研究的结果，都应当允许公之于世。如有不同见解，可以争鸣、商榷、反诘、批评、论证、补充、修改、完善，唯独不可以禁止，尤其不可不讲道理、不准辩难而以权力强制查禁。 “独尊儒术”的汉代，也还没有走到极端。正如永厚先生所画，至少还保证了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们对盐铁酒类专卖的自由研究权和自由辩论权，这才留下了那部著名的《盐铁论》。何以今人的容量反不及昔人？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宣传，可以是有限定的宣传；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保证有自由的研究。不能以宣传代替研究，也不能以宣传限定研究的范围与结论。有自由的研究才会有独创性的成果，才会有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见解。人类的认识才会深化，社会才能永葆其青春与活力，工作才会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路、新局面。
八
以往的失误，在于错误地认为思想愈统一，事情愈好办。殊不知一统思想的结果，或许能够扼杀某些错误思想，但同时也扼杀了产生有益思想的环境。须知人类认识史上一切有益思想，在问世之初，几乎都曾被当作违背正统之异端的。
思想的统一是相对的，思想的不统一才是绝对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思想的不统一，表明思想的活跃，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有清三百年，以文字狱的手段扼杀不同思想，看起来似乎很有成效，其实正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哀。而五四运动之所以彪炳史册，正是因为它冲破了网罩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思想一统，造成了一个活泼泼的思想界，从此中国开了新生面。
九
近30年屡屡强调“解放思想”，而屡屡未能形成风气。究其缘因，就是既想解放思想，又怕打破一统。最后，还是把“解放”归于一统。纵观数十年间，有几样新鲜活泼的思想是起初没有遭到主管部门反对甚至禁止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农村联产承包的推广，长途贩运之争，“姓社姓资”之辩，均其著例耳。
十
从思想上把宣传与研究分开。宣传着眼于对现时方针政策的宣示与传播，无妨恪守成规，而研究则必须针对现有方略的不足，根据新的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办法。这样，宣传也才可以不断有新鲜的思想和方略，不致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此所谓“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以最小的代价，找到解决发展、前进问题的最佳方案。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