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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身为一个俗人,坏处是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解释自己。我的一个朋友,30岁辞职回家,自在逍遥之余,发现最让他尴尬的事情在于:除了年龄,找不出自己的任何坐标。乘地铁容易过站,读的是网络小说,闲时喜欢啃指甲撕纸条以及在阳光下发呆,不吃韭菜不吃洋葱不吃狗肉和羊肉……所有这些鸡毛蒜皮、不知所谓的特征描述都很难与人分享,更不足以让一个人自为且强大。相比之下,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主义”的人是幸福的。
电影《风声》的结尾处,老式轿车穿行在云深处,画外音传来顾晓梦的遗言:“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我爱的人不知我因何而死,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这段遗言虽然用“摩斯密码”偷运出来,但事实上,顾晓梦是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在向世界宣告“我-是-谁”。面对这段告白,一位网友坦承:“不能看……每看一遍泪奔一遍……”原著作者麦家这样解释:“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
某种意义上,顾晓梦是有幸的。“民族已到存亡之际”,这几乎是一个让热血青年坚决赴死的不二理由,顾晓梦们可以笃定且幸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并在更高的存在者中变得坚强且宽广。也正因为此,我总忍不住怀疑,让网友们泪奔不止的真正原因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借口,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麥家告诉我们,那个值得交付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要点在于“让这个你终生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这话说得真诚,但不知怎的,我总会想起2008年那个关于流行电影的段子:《色戒》,女人是靠不住的;《投名状》,兄弟是靠不住的;《集结号》,组织是靠不住的。
这个春天有另外一部流行的电视剧《潜伏》,里面有一个叫做谢若林的家伙,自称没有主义、没有信仰,一心一意只做谍报生意。谢若林有一段台词很经典:“这未来和平了,就没有主义了,有什么呢?只有钱,你信不信?”我们应该庆幸余则成当时没听信他,否则后来千千万万个余则成就没有了赚钱的机会。当然,为了不让谢若林“妖言惑众”,我们可以揭露他自相矛盾之处——他其实也是有主义“护体”的人,这类人一般被称做拜金主义者。
谢若林也好,余则成、顾晓梦也罢,人这一生,迟早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存在者,或者上帝,或者组织,或者爱人,诗歌,金钱,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主义……问题在于,你在交付的时候,是不是经过百转千回的痛苦思索和挣扎?在交付之后,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阴影下面,你能否还保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和反思?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做福音传递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那天上网溜达,看朋友写她的朋友,说:“她是这样一个人: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同性婚姻支持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也就是一个西方的自由左派。”女孩儿叫做阿曼达(Amanda),听说她快要和她的男友掰了,原因是两人激辩了大半夜,都没说服对方同性恋到底是natural还是unnatural。阿曼达在反省:“我反应过度了吗?”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爱你的‘妈妈’”。这是疯人院里的母亲写给金斯堡——我们叫他“垮掉的一代”的诗人——最后的便条。我知道金斯堡没有听他妈妈的话,但我希望阿曼达不会和她的男友分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身为一个俗人,坏处是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解释自己。我的一个朋友,30岁辞职回家,自在逍遥之余,发现最让他尴尬的事情在于:除了年龄,找不出自己的任何坐标。乘地铁容易过站,读的是网络小说,闲时喜欢啃指甲撕纸条以及在阳光下发呆,不吃韭菜不吃洋葱不吃狗肉和羊肉……所有这些鸡毛蒜皮、不知所谓的特征描述都很难与人分享,更不足以让一个人自为且强大。相比之下,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主义”的人是幸福的。
电影《风声》的结尾处,老式轿车穿行在云深处,画外音传来顾晓梦的遗言:“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我爱的人不知我因何而死,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这段遗言虽然用“摩斯密码”偷运出来,但事实上,顾晓梦是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在向世界宣告“我-是-谁”。面对这段告白,一位网友坦承:“不能看……每看一遍泪奔一遍……”原著作者麦家这样解释:“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
某种意义上,顾晓梦是有幸的。“民族已到存亡之际”,这几乎是一个让热血青年坚决赴死的不二理由,顾晓梦们可以笃定且幸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并在更高的存在者中变得坚强且宽广。也正因为此,我总忍不住怀疑,让网友们泪奔不止的真正原因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借口,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麥家告诉我们,那个值得交付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要点在于“让这个你终生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这话说得真诚,但不知怎的,我总会想起2008年那个关于流行电影的段子:《色戒》,女人是靠不住的;《投名状》,兄弟是靠不住的;《集结号》,组织是靠不住的。
这个春天有另外一部流行的电视剧《潜伏》,里面有一个叫做谢若林的家伙,自称没有主义、没有信仰,一心一意只做谍报生意。谢若林有一段台词很经典:“这未来和平了,就没有主义了,有什么呢?只有钱,你信不信?”我们应该庆幸余则成当时没听信他,否则后来千千万万个余则成就没有了赚钱的机会。当然,为了不让谢若林“妖言惑众”,我们可以揭露他自相矛盾之处——他其实也是有主义“护体”的人,这类人一般被称做拜金主义者。
谢若林也好,余则成、顾晓梦也罢,人这一生,迟早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存在者,或者上帝,或者组织,或者爱人,诗歌,金钱,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主义……问题在于,你在交付的时候,是不是经过百转千回的痛苦思索和挣扎?在交付之后,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阴影下面,你能否还保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和反思?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做福音传递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那天上网溜达,看朋友写她的朋友,说:“她是这样一个人: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同性婚姻支持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也就是一个西方的自由左派。”女孩儿叫做阿曼达(Amanda),听说她快要和她的男友掰了,原因是两人激辩了大半夜,都没说服对方同性恋到底是natural还是unnatural。阿曼达在反省:“我反应过度了吗?”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爱你的‘妈妈’”。这是疯人院里的母亲写给金斯堡——我们叫他“垮掉的一代”的诗人——最后的便条。我知道金斯堡没有听他妈妈的话,但我希望阿曼达不会和她的男友分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