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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申报财产是政治道德最底线 高一飞
3月16日《瞭望》载文称：官员对“财产申报”有心理抵触。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
为什么绝大部分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从《瞭望》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以下分析。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指出，“相当一部分官员还未从心里认识到公开财产是其义务，”这恐怕不对，在党章、党纪中，公务员法中，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任何官员都知道这是一种义务，只不过他们也许不希望履行这一义务而已。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不露富是中国传统观念，除含蓄，内敛的性格外，还有一种现实的因素，即与传统的人情、面子关系相伴。在这位人士看来，官员反对财产申报还是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优秀传统道德的结果。但事实上是，除了少数心理状况特殊的守财奴官员以外，有钱的官员们抽天价烟、戴名表、送子女出国，甚至于炫耀二奶者不少，何况，即使有，不露富”的官员，也是因为怕受到制裁的恐惧，而不是因为“含蓄、内敛”。
有人认为，官员反对财产申报，是因为对“灰色收入”曝光的担心，比如，一些司局长们到地方、单位讲课“走穴”，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动辄上万、数万元的“讲课费”或“咨询费”。问题是“灰色收入”理所当然也应当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也是财产申报的一部分，官员取得不合理的灰色收入，也应当受到法律追究。
还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得好，“肯定有的官员愿意，有的不愿意。有的还想最好是不要监督。”“想不要监督”，这才是一些掌握权力者的心理常态，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官员对财产申报会不会有心理抵触，这样的调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为其结果可想而知、其心理原因也不言自明。
真正要调查的是，在全国的非官员中，也就是在普通民众中，有多少人希望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他们才是人民公仆服务的对象。他们才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如果有这样的调查，其调查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不要有财产申报制度的本质是：这个政府维护的是少数人利益还是大多数人利益，是代表官员还是代表人民。
如果对绝大多数人民都期待的制度找种种借口去设置重重障碍，这种做法将失去最底线的政治道德。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得越多、出台的时间拖得越久，就会给党和政府的道德形象累积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所以，在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一切争论都是不必要的。官员财产申报的出台，越快越好。
财产申报是贪官外逃的“拦路虎” 魏文彪
多名社科界政协委员3月1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带病”官员借公务考察之机而滞留国外不归的现象，有关部门应该及早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加强平时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关紧贪官外逃大门。
一个存在经济问题的官員决定外逃之前，一般都会先将子女或配偶送到海外定居，以解除自己外逃的“后顾之忧”。而一个官员有能力让子女或配偶到海外定居，首先要有大量资金供子女或配偶在海外消费，如果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的财产就必需如实公布，当发现其有与自身收入不相符的巨额财产，就会及时受到调查；如果拥有的资金被发现来路不正当，该官员就要受到查处，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经济能力将子女或配偶送到海外定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裸体做官”现象出现，从而减少存在经济问题官员外逃的可能性。
一个官员决定逃往国外，是因为害怕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后受到查处，而其外逃之后要能在国外生存，也需要有巨额资金作为支撑，所以一个官员的财产来路是否正当，决定了其是否可能会有外逃行为。也正因为如此，遏制贪官外逃现象，需从监控官员财产入手，如能建立健全的财产申报制度，当一个官员拥有与其收入不相符的巨额财产即可能受到调查，财产转移行为也被纳入严密监控当中，官员就不会具有能够顺利外逃的条件，所以说，对于遏制贪官外逃现象而言，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可或缺。
当前由于未能建立健全的财产申报制度，导致部分存在经济问题的官员得以从容地送子女或配偶出国定居，得以“潇洒”地在国内“裸体做官”，得以从容地向海外转移财产，可谓为贪官外逃“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也就是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实际上是为贪官外逃遗留下了巨大的制度性漏洞。使其得以从容地做好各项外逃准备工作，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借机滞留或逃往国外。所以，要防范存在经济问题的官员外逃，需要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从制度上堵塞贪官得以外逃的条件空间，从源头上遏制贪官外逃现象的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全国两会举行期间，诸多代表与委员发出了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纪律检查部门负责人也表示正在研究、论证和想办法制定财产申报制，此前新疆阿勒泰也进行了有关财产申报制的探索与尝试。相信随着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与推行，官员财产纳入更为严密的监督当中，我国的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将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贪官外逃现象也将能因此而得到更为有力的遏制。
3月16日《瞭望》载文称：官员对“财产申报”有心理抵触。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
为什么绝大部分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从《瞭望》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以下分析。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指出，“相当一部分官员还未从心里认识到公开财产是其义务，”这恐怕不对，在党章、党纪中，公务员法中，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任何官员都知道这是一种义务，只不过他们也许不希望履行这一义务而已。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不露富是中国传统观念，除含蓄，内敛的性格外，还有一种现实的因素，即与传统的人情、面子关系相伴。在这位人士看来，官员反对财产申报还是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优秀传统道德的结果。但事实上是，除了少数心理状况特殊的守财奴官员以外，有钱的官员们抽天价烟、戴名表、送子女出国，甚至于炫耀二奶者不少，何况，即使有，不露富”的官员，也是因为怕受到制裁的恐惧，而不是因为“含蓄、内敛”。
有人认为，官员反对财产申报，是因为对“灰色收入”曝光的担心，比如，一些司局长们到地方、单位讲课“走穴”，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动辄上万、数万元的“讲课费”或“咨询费”。问题是“灰色收入”理所当然也应当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也是财产申报的一部分，官员取得不合理的灰色收入，也应当受到法律追究。
还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得好，“肯定有的官员愿意，有的不愿意。有的还想最好是不要监督。”“想不要监督”，这才是一些掌握权力者的心理常态，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官员对财产申报会不会有心理抵触，这样的调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为其结果可想而知、其心理原因也不言自明。
真正要调查的是，在全国的非官员中，也就是在普通民众中，有多少人希望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他们才是人民公仆服务的对象。他们才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如果有这样的调查，其调查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不要有财产申报制度的本质是：这个政府维护的是少数人利益还是大多数人利益，是代表官员还是代表人民。
如果对绝大多数人民都期待的制度找种种借口去设置重重障碍，这种做法将失去最底线的政治道德。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得越多、出台的时间拖得越久，就会给党和政府的道德形象累积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所以，在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一切争论都是不必要的。官员财产申报的出台，越快越好。
财产申报是贪官外逃的“拦路虎” 魏文彪
多名社科界政协委员3月1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带病”官员借公务考察之机而滞留国外不归的现象，有关部门应该及早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加强平时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关紧贪官外逃大门。
一个存在经济问题的官員决定外逃之前，一般都会先将子女或配偶送到海外定居，以解除自己外逃的“后顾之忧”。而一个官员有能力让子女或配偶到海外定居，首先要有大量资金供子女或配偶在海外消费，如果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的财产就必需如实公布，当发现其有与自身收入不相符的巨额财产，就会及时受到调查；如果拥有的资金被发现来路不正当，该官员就要受到查处，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经济能力将子女或配偶送到海外定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裸体做官”现象出现，从而减少存在经济问题官员外逃的可能性。
一个官员决定逃往国外，是因为害怕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后受到查处，而其外逃之后要能在国外生存，也需要有巨额资金作为支撑，所以一个官员的财产来路是否正当，决定了其是否可能会有外逃行为。也正因为如此，遏制贪官外逃现象，需从监控官员财产入手，如能建立健全的财产申报制度，当一个官员拥有与其收入不相符的巨额财产即可能受到调查，财产转移行为也被纳入严密监控当中，官员就不会具有能够顺利外逃的条件，所以说，对于遏制贪官外逃现象而言，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可或缺。
当前由于未能建立健全的财产申报制度，导致部分存在经济问题的官员得以从容地送子女或配偶出国定居，得以“潇洒”地在国内“裸体做官”，得以从容地向海外转移财产，可谓为贪官外逃“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也就是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实际上是为贪官外逃遗留下了巨大的制度性漏洞。使其得以从容地做好各项外逃准备工作，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借机滞留或逃往国外。所以，要防范存在经济问题的官员外逃，需要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从制度上堵塞贪官得以外逃的条件空间，从源头上遏制贪官外逃现象的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全国两会举行期间，诸多代表与委员发出了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纪律检查部门负责人也表示正在研究、论证和想办法制定财产申报制，此前新疆阿勒泰也进行了有关财产申报制的探索与尝试。相信随着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与推行，官员财产纳入更为严密的监督当中，我国的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将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贪官外逃现象也将能因此而得到更为有力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