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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消费文化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电视节目作为文化产品不仅是符号信息的载体，同时其自身也接受着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的规制。每个节目中都显现出生产技术、社会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和制约；每一个节目的存续与消失的背后是受众选择、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尝试结合消费文化的发展考察评论节目的发展变迁，以期更好地把握评论节目的特征及发展方向。
关键词：消费文化 电视新闻节目 节目形态
消费文化与电视
2O世纪，福特主义的兴起推动着人类社会步入了消费社会。商品种类日渐丰富，消费在更大程度上指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的活动，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社会学家鲍 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流通、助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1]电视媒介在消费社会中与生产者合谋，以电视媒介作为载体，借助广告、肥皂剧、电影、音乐、新闻等文化产品，赋予商品以符号价值，刺激消费，吸引消费者积极地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以及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之中。电视媒介自身的双重售卖特性更是将收视，即消费，看作节目制作的关键要素。市场逻辑逐渐成为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的驱动力。戴维·莫利认为“电视节目的选择（按次收费或预定服务的形式）已经开始更加接近消费品的购买”。[2]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其消费的过程受到一定条件下电视节目生产的制约，以及当时消费文化的规制，同时作为主动的消费者，其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又影响着电视节目的生产，使消费文化得以创新和扩散。
电视节目作为文化产品不仅是符号信息的载体，同时其自身也接受着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的规制。每个节目中都显现出生产技术、社会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和制约；每一个节目的存续与消失的背后是受众选择、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交织作用的结果。纵观我国电视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笔者倾向于王长潇在《电视影像传播概论》中提出的“电视化”的过程，寻找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独特表现潜能的评论样式，并探索一条符合电视传播规律、更尊重电视特性的评论新路。本文将评论节目发展过程分为起步、谨慎发展、鼓励与抑制并存发展、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四个时期评论节目的转变体现出“评论”向言论本质的回归。本文尝试结合消费文化的发展考察评论节目的发展变迁，以期更好地把握评论节目的特征及发展方向。
纸媒评论的复制品——评论起步阶段
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之后的二十年中，我国电视业的发展历经波折。截止1975年底，全国仅有电视机46.3万台，平均每1600人拥有一台。[3]在这段时期，经济发展受阻，消费水平基本处在温饱状态。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和政治压力使公众无暇顾及其他。特定时期的消费文化表现出政治化与封闭化的特征。[4]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也表现在电视节目中。在文革中电视新闻充斥着政治口号，电视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文革结束，除了在新闻节目中口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发表的评论外，尚未出现过电视台自己的新闻评论。获取政治信息是电视受众的收看逻辑。“直言之，城乡居民基本上只是一个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不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的大众。”[5]这一时期，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小，电视评论的意义尚未为政府和媒体人所发掘。
口播评论——谨慎发展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由市场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调节，居民的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电视逐步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电视行业的一系列政策也为电视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广告业务陆续开始恢复，“使媒介迈出了从纯意识形态媒介向商业经营的媒介转化的第一步。”[6]这种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第一个评论性专栏《观察与思考》于1980年7月诞生（后改名为《观察思考》播出至1994年3月27日，经整合栏目组并入《焦点访谈》）。节目以图像、声音、文字为传播符号，以同期声记录事件和当事人的话语，对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通过记者的采访，采访对象的议论，以及主持人的补充和点评，发表议论。此类既有新闻性又有政论性的节目形态被命名为“电视述评”，影响至今。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评论栏目包括北京电视台的“18分钟经济·社会”、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新闻聚焦”等。
根据1987年央视的调查，新闻节目的收视群体中90%为干部身份的观众。这一群体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在社会阶层排列中属于上端，其工作内容与评论节目中涉及的问题有更高的关联度，更需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掌握社会发展动态及舆论的导向。他们既有消费能力又存在消费需求，是当时评论节目的真实消费者。但由于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有限，节目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播出需求，仍然处于卖方市场，尽管中央电视台通过1986、198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获取受众收视偏好以及消费模式等基本信息资料，开始重视受众的反馈。1987年央视还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曾开办过类似于报纸专栏小言论式的群众性口播评论《观众论坛》，专门邀请领导人、专家、学者、知名人士或群众到电视屏幕上发表评论。该节目深受群众欢迎，可惜未能持续。
笔者以为电视述评产生的原因有三：其一是电视台运作和设置深受纸媒的影响；其次，电视节目类型较少，短新闻不足以展示对社会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和分析，述评节目在当时承担了深度调查的职能，满足了受众的认知需求；第三，从消费精神角度看，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对信息自由流通的需求还在逐渐的增长中，市场经济带来的平等观念、法制观念尚未普遍得到认同。电视产业化进程启动，但由于受众的消费市场尚未健全，市场的推动力较弱。受众依旧处于“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的消费模式之下，节目的生产者对受众的重视不够。
以述代评——鼓励与抑制并存发展阶段
1992年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再次走向深入，90年代个性消费取代了单一模仿型消费，不仅关注使用价值更注重追求物质产品的多样化，使用能够代表自我个性的产品。相对于物质产品消费的开放与自由，观点言论类节目的消费存在一定的滞后。
1996年后，电视频道和节目数量激增，广告收入成为关系媒介生存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企业高度重视市场消费需求的变迁，着力调查消费者心理，研究消费者行为。在这一趋势影响下，收视率调查的专业公司出现了，收视率在广告销售与节目编排中的作用增强，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编排加强了目标受众的针对性，出现了“构想的受众”。电视开始了从生产者主导向消费者主导的转变。
社会转型的深入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别日渐显性化，利益分化。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冲击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过数十年市场经济的历练，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平等、公开、权利、法制等观念推动了公民意识的觉醒。电视新闻中的“新华体”的语态、报喜不报忧的规则与公众寻求正义与真相的需求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1993年底，央视在《东方时空》、《观察思考》、《今日世界》的基础上筹备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即后来的“新闻评论部”。
其后推出的《焦点访谈》冲破了舆论禁忌，以现场报道和纪实拍摄的方法追踪时事，评说热点。《焦点访谈》的出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迎合了受众的消费需求，又以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舆论监督的前行。1995年中宣部、广电部联合发文要求各省级电视台成立新闻评论部，众多“小焦点”诞生，其节目样式大多仍属于电视述评。《焦点访谈》节目时长仅13分钟，必须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各方态度。对事件的深度评议难以展开，只能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在当时的语境下以客观展示的方式揭露社会问题。在这一阶段，政治推动成了评论类节目扩散的主导力量，但 “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方向限制了评论节目的形态和深度。由于“喉舌论”的功能定位，电视评论常被直接视为同级党组织的指导和意见。评论的生产者是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少数精英群体。普通电视节目生产者大多以采访报道作为论据，在有限的空间中简短点评，以选题、叙事、被采访者的话语等途径隐含地表达观点和立场。
尽管有学者认为调查报道类节目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让观众自己做出评论，但实际上所有的报道都存在受众“解码”的过程，这种分类方法抹杀了评论节目以议论、观点阐释为主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评论节目应该明确以评论为主，以言论为表达载体，强化理性。事件的调查过程不应成为评论节目的主要环节，而应交由深度报道类的节目来完成。使电视新闻报道在整体上实现“消息——深度报道——评论”这一比较完整的传播链，为受众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实践中不乏此类尝试。早在90年代初，北京电视台开播的《BTV夜话》就采用了对话式评论，《经济半小时》中“今日视点”也以讨论的方式评议某一事件或现象。
对话与多元——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90年代末21世纪初，“市场经济文化中敢于冒险，激励创新，勇于竞争，尊崇法律，富有全球眼光等意识，既通过生产环节，也通过消费环节，渐渐为国人所接受。”[7]文化产品多样发展，电视节目数量丰富，涌现众多制作精良的栏目，竞争也愈加激烈。游戏、娱乐、综艺热潮席卷全国，一扫过去沉闷与单一的表演式节目。平民成为真人秀节目的主角，冲突、戏剧化的叙事、参与性和亲和力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力，投票行为悄然无息地培养着公众的民主意识。对话类节目的迅速突起，使普通人的话语表达跃然于屏幕之上，不乏机智与幽默的表达。纸质媒体评论的兴盛将言论的生产者由精英阶层拓展至草根阶层。政治文明程度提高，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大幅提升，表达意识也空前高涨。
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加入使信息传播渠道多样、方便快捷。尤其是网络中的海量信息使获知新闻事实的成本急剧降低。调查类节目也逐渐发展成熟。众说纷纭的时代背景下，争报新闻之外，第一解释权的角逐也日渐火热。新闻信息由“传播”时代进入了“解读”时代。受众对评论类节目符号价值的消费既满足了增长见识、认知社会的需求，又提供了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同的心理体验。在这一阶段，电视新闻评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新闻节目中紧随新闻报道的评论板块，包括本台评论、读报类节目、民生新闻节目中主持人的简短点评，这类新闻节目以传播事实性信息为主，意见性信息为辅。评论并非节目的主要生产目的，可有可无。另一种则是纯言论类评论节目，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事实性信息在节目中仅作为背景介绍或补充，缺少评论，节目无法成型。《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等凤凰卫视的一系列评论节目正是凭借着评论员个性化的解读，成功进驻内地电视市场。其成功也证明评论节目拥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并非曲高和寡。
2003年5月，央视推出一档纯粹言论性质的评论栏目《央视论坛》，它的功能相当于平面媒体的“时评”或评论员文章。不采集新闻，而是对新闻事实进行评论、分析和解读。追求“透过现象说本质”。尽管节目宗旨提出“辩论色彩是我们新谈话方式的重要原则”，节目以一个特定主持人董倩和两个嘉宾为谈话中心，嘉宾则由一个特约评论员和一个专业人士随机担任。可平均6分钟的提问和评论时间以及话题选择的封闭性无法开展“评议”，节目形式上述大于评，述多而议论少，精英意识强而平民意识弱。“宣传方式还停留在‘主导——霸权的地位’阶段”，[8]而受众早已超越了被动接受的消费阶段。这一实例恰好说明了以政论性为基本属性的评论节目也必须尊重市场的规律、正视消费文化的影响。作为《央视论坛》的二代产品《新闻1+1》加重了观察员分析的份量。在分析的过程中应用了二元对立（程度较弱）形成意见之间的冲突，增强了评论的深度。
“信息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知识分子研究和批判话语的普遍民主化，每个人都成为知识分子并参与到新的电子集会当中。”[9]这一变化在评论节目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央视二台《今日观察》将评论的主体扩展至网络之中，网民登陆网站或加入QQ群就可以参加讨论，主持人会挑选若干网友的评论，评论员也会就网友的看法发表意见。借网络扩展了议题的讨论范围，既吸引更多的网友参与互动，培养受众的忠诚度，又形成了相对多元的观点集合。这一做法对主持人把关的客观性与网友言论的真实性提出了考验。一旦节目的公信力通过检验，将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传媒可以被视为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传媒和受众在互动中相互建构。消费文化的变革影响着公众对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的认识，也在互动中创造着节目的形态。
注释
[1]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7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2]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4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
[3]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第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4] [5] [6] 赵吉林，《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第103页，第102页，第15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黄升民、丁俊杰主编，第50页，《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8] 弓伟波，《<央视论坛>：让受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东南传播》，2006年6期，第35-36页，
[9] 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第143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尚媛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新
闻系讲师
责编：江小萍
关键词：消费文化 电视新闻节目 节目形态
消费文化与电视
2O世纪，福特主义的兴起推动着人类社会步入了消费社会。商品种类日渐丰富，消费在更大程度上指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的活动，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社会学家鲍 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流通、助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1]电视媒介在消费社会中与生产者合谋，以电视媒介作为载体，借助广告、肥皂剧、电影、音乐、新闻等文化产品，赋予商品以符号价值，刺激消费，吸引消费者积极地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以及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之中。电视媒介自身的双重售卖特性更是将收视，即消费，看作节目制作的关键要素。市场逻辑逐渐成为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的驱动力。戴维·莫利认为“电视节目的选择（按次收费或预定服务的形式）已经开始更加接近消费品的购买”。[2]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其消费的过程受到一定条件下电视节目生产的制约，以及当时消费文化的规制，同时作为主动的消费者，其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又影响着电视节目的生产，使消费文化得以创新和扩散。
电视节目作为文化产品不仅是符号信息的载体，同时其自身也接受着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的规制。每个节目中都显现出生产技术、社会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和制约；每一个节目的存续与消失的背后是受众选择、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交织作用的结果。纵观我国电视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笔者倾向于王长潇在《电视影像传播概论》中提出的“电视化”的过程，寻找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独特表现潜能的评论样式，并探索一条符合电视传播规律、更尊重电视特性的评论新路。本文将评论节目发展过程分为起步、谨慎发展、鼓励与抑制并存发展、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四个时期评论节目的转变体现出“评论”向言论本质的回归。本文尝试结合消费文化的发展考察评论节目的发展变迁，以期更好地把握评论节目的特征及发展方向。
纸媒评论的复制品——评论起步阶段
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之后的二十年中，我国电视业的发展历经波折。截止1975年底，全国仅有电视机46.3万台，平均每1600人拥有一台。[3]在这段时期，经济发展受阻，消费水平基本处在温饱状态。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和政治压力使公众无暇顾及其他。特定时期的消费文化表现出政治化与封闭化的特征。[4]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也表现在电视节目中。在文革中电视新闻充斥着政治口号，电视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文革结束，除了在新闻节目中口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发表的评论外，尚未出现过电视台自己的新闻评论。获取政治信息是电视受众的收看逻辑。“直言之，城乡居民基本上只是一个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不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的大众。”[5]这一时期，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小，电视评论的意义尚未为政府和媒体人所发掘。
口播评论——谨慎发展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由市场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调节，居民的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电视逐步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电视行业的一系列政策也为电视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广告业务陆续开始恢复，“使媒介迈出了从纯意识形态媒介向商业经营的媒介转化的第一步。”[6]这种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第一个评论性专栏《观察与思考》于1980年7月诞生（后改名为《观察思考》播出至1994年3月27日，经整合栏目组并入《焦点访谈》）。节目以图像、声音、文字为传播符号，以同期声记录事件和当事人的话语，对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通过记者的采访，采访对象的议论，以及主持人的补充和点评，发表议论。此类既有新闻性又有政论性的节目形态被命名为“电视述评”，影响至今。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评论栏目包括北京电视台的“18分钟经济·社会”、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新闻聚焦”等。
根据1987年央视的调查，新闻节目的收视群体中90%为干部身份的观众。这一群体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在社会阶层排列中属于上端，其工作内容与评论节目中涉及的问题有更高的关联度，更需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掌握社会发展动态及舆论的导向。他们既有消费能力又存在消费需求，是当时评论节目的真实消费者。但由于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有限，节目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播出需求，仍然处于卖方市场，尽管中央电视台通过1986、198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获取受众收视偏好以及消费模式等基本信息资料，开始重视受众的反馈。1987年央视还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曾开办过类似于报纸专栏小言论式的群众性口播评论《观众论坛》，专门邀请领导人、专家、学者、知名人士或群众到电视屏幕上发表评论。该节目深受群众欢迎，可惜未能持续。
笔者以为电视述评产生的原因有三：其一是电视台运作和设置深受纸媒的影响；其次，电视节目类型较少，短新闻不足以展示对社会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和分析，述评节目在当时承担了深度调查的职能，满足了受众的认知需求；第三，从消费精神角度看，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对信息自由流通的需求还在逐渐的增长中，市场经济带来的平等观念、法制观念尚未普遍得到认同。电视产业化进程启动，但由于受众的消费市场尚未健全，市场的推动力较弱。受众依旧处于“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的消费模式之下，节目的生产者对受众的重视不够。
以述代评——鼓励与抑制并存发展阶段
1992年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再次走向深入，90年代个性消费取代了单一模仿型消费，不仅关注使用价值更注重追求物质产品的多样化，使用能够代表自我个性的产品。相对于物质产品消费的开放与自由，观点言论类节目的消费存在一定的滞后。
1996年后，电视频道和节目数量激增，广告收入成为关系媒介生存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企业高度重视市场消费需求的变迁，着力调查消费者心理，研究消费者行为。在这一趋势影响下，收视率调查的专业公司出现了，收视率在广告销售与节目编排中的作用增强，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编排加强了目标受众的针对性，出现了“构想的受众”。电视开始了从生产者主导向消费者主导的转变。
社会转型的深入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别日渐显性化，利益分化。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冲击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过数十年市场经济的历练，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平等、公开、权利、法制等观念推动了公民意识的觉醒。电视新闻中的“新华体”的语态、报喜不报忧的规则与公众寻求正义与真相的需求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1993年底，央视在《东方时空》、《观察思考》、《今日世界》的基础上筹备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即后来的“新闻评论部”。
其后推出的《焦点访谈》冲破了舆论禁忌，以现场报道和纪实拍摄的方法追踪时事，评说热点。《焦点访谈》的出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迎合了受众的消费需求，又以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舆论监督的前行。1995年中宣部、广电部联合发文要求各省级电视台成立新闻评论部，众多“小焦点”诞生，其节目样式大多仍属于电视述评。《焦点访谈》节目时长仅13分钟，必须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各方态度。对事件的深度评议难以展开，只能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在当时的语境下以客观展示的方式揭露社会问题。在这一阶段，政治推动成了评论类节目扩散的主导力量，但 “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方向限制了评论节目的形态和深度。由于“喉舌论”的功能定位，电视评论常被直接视为同级党组织的指导和意见。评论的生产者是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少数精英群体。普通电视节目生产者大多以采访报道作为论据，在有限的空间中简短点评，以选题、叙事、被采访者的话语等途径隐含地表达观点和立场。
尽管有学者认为调查报道类节目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让观众自己做出评论，但实际上所有的报道都存在受众“解码”的过程，这种分类方法抹杀了评论节目以议论、观点阐释为主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评论节目应该明确以评论为主，以言论为表达载体，强化理性。事件的调查过程不应成为评论节目的主要环节，而应交由深度报道类的节目来完成。使电视新闻报道在整体上实现“消息——深度报道——评论”这一比较完整的传播链，为受众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实践中不乏此类尝试。早在90年代初，北京电视台开播的《BTV夜话》就采用了对话式评论，《经济半小时》中“今日视点”也以讨论的方式评议某一事件或现象。
对话与多元——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90年代末21世纪初，“市场经济文化中敢于冒险，激励创新，勇于竞争，尊崇法律，富有全球眼光等意识，既通过生产环节，也通过消费环节，渐渐为国人所接受。”[7]文化产品多样发展，电视节目数量丰富，涌现众多制作精良的栏目，竞争也愈加激烈。游戏、娱乐、综艺热潮席卷全国，一扫过去沉闷与单一的表演式节目。平民成为真人秀节目的主角，冲突、戏剧化的叙事、参与性和亲和力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力，投票行为悄然无息地培养着公众的民主意识。对话类节目的迅速突起，使普通人的话语表达跃然于屏幕之上，不乏机智与幽默的表达。纸质媒体评论的兴盛将言论的生产者由精英阶层拓展至草根阶层。政治文明程度提高，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大幅提升，表达意识也空前高涨。
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加入使信息传播渠道多样、方便快捷。尤其是网络中的海量信息使获知新闻事实的成本急剧降低。调查类节目也逐渐发展成熟。众说纷纭的时代背景下，争报新闻之外，第一解释权的角逐也日渐火热。新闻信息由“传播”时代进入了“解读”时代。受众对评论类节目符号价值的消费既满足了增长见识、认知社会的需求，又提供了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同的心理体验。在这一阶段，电视新闻评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新闻节目中紧随新闻报道的评论板块，包括本台评论、读报类节目、民生新闻节目中主持人的简短点评，这类新闻节目以传播事实性信息为主，意见性信息为辅。评论并非节目的主要生产目的，可有可无。另一种则是纯言论类评论节目，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事实性信息在节目中仅作为背景介绍或补充，缺少评论，节目无法成型。《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等凤凰卫视的一系列评论节目正是凭借着评论员个性化的解读，成功进驻内地电视市场。其成功也证明评论节目拥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并非曲高和寡。
2003年5月，央视推出一档纯粹言论性质的评论栏目《央视论坛》，它的功能相当于平面媒体的“时评”或评论员文章。不采集新闻，而是对新闻事实进行评论、分析和解读。追求“透过现象说本质”。尽管节目宗旨提出“辩论色彩是我们新谈话方式的重要原则”，节目以一个特定主持人董倩和两个嘉宾为谈话中心，嘉宾则由一个特约评论员和一个专业人士随机担任。可平均6分钟的提问和评论时间以及话题选择的封闭性无法开展“评议”，节目形式上述大于评，述多而议论少，精英意识强而平民意识弱。“宣传方式还停留在‘主导——霸权的地位’阶段”，[8]而受众早已超越了被动接受的消费阶段。这一实例恰好说明了以政论性为基本属性的评论节目也必须尊重市场的规律、正视消费文化的影响。作为《央视论坛》的二代产品《新闻1+1》加重了观察员分析的份量。在分析的过程中应用了二元对立（程度较弱）形成意见之间的冲突，增强了评论的深度。
“信息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知识分子研究和批判话语的普遍民主化，每个人都成为知识分子并参与到新的电子集会当中。”[9]这一变化在评论节目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央视二台《今日观察》将评论的主体扩展至网络之中，网民登陆网站或加入QQ群就可以参加讨论，主持人会挑选若干网友的评论，评论员也会就网友的看法发表意见。借网络扩展了议题的讨论范围，既吸引更多的网友参与互动，培养受众的忠诚度，又形成了相对多元的观点集合。这一做法对主持人把关的客观性与网友言论的真实性提出了考验。一旦节目的公信力通过检验，将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传媒可以被视为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传媒和受众在互动中相互建构。消费文化的变革影响着公众对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的认识，也在互动中创造着节目的形态。
注释
[1]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7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2]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4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
[3]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第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4] [5] [6] 赵吉林，《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第103页，第102页，第15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黄升民、丁俊杰主编，第50页，《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8] 弓伟波，《<央视论坛>：让受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东南传播》，2006年6期，第35-36页，
[9] 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第143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尚媛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新
闻系讲师
责编：江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