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曾经多次上书中央和毛泽东，希望能够洗清罪名。在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日后轰动中国的《彭德怀自述》。可是，彭德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被专案组和造反派认定是“翻案”文章。这部珍贵的文稿，是如何写成的，又是如何劫后幸存的？
　　
　　一
　　
　　1959年7月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根据他深入群众、实地视察的所见所闻，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国家带来的困难，为民请命，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意见未被接受，反而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紧接着便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等职务。
　　1959年立秋以后，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校长杨献珍十分同情彭德怀的不幸遭遇，特地安排了两位教员，到吴家花园为他辅导，每周去党校两次，参加集体学习。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他“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大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这些话深深刺痛了他，他下决心要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上的缺憾。他刚刚看完列宁分析唯心主义的一节，联想到《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的“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之类的虚夸报道，不禁感叹万分，于是写下几句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自1960年的隆冬起，彭德怀在学习大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开始冷静地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半年的闭门思过，读书反省，他看到了什么呢？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把数百万敢讲真话的干部群众斗得不亦乐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已初露端倪，国民经济全面吃紧，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捉襟见肘，广大群众人心惶惶……
　　4月，他重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他长久地凝视着这份彻底改变了他人生命运的红头文件，这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以党中央的名义发给全党、全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是要永存史册的。然而，它却是个不实事求是、强词夺理、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错误的决议，我彭德怀能默默地接受它、任其流播世间吗？不行！我要郑重其事地回答它。
　　彭德怀不分昼夜，伏案疾书，整整两个月，他倾尽心力，写出一本长达五万余字的笔记，总题目是《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彭德怀首先对《决议》作出一个总的评价：“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
　　“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已经存在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
　　彭德怀分析道：“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彭德怀尖锐地批判当时那些司空见惯的时髦口号和做法，什么“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大办”、“大搞”、“大上”……他认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
　　彭德怀痛心地列举了大跃进中他亲自调查到的不能容忍的现象：“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人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
　　在庐山，林彪给彭德怀扣上几顶恶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决议》也在“伪”字上大做文章：“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
　　对这种肆意诬陷，彭德怀愤然批驳道：“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朴素吗？”“我认真回忆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对党和对同志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就根本没有什么‘伪装直爽’。在任何场所说话，从来也不看别人脸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在《看法》的最后，彭德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大局，他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势必出现一个少慢差费的大马鞍形，真使人痛心！”
　　彭德怀意犹未尽，他又在《决议》上面批道：“宁左毋右，再来一个宁左毋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
　　1960年的春天，在全国上下一片“继续跃进”的鼓噪聲中，有谁能听到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农村里发出的焦灼悲怆的呼喊呢？
　　
　　二
　　
　　1962年，彭德怀正在实施他深思熟虑后的一个大计划，他要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一封长信，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指责作个全面的答辩；他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功过是非，特别是错误和缺点，都和盘托出，请党来审查。
　　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这篇长达八万两千余字的信。他感到周身一阵轻松。
　　6月16日中午，彭德怀在誊清好的长信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驱车前往中南海，把厚厚的一个大信封交到杨尚昆的手上，请他把八万言长信铅印多份，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
　　彭德怀天天都在等候中央的回音，两个多月过去了，他望穿秋水，可他的信仍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彭德怀为此愁眉紧锁，焦灼不安。8月22日，彭德怀实在忍耐不住，他再次伏案挥毫，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郑重地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在信的最后，彭德怀以足以使铁人动心，鬼神垂泪的泣血之言写道：
　　“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彭德怀哪里知道，七千人大会之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为“反右倾”运动挨整干部的甄别平反，已席卷全国，但在数百万干部喜获平反的同时，毛泽东皱起眉头，把甄别平反斥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点到彭德怀：“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9月24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警告，他要求全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神州大地为之震颤，芸芸众生为之战栗。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信被毛泽东认定是“翻案书”，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全会除了继续鞭笞彭德怀，批判“翻案风”这一当前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又增添了邓子恢“刮单干风”和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两个新冤案。
　　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全面的秘密审查。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立即感觉到，他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莫明其妙地“升了级”。
　　首先，一直可以阅读中央文件和通知的政治待遇被剥夺了；其次，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警卫荷枪实弹，高度戒备。本来和彭德怀相处融洽的战士们，也被迫收起笑容，拉长面孔。一个时常照顾彭德怀的战士朱广惠也被提前复员。
　　每天哨兵要作岗位记录，记事本上有三条任务：保证他安全，防止被反革命分子杀死，不让他跑掉。于是，彭德怀每天的言行要记录下来，来吴家花园的人员和信件要做好登记；彭德怀白天出去散步，身后要紧跟两个战士，随时监视和劝阻彭德怀接触外人；在国内形势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求注意彭德怀的动态，他经常接触谁，说了些什么，都必须记录在案。战士们奉命行事，不敢有丝毫松懈，彭德怀晚上就寝以后，哨兵就把屋脊角上的电灯打开，以便观察那个老人的动静。
　　这就是画地为牢，彭德怀已经沦为吴家花园石墙里的政治犯。
　　1962年年底，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对横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篡军”等六个罪名，一一作了回答。
　　跟“八万言书”的命运一样，他的信依旧是石沉大海，仅为专案组增加一份新的“翻案罪证”而已。既然写信也是白搭工夫，彭德怀心灰意冷，此后三年，他就没有再给中央写过信。翌年，他开始总结自己的戎马生涯，写出了四万多言的军事文稿，可惜这部兵书只写一半就放下了。
　　
　　三
　　
　　1962年7月底一天，彭梅魁习惯地走进伯伯彭德怀的书房，帮助整理一下房间。彭梅魁拾掇完了，彭德怀说：“你坐下，我和你说个事。”他打开办公桌一个加锁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纸袋。
　　“梅魁呀，从现在的情况看，我的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彭德怀拍拍那个纸袋，低声说，“我这包材料放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
　　彭梅魁回答得很干脆：“行！”
　　彭德怀把纸袋打开，取出里面的材料，清点给侄女看：
　　1959年《庐山会议文件三十六》000008号；有本人眉批和增删修改过的所谓“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原件；6月中写给中央的“八万言书”第一稿；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底稿；三份杂记。
　　彭德怀神色冷峻，双目灼灼，眉宇间弥漫着凝重的忧虑。他说：“梅魁，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是对我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系到伯伯的政治生命啊！我的问题迟早要搞清楚，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你是最了解伯伯的，务必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
　　彭梅魁接过伯伯递过来的材料，望着伯伯信任的眼神，心里沉甸甸的。她说：“伯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存好的！”
　　送侄女走的时候，彭德怀又叮咛道：“手稿绝不能遗失，如果到了外国人手里，那就真的变成里通外国了。”
　　彭梅魁回到家里，用布把伯伯的材料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然后放到衣柜的最下层，上面压了一些平时用不着的衣服和破烂东西。她没有向丈夫张春一和孩子们透露一个字。
　　秋末，八届十中全会的风暴再一次袭击彭德怀，他的处境越发险恶。彭梅魁来时，他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那包材料放到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
　　1962年年底，彭梅魁把保存了几个月的材料又悄悄还给了伯伯。
　　1964年春天，彭梅魁去见伯伯，她说：“我想趁这次回老家把那包材料带回去保存，总比放在您这里安全些。”
　　彭德怀点点头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还是有点不放心：“那你打算怎么保存？”
　　“我把它埋起来。”彭梅魁胸有成竹，早就考虑好了这个最佳方案。
　　彭德怀低头思忖一会儿，说：“好，就这样吧。”
　　回家乡后，彭梅魁早早把孩子哄睡，这才关起门来，和妈妈说起伯伯交付的大事。她拿出那包材料，问妈妈周淑身怎么才能保护好伯伯视为生命的手稿，周淑身和女儿想到一块儿了，只说：“埋起来。”
　　娘俩商量一番，觉得灶房里干燥，又不显眼，埋在那里比较稳妥。彭梅魁让妈妈找来一个小口瓷坛子，把伯伯的手稿放进去，她又弄来几大块生石灰，塞在上面，最后，再用自带的一块白蜡封好了瓷坛盖口。
　　周淑身指指灶脚下的一块地方，示意在那里开挖。彭梅魁先准备一堆劈柴和一把斧头，有人进来的话她就装着劈柴火，听听老屋里没有动静，她才操起家伙，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把土坑挖好。她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子放下去，添土踩实，回头再用劈柴和稻草把那一块新土盖得严严实实。
　　彭梅魁做完这件大事，长吁了一口气。她接过妈妈递来的湿毛巾，一边擦汗，一边低声叮嘱妈妈：“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了，千万千万啊。”周淑身会意地点点头。
　　在家乡小住了几日，彭梅魁就匆匆返回北京。她把埋藏手稿的全过程告诉了伯伯。
　　彭德怀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
　　1967年7月底，忧心忡忡的彭梅魁跟丈夫张春一商量：“给老家写了好多封信也不见我妈回信，我都要急死了。现在最不放心的是伯伯托我保存的手稿，再就是我妈和两个孩子，老太太耳朵聋了，反应又慢，一旦红卫兵再来家里闹腾可怎么办呢？我真想回去一趟。”
　　张春一说：“到处都在武斗、死人，铁路上也很危险，我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呢，要回去，得咱俩一起走。”
　　从天而降的女儿女婿把周淑身吓了一大跳，她嗔怪道：“梅魁，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连一封信也不给我回？”
　　彭梅魁这才明白，双方都没有收到信，天下大乱的结果，连邮路都中断了。
　　周淑身放低声音：“梅魁啊，我就担心那个东西，要是红卫兵把这老屋子给占了，可就不好办了……”
　　彭梅魁和张春一商量以后，就去找堂弟彭康志，说明手稿一事的来龙去脉，让堂弟参与保护这些浸透着伯伯心血和泪水的珍贵资料。
　　彭康志听罢，没有任何迟疑就爽快地答应了。姐弟两人研究的结果，手稿还是不要藏在家里，谁能保证那群如虎似狼的造反派不再来了呢？
　　第二天，彭梅魁和彭康志到屋外物色埋藏手稿的地点，一是家门左边有几棵枇杷树的那块平地；一是从屋子右边向上走到山脚，在彭家两位烈士坟墓旁，有块自留菜地。这两个有记号的地方都行，彭梅魁让堂弟择其一挖洞。
　　“这个地方只有你、我和我媽妈三个人知道，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彭梅魁叮咛彭康志，“这可关系到咱们彭家人的生死啊！”
　　1968年春天，乌石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再次掀起批彭高潮，风声又紧了。7月，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村里。有一天，他们押着一大群所谓“彭德怀的黑爪牙、辩护士”和“五类分子”，敲锣打鼓到彭家游行示威，宣传队员喊着口号，进屋子里四处搜查，但是一无所获。
　　1969年4月，彭梅魁送妈妈回老家，她决定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保存。
　　彭梅魁翻看了几份手稿，纸页边角处有点磨痕，个别纸页有受潮留下的小斑点，但整个材料完好无损。她把伯伯的手稿贴在胸口，欣慰地说：“康志啊，真难为你了，伯伯的材料保存下来了。”
　　彭康志说：“也不知道伯伯现在怎么样了，这些材料是伯伯交给咱们的，拼死拼活也要保住，梅魁姐，今后就靠你了。”
　　彭梅魁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后，专门做了一个带夹层的小樟木箱子，她把手稿小心地放进夹层里。
　　
　　四
　　
　　秘密保存在彭梅魁家中的彭德怀手稿和它的主人一样，经历了一次次磨难。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城里一片狼藉，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防震棚，人们在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
　　彭梅魁一家也搬到防震棚里躲地震，她背着一个旧书包，昼夜不离身，睡觉的时候也把书包带缠在手腕子上。张春一知道，那里面有妻子视为命根子一样宝贵的东西——伯伯的手稿。
　　1978年春天，彭梅魁从报纸上看到黄克诚复出的消息，她欣喜莫名，与伯伯一起蒙难的黄克诚是她最信任的长辈。几经周折，她在医院找到了黄克诚。
　　谈过许多往事之后，彭梅魁才说到主题，她告诉黄伯伯关于秘藏伯伯部分书稿的来龙去脉，黄克诚为此感叹不已，称赞彭梅魁姐弟有勇有谋，做了一件大好事。
　　彭梅魁问：“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
　　黄克诚说：“自己保存难，容易损坏，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交吧。”
　　彭德怀平反昭雪以后，黄克诚认为上交手稿的时机成熟了。
　　1979年1月3日，彭梅魁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附在伯伯那包手稿里，请黄克诚交给胡耀邦。
　　翌日，黄克诚神情肃穆，缓步走进胡耀邦的办公室，他手里捧着一个纸包。
　　“黄老，这是什么？”胡耀邦站起身来，接过纸包，看着黄克诚。
　　“你先打开看看。”黄克诚坐到沙发上，接过秘书端过来的茶杯。
　　胡耀邦轻轻打开包在外面的60年代的旧报纸，看到笔记本和泛黄的稿纸，那上面的笔迹苍劲有力，原来是彭德怀元帅的手迹。他伏在办公桌上，急切地浏览起来。
　　读罢，胡耀邦情不自禁，拍案叫好：“说得多么透彻，多么准确！”
　　读着读着，胡耀邦疑惑起来：彭老总逝世后，除了“罪证”，一切带有他笔迹的书籍纸张都难逃火劫，不准留在人间。在如此严密的罗网下，彭德怀的这些笔记手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哎呀黄老，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呀？”胡耀邦面色潮红，惊诧地问。
　　黄克诚笑道：“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在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算来有17个年头喽，不容易啊！本来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的时候就想交给你，彭梅魁同志怕你忙，让我在方便的时候再交给你。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好，我这就写。”胡耀邦边说边铺开纸，写道：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1.4上午
　　1982年3月，以彭德怀“八万言书”和囚禁中所写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整理编辑的《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3万册运到各地书店，不到半个月就被抢购一空。有的读者几次跑书店询问，有的读者整夜排队等候，没有买到书的读者纷纷写信、打电话向出版社和书店索书，人民出版社紧急决定，日夜开机，加印200万册。5月，加印的新书刚投放市场，全国各地再次出现《彭德怀自述》的热销场面，这本书创下了建国以来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的最高记录。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动员，更没有用公款去报销，所有读者购书均是自费，這是几十年来中国书市罕见的现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人们无法不惊叹，作为“首号钦犯”的老元帅，在专案组的威逼声中，是如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趴伏在阴暗的囚室里，一字一句写出一部我军数十年的征战史，写出一部从深山的贫农之子成为开国元勋的奋斗史。
　　读者们在给报纸杂志的来信中说：“彭老总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他至死都惦记着人民，人民永远缅怀他。”“《彭德怀自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正气歌，是我们做人的一面镜子”，“《彭德怀自述》好就好在真实，真实的东西最感人。它使人沉思，使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