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希腊连续第五年财政危机了。这个欧洲东南部的国家一直出现在头条新闻里。25岁的希腊人乔治·格利斯骑着摩托车，载着他的女朋友和孩子，正在去见朋友的路上。尽管失业率在上升，他还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夏天里变得幸运，至少不用像去年的那个夏夜一样提心吊胆。

2012年夏

　　午夜过去已久。突然，一扇窗户被打碎，5个男人在黑暗的掩盖下，闯进雅典寂静街道上的一所独栋小房子。其中一位就是乔治·格利斯。房子里住了四名非洲移民。入侵者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手持伸缩式警棍，T恤衫上印着希腊新纳粹党“金色黎明”的标识。他们大喊：“滚出我们国家，滚回你们老家！”这场袭击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但是足够重伤一名移民。
　　乔治承认在袭击过程中感到害怕，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与他人一起行动。但他对自己生活发生的改变感到愤怒直至忍无可忍，最终演变成为对移民们的报复。
　　现在，他似乎变了一个人，带着他的女儿在前院玩耍。“外国移民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但是参加金色黎明的行动，我就能得到食物和金钱。”
　　乔治住在希腊郊区的工薪阶层聚居地帕拉马区，他离市中心常见的反紧缩政策的示威游行很远。即便如此，他每天也都能感觉到危机。
　　他和其他许多居民的家都是建在山崖边的棚屋，有着混凝土墙和石棉屋顶，属于违法建筑。石棉是欧盟禁止使用的材料，因为会引发肺癌。这里的冬天太冷而夏天又太热。夏季，格利斯家就像火炉，没有隔热措施，所有的东西都是热的。小孩子变得燥热不安时，格利斯就打开前院的软管放水，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和孩子降温，但效果往往只能维持几分钟。
　　这个贫困的郊区只有极少的树，就像个水泥和铝铸成的迷宫，简直就是巴西贫民窟的缩小版。有一次，有条污水管破了一个月，污水遍布整个居民区，味道极度难闻，但政府没有一个人愿意来修理。
　　乔治并非唯一仇视移民的人。希腊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因此金色黎明在2012年6月的选举中赢得7%的选票不足为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14%的希腊人支持该党的策略。在国家福利缺失的状态下进行哈马斯式（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宣传，这就是金色黎明这一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赢得民众支持的手段。
　　希腊是进入欧洲的大门，90%的移民都通过该国进入欧洲大陆。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据说在这个有900万居民的国家，非法移民多达200万。随着福利大幅削减，越来越多曾过着正常生活的中低产阶级陷入绝望，进而变得激进。乔治，像希腊许多其他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样，没有稳定的工作带来安全感，觉得自己似乎陷入僵局。他变得绝望，然后愤怒，并用暴力行为向多方表达他的愤怒。他打女朋友，和邻居打架，并袭击移民。
　　据乔治回忆，他最近的一份工作是这样的：“我曾经是个快递员，每晚挣24欧元，包括小费和燃油补贴。然而现在，我每晚的工资只有14欧，还要用充满变数的小费来支付油费。老板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会雇佣那些愿意做的外国移民。”
　　乔治起初是被一个名叫雅尼斯的朋友招到极右组织里的，雅尼斯也教他如何训练自己的狗参加斗犬比赛。

　　“是的，我成为组织的一员已经很多年了。”雅尼斯说。雅尼斯是希腊人，20多岁，英俊而高大。他戴着反光墨镜，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强硬。“我喜欢揍那些失败者，追赶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很容易被吓到。”雅尼斯边大笑边说着，言语中透露着压倒他所遇到的所有非白种人的优越感。
　　在这样的危机时期，这两个人所缺失的是归属感。他们被学校开除，被老板辞退，被朋友疏远。社会抛弃了他们，因为他们贫穷，没文化。而他们也不仅远离社会，还报复社会，对任何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都施以暴力。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他们一起共事，因为他们是一个帮派，是兄弟。

2012年秋

　　乔治在大街上徘徊着，在垃圾桶里寻找木头和废弃的金属材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但他还是四下看看防止被人发现。他翻过一个门，进入一个无人的施工现场。几分钟后，他扛着几块木头出来了。这些燃料已经足够柴火炉给一家人供暖一晚。
　　一个周日的早晨，乔治的女儿生病了。他能做的不多。他为了付预约医生的费用兜里已经没有一毛钱，而且因为失业，他也没有医疗保险。女婴哭着，咳着。
　　“乔治，她的情况不太好。”女朋友迪娜摸了摸女儿的前额，看看她是否发烧了，“我们必须带她去看医生。”但他们不得不等到周二再带女儿去世界医生组织看病。这是一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一般是给非洲孩子看病，最近第一次对贫困的希腊人开放。
　　9月的时候，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办事处遭到了攻击。金色黎明的成员闯了进来，恐吓医生和病人们。移民和非法移民也在接受治疗的事实让他们很不高兴。参观过办事处的人们之间还在传说，这个非政府机构也给来希腊逃难的叙利亚难民捐赠物资。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离格利斯家半个小时路程的办公室里，这家非政府组织的医生正在为病人做两周一次的例行检查。“这里的医生告诉我们，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部分原因是屋子里的火炉冒的烟。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乔治说，“我们买不起更好的取暖设备，又不能一直冻着，所以只能忍着屋子里的烟味。”
　　对于乔治来说，年少时的生活要简单得多。
　　上完小学六年级后，他辍学了，在父亲的重型机械厂工作。他仍然记得如何去阅读，却不会写字。十几岁的时候，乔治常去雅典著名的夜店布祖基，每晚消费数百欧元。父亲死后，他仍然努力工作，开着他的重型机械游遍了整个国家，在各地忙着挖掘项目。危机来临后，他的建筑生意彻底垮了，最后不得不卖掉那些机器。
　　20出头的时候，乔治继承了父亲的房子，但也继承了8000欧元的债务，还与女友迪娜有了一个孩子。这些日子，只有看到那四张旧照片，他才能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照片里是乔治和朋友们在布祖基的演唱现场拥抱了当时最红的歌手。
　　孩子来得很意外，这对恋人决定养育孩子，但不结婚。没有工作，没有任何人资助。迪娜的父亲原本会为孩子买衣服，付医药费，但2012年夏天，他心脏病发作，要等待心脏移植，所以现在乔治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这年头找工作像买彩票一样，”他边说边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希腊的失业率攀升到27%，其中超过50%来自于年轻人。“即使你找到了一个工作，条件也非常差。每个月挣的钱不到400欧元，而且没有医疗保险。在这里每个月只有400欧元是没法生存的。那些老板们只是利用经济危机之名降低工资。”
　　幸运的是，在10月份，一位挨着他住的远方叔叔同意让他们拉一根电线，这样他们的两只灯泡就有足够的电了。作为交换，乔治每月支付给他65欧元。乔治说：“我很高兴这样。”他根本不知道那65欧元其实远远超过他们每月所使用的电费。乔治被自己的叔叔给骗了。棚户区的经济状况很艰难，以至于每个人都想尽办法从邻居手里挣钱。

2012年冬

　　经济问题同样也使乔治和女友的关系紧张起来。12月的一个冬夜，迪娜，一位有着苗条身材与坚毅面容的金发女郎，用她涂着糟糕指甲油的手指点燃了一支烟。可能是长期吸烟以及常与乔治喝咖啡的缘故，也可能是她经历了从父亲安心的家到与乔治生活的棚屋的剧变，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19岁大很多。过去几年艰辛岁月，全都刻在她脸上了。
　　“我从小到大从来不需要担心用电。”迪娜说道，眼睛上依旧涂着眼线，“灯是没日没夜地亮着。我们家是三个姐妹，吹风机也是整天都开着。但是后来，我和你在一起了。”她说着，看着乔治，用一种蔑视的语气。
　　乔治抽着烟：“迪娜烧热水吧，我想洗澡。”“你怎么不自己去？”她起身回答，吐着烟。迪娜也许暂时还听乔治的话，但明显的是，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了。她拿了一个旧壶，装上水，放到了煤气灶上。
　　从他起床到晚上上床睡觉，乔治做的所有事情都变成了向迪娜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每天只需要5欧元就能让我们生存下去，”乔治带着要被抛弃的心情说，“如果我有5欧元，我就会高兴。那至少能喂饱我的孩子了。但是有些天里我甚至不能凑够这他妈的5欧元。”
　　人们不会懂得，当钱很少的时候，无论哪种垃圾都能变废为宝。在这附近，没有东西会被浪费。一位亲戚给乔治和迪娜买了一台3寸电视机，用汽车电池供电。过了几天，乔治想到用另外一个汽车电池来给客厅的灯泡供电，这比他去年冬天用的煤气灯亮多了。想着不用再身处黑暗之中，他换着台，停在了一档新闻节目上，这又让他生气了：“贼，他们全都是贼，”他说着那些政客们。“他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夺走了。你不能做生意，你没法找着工作。全没了。”
　　“晚饭吃什么？”邻居雅尼听到了他的声音，从远处问道。雅尼总有些不对劲，反应很慢，并且说话不清楚。乔治的这位邻居，多年来一直在当地毒贩子那儿买掺假的毒品。毒贩子用这个法子增加收益，但是雅尼大脑的损伤已是不可修复了。
　　在一个寂静的周日早上，乔治带着他的狗宙斯去了旧加油站那边的小空地。那是上世纪90年代帕拉马辉煌年代遗留下来的，那时造船厂还开着。“去拿下它，孩子。带钱回来。”乔治喊的同时宙斯向另外一条狗扑了过去。
　　宙斯先攻击了那条狗的脖子，血涌了出来。宙斯本来是条温驯的高加索牧羊犬，好多天都没喝水，被关在一个朋友的地下室里。乔治去领它的时候，宙斯已经变得紧张不已。乔治训练他的狗参加斗犬比赛，他希望每场都能赌赢200欧元。
　　经过两场近25分钟的比赛后，狗的主人把狗分开带回了家。乔治处理了宙斯的伤口，并奖励了它水和吃的。他希望宙斯能准备好参加下个月的比赛，但是3周之后宙斯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两个月后，乔治把宙斯送走了。

2013年春

　　乔治和迪娜陷入的绝境打击到了整个社区，人们开始筹划秘密活动。一个春天的午后，乔治正坐在他的前廊，邻居拉夫特里斯出现了。拉夫特里斯和乔治情况相似，失业并且无望。“我们必须干一票抢劫，兄弟。”拉夫特里斯对乔治说。
　　乔治讽刺地回答：“哇哦！人们不停在做白日梦。昨天，另外一个伙计也叫我一起去抢劫，还有人提议绑架。人有需要的时候想象力真是惊人。兄弟，我不会为了10欧元去偷一个老太太的钱。”当生存成了主要问题时，犯罪率从危机发生以后上升了三成。
　　“我已经一年没有犯事了。我妻子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我还在监狱呢。”拉夫特里斯说，“少给我废话，老兄。没钱了，我们必须活下去。”
　　当他人还在酣睡之时，乔治跳进自己兄弟的车里，跟着他们一起去捡废铁。他们一直等到深夜才出发是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蔽之地，就会从公用电网线上偷铜线，大部分的钱都来源于此。从电网线上偷一公斤铜他们就能得5欧元。
　　乔治第一次出去偷铜线时，因为不知道如何避免电击还被电过。“哥们儿，我手上还有被电伤的疤呢。”乔治说着把他那比别人白些的胳膊和双手亮了出来，“我手上的肉就那么熔化掉了。我头发都立起来了。真庆幸，我竟然没被电死。”
　　3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天气温和晴朗，乔治冲了个澡，然后从头到脚给自己换上了最干净的衣服，一条牛仔裤，一件衬衫。他一个小时之后要到雅典的市中心去。他在雅典有个重要的会面，这让他有些紧张。
　　向街上放眼看去，并非所有人都穷困潦倒。在雅典附近富裕的地方，如凯斐赛亚和埃卡里，危机并不怎么明显。古琦和路易威登的专营店仍然营业着，还有一些房产能让你想起好莱坞的房子，而非一个负债累累国家的房屋。这次危机打击的主要是穷人和中产阶级。
　　乔治收心回到了自己的事情上。尽管他不是那种经常向别人诉苦或寻求他人帮助的人，但他的朋友却最终成功地劝服他来到了普拉米克斯。这是一个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来这是找工作的，所以没什么可丢脸的。

　　过去，穷人至少还能享受免费医疗，但现在，乔治的孩子生病了，他不得不支付入院费。他已经欠下了2000多欧元的债务，这个数字，他连想都不敢想。虽然现在有一些救济失业人群的条款，但漏洞太多。尽管乔治目前没有收入来源，家里也没有电，同时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乔治的情况仍不符合条件。
　　这样他最后的希望就是那些非政府组织了。乔治走进等候厅，发现里面挤满了人。这里有这么多与他有相同乃至更糟糕境遇的人们，但他说他还是决定来试试。
　　与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的会面很简短。“我想要一些帮助，”乔治有些紧张但直接地告诉那位社会工作者，“我失业了，有一个快两岁的孩子。”那位工作人员冷冷地看着他，说：“可惜的是，我们只帮助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乔治看着她，觉得又受到了侮辱。他说了句谢谢就再也没有说其他的话。
　　当他走下台阶回家的时候，失望变成了愤怒。再一次，他无处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