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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07-0088-02一、引言：探寻中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走向
毋庸置疑，在学校教育中课程是教育活动的中心。课程制度作为相关部门制定的所有教育人员全体遵守的规则体系，有着规范和保障学校课程开发、课程规划、课程实施、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的多种作用和重要意义。从1962年第一份英语教学大纲出台以来，教育部发起的多次面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层面的英语改革，特别是推行多项举措改革在政策推行中暴露诸多问题的大学英语。大学英语长期被人们所诟病“效率低下”“费事低效”等，在笔者看来，这些期望与事实不符的批判最终都指向了大学英语的功能指向这个问题。大学英语教育的功能到底应指向简单基础的通用英语、分门别类的专业英语、还是强调文化理解的通识英语？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每一时期出台的政策文本中，诺思[1]说过，“历史至关重要，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才可以被理解”，因为前一阶段的事总会对后一层面产生影响，尤其在制度层面上，参与制度博弈的主题总是倾向于从历史之中寻找依据，因为历史之中包含了过去经验的积累，又恰如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一样，很多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所以笔者选择从政策文本入手，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来认识和分析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所走过的每一步，分析每次课程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与历史局限性，进而做出有理有据的制度创新建议。
二、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任何改革都是一系列制度的重新调整。因此，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改革其实质是课程制度的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每次这种变迁显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大环境、制度内源性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轨迹是什么？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
如果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学英语制度的第一次改革不是始于1978年，而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从这时起，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开始了探索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个“冲击-调整-适应”的过程，至今我们迎来了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发展的另一个繁荣期，显然，在解释和预测我国大学英语制度的演化上，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以我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各种课程政策文本，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作一个比较完善的考察，试图联接历史与现实。为更好得解释其变迁原因，本文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1.大学英语课程制度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只要存在外部挑战，内部的制度安排就会做出调整；行动主体早期主要为政府，现今为各一流高校；
2.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随历史情境渐次展开的过程，课程制度如何演化取决于利益主体—早期为政府、后期为政府和各高校，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改革的过程，达到当前目的需求即是当时呈现出的课程制度；
3.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无效率的课程制度可能长时期德保留下来，例如某些高校至今存在着的无差别的对学生的基础英语课程教学。但从长远的课程制度变迁来看，只有高效率的课程制度会被保留下来，而那些低效的课程制度最终会被淘汰。
三、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轨迹和动力机制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时间序列法制度变迁的三个阶段与制度断裂点的分析角度入手，本文首先以明确的政策出台为关键节点，以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事件为阈值效应分析，尝试对我国从1964年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的地位后对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进程进行划分。
在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演化起点确定后，接着我们要确定一些在这整个制度变迁链条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时间点，即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制度断裂点”，也可以用关键节点来表示。很显然，1979年、1986年、1999年、2007年都是这样的关键节点。在这些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轨迹，形成了一种“制度断裂”，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后续的制度变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分析，结合中国1964年以来的历史背景，本文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964-1978、1979-1986、1986-1999、1999-2007、2007年至今，并将这五个时段命名为“萌芽期”、“探索期”、“强化期”、“缓慢发展期”与“多元发展期”。
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变迁基本上与我国的宏观发展战略需要变动一致，政治经济变迁中的关键节点也往往成为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可这不意味着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只因为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因为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所以也会受到文化因素变化的冲击。例如最近的一次变迁从2007至今，这在政治经济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然而在大学英语课程制度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因为这是外国通识教育思潮开始影响我国高校的课程制度修订时。当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一个延续的渐进的过程，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既有其自身的演化逻辑，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划分界限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这四次重大的制度变迁不应割裂开来看。
用上述思路分析中国大学英语制度的课程变迁中，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得出：大学英语制度的不均衡，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这种不均衡是有一系列变量引起的，既有制度本身的原因（原有制度的效率、初始制度设置、路径依赖等等）；也有来自外部的制度环境因素（如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安排），除此之外，还有外源性变量—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技术进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发展、文化交流与碰撞等）。但在所有外在因素中，大学英语制度变迁主体行动集团是关键变量，其成员构成、力量对比、博弈能力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英语制度安排。综合以上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 在制度变迁的第一阶段，大学英语制度的“萌芽期”——1964-1978年，此时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已经在酝酿第一次改革。此阶段的课程格局尚未明确细化课程内容，以党和政府为主的行动团体对课程制度的认知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工具”。接下来的一个阶段，1979-1986年，属于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摸索期”。随着“四人帮”正式被打垮，教育这块文革中的“重灾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逐渐恢复了秩序。进入第三个阶段1986-1999年中，这一阶段的课程结构以及逐步由主流英语方向转向通用英语。在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第四个阶段，1999-2007年，作为课程制度发展的缓慢期，这一阶段的课程格局为通用英语与专业英语并存。进入21世纪后，制度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为国家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人才。从2007年，现代大学英语课程制度进入多元发展阶段。当前的大学英语课程格局为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为主，通识英语为辅。除此之外，新形势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对人才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的双重要求也是课程制度变迁的约束变量。领导这一阶段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主要行动团体是有国内一流高校引导下的各个高校，行动团体对课程制度的认识是——当下的大学英语是提高大学教学效率和人才质量的工具。
四、结论：博弈、效率与大学英语制度的理想类型
制度的变迁与历史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连续演化过程。与历史制度主义揭示的制度变迁规律相似，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演化既受到历史结构与共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行动者的左右。短时段的媒介制度演化其变迁机制主要取决于行动集团间的博弈。在博弈力量和博弈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某种制度均衡。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博弈特征。因此，除了重视“制度效率”在长时段的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外，我们也必须重视“博弈”在课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效率与博弈构成了课程制度变迁中的两个核心机制，这两个核心机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一般来说，经过充分博弈形成的媒介制度安排一般来说也是有效率的。从博弈与效率出发，我们得出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改革方向如下——
1.大学英语制度形成中受制于权力的不平等性，长期处于国家需求导向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了几十年不间断的对专业英语教学的路径依赖，虽然近十年来受到了国际上通识教育风潮和国家对高人文素养人才的需求，影响部分高校已经做出改变，可鉴于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制度仍具有自我复制的趋向，所以通用英语和专用英语仍将长期是课程的主流；
2.受制于行动集团的长期单一化——主要为政府和一流高校，所以制度博弈权力不均衡。但在制度变迁中，经过充分博弈的制度是有效率的。对于国内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来讲，课程的主体——学生并没有参与到改革过程中，所以之后考虑学生的诉求也是提高课程效率的关键；
3.长期存在着“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现象，现行某些大学实行的无差别的通用英语教学可能会保留下来，但从长远来看，实施有效率的多层级教学、进行个性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着眼于学生人文科学素养的提高才是未来大学英语课程的趋势所在。
五、建议与对策
根据我国目前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变迁及发展，我们对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提出如下建议对对策——
1.经过50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扩招后校际水平差距较大，所以通用英语对于基础部分的英语教育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虽在部分一流高校处于边缘地带，但仍不能一刀切地取消；
2.每个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学生基础调整通用英语在整体英语课程中的比重；
3.随着各校通识课程比重的提升，对同时具有高水平外语能力和人文素养教师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所以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改革的关键；
4.专用英语的国内教材开发现在很多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其缺少正规和系统的教材，大部分直接采用国外教材，今后各学科专用英语教材的开发也是专用英语发展的重点之一。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离教育的“理想类型”还有很长的距离，一种有效率的课程制度，一种经过充分博弈而稳定下来的课程制度，还需要长时间的演化。因此，中国课程制度的转型与变迁还将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胡婉玲.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J].新世纪智库论坛，2001，（16）：91-92.
[2]赵晖，祝灵君.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J].社会科学研究，2003，04：24-29.
[3]道格拉斯C诺思，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4][5]青木吕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见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2.
[6]V.W.拉坦，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65.
[7]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7.
[8]蔡基刚.大学英语教学：回顾、反思和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45.
[9]戴炜栋主编.高校大学外语教育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24.
[10]文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政策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14.
毋庸置疑，在学校教育中课程是教育活动的中心。课程制度作为相关部门制定的所有教育人员全体遵守的规则体系，有着规范和保障学校课程开发、课程规划、课程实施、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的多种作用和重要意义。从1962年第一份英语教学大纲出台以来，教育部发起的多次面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层面的英语改革，特别是推行多项举措改革在政策推行中暴露诸多问题的大学英语。大学英语长期被人们所诟病“效率低下”“费事低效”等，在笔者看来，这些期望与事实不符的批判最终都指向了大学英语的功能指向这个问题。大学英语教育的功能到底应指向简单基础的通用英语、分门别类的专业英语、还是强调文化理解的通识英语？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每一时期出台的政策文本中，诺思[1]说过，“历史至关重要，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才可以被理解”，因为前一阶段的事总会对后一层面产生影响，尤其在制度层面上，参与制度博弈的主题总是倾向于从历史之中寻找依据，因为历史之中包含了过去经验的积累，又恰如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一样，很多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所以笔者选择从政策文本入手，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来认识和分析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所走过的每一步，分析每次课程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与历史局限性，进而做出有理有据的制度创新建议。
二、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任何改革都是一系列制度的重新调整。因此，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改革其实质是课程制度的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每次这种变迁显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大环境、制度内源性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轨迹是什么？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
如果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学英语制度的第一次改革不是始于1978年，而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从这时起，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开始了探索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个“冲击-调整-适应”的过程，至今我们迎来了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发展的另一个繁荣期，显然，在解释和预测我国大学英语制度的演化上，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以我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各种课程政策文本，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作一个比较完善的考察，试图联接历史与现实。为更好得解释其变迁原因，本文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1.大学英语课程制度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只要存在外部挑战，内部的制度安排就会做出调整；行动主体早期主要为政府，现今为各一流高校；
2.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随历史情境渐次展开的过程，课程制度如何演化取决于利益主体—早期为政府、后期为政府和各高校，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改革的过程，达到当前目的需求即是当时呈现出的课程制度；
3.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无效率的课程制度可能长时期德保留下来，例如某些高校至今存在着的无差别的对学生的基础英语课程教学。但从长远的课程制度变迁来看，只有高效率的课程制度会被保留下来，而那些低效的课程制度最终会被淘汰。
三、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轨迹和动力机制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时间序列法制度变迁的三个阶段与制度断裂点的分析角度入手，本文首先以明确的政策出台为关键节点，以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事件为阈值效应分析，尝试对我国从1964年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的地位后对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进程进行划分。
在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演化起点确定后，接着我们要确定一些在这整个制度变迁链条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时间点，即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制度断裂点”，也可以用关键节点来表示。很显然，1979年、1986年、1999年、2007年都是这样的关键节点。在这些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轨迹，形成了一种“制度断裂”，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后续的制度变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分析，结合中国1964年以来的历史背景，本文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964-1978、1979-1986、1986-1999、1999-2007、2007年至今，并将这五个时段命名为“萌芽期”、“探索期”、“强化期”、“缓慢发展期”与“多元发展期”。
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变迁基本上与我国的宏观发展战略需要变动一致，政治经济变迁中的关键节点也往往成为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可这不意味着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只因为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因为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所以也会受到文化因素变化的冲击。例如最近的一次变迁从2007至今，这在政治经济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然而在大学英语课程制度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因为这是外国通识教育思潮开始影响我国高校的课程制度修订时。当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一个延续的渐进的过程，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既有其自身的演化逻辑，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划分界限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这四次重大的制度变迁不应割裂开来看。
用上述思路分析中国大学英语制度的课程变迁中，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得出：大学英语制度的不均衡，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这种不均衡是有一系列变量引起的，既有制度本身的原因（原有制度的效率、初始制度设置、路径依赖等等）；也有来自外部的制度环境因素（如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安排），除此之外，还有外源性变量—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技术进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发展、文化交流与碰撞等）。但在所有外在因素中，大学英语制度变迁主体行动集团是关键变量，其成员构成、力量对比、博弈能力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英语制度安排。综合以上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 在制度变迁的第一阶段，大学英语制度的“萌芽期”——1964-1978年，此时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已经在酝酿第一次改革。此阶段的课程格局尚未明确细化课程内容，以党和政府为主的行动团体对课程制度的认知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工具”。接下来的一个阶段，1979-1986年，属于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摸索期”。随着“四人帮”正式被打垮，教育这块文革中的“重灾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逐渐恢复了秩序。进入第三个阶段1986-1999年中，这一阶段的课程结构以及逐步由主流英语方向转向通用英语。在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第四个阶段，1999-2007年，作为课程制度发展的缓慢期，这一阶段的课程格局为通用英语与专业英语并存。进入21世纪后，制度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为国家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人才。从2007年，现代大学英语课程制度进入多元发展阶段。当前的大学英语课程格局为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为主，通识英语为辅。除此之外，新形势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对人才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的双重要求也是课程制度变迁的约束变量。领导这一阶段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主要行动团体是有国内一流高校引导下的各个高校，行动团体对课程制度的认识是——当下的大学英语是提高大学教学效率和人才质量的工具。
四、结论：博弈、效率与大学英语制度的理想类型
制度的变迁与历史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连续演化过程。与历史制度主义揭示的制度变迁规律相似，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演化既受到历史结构与共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行动者的左右。短时段的媒介制度演化其变迁机制主要取决于行动集团间的博弈。在博弈力量和博弈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某种制度均衡。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博弈特征。因此，除了重视“制度效率”在长时段的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外，我们也必须重视“博弈”在课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效率与博弈构成了课程制度变迁中的两个核心机制，这两个核心机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一般来说，经过充分博弈形成的媒介制度安排一般来说也是有效率的。从博弈与效率出发，我们得出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改革方向如下——
1.大学英语制度形成中受制于权力的不平等性，长期处于国家需求导向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了几十年不间断的对专业英语教学的路径依赖，虽然近十年来受到了国际上通识教育风潮和国家对高人文素养人才的需求，影响部分高校已经做出改变，可鉴于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制度仍具有自我复制的趋向，所以通用英语和专用英语仍将长期是课程的主流；
2.受制于行动集团的长期单一化——主要为政府和一流高校，所以制度博弈权力不均衡。但在制度变迁中，经过充分博弈的制度是有效率的。对于国内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来讲，课程的主体——学生并没有参与到改革过程中，所以之后考虑学生的诉求也是提高课程效率的关键；
3.长期存在着“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现象，现行某些大学实行的无差别的通用英语教学可能会保留下来，但从长远来看，实施有效率的多层级教学、进行个性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着眼于学生人文科学素养的提高才是未来大学英语课程的趋势所在。
五、建议与对策
根据我国目前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变迁及发展，我们对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提出如下建议对对策——
1.经过50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扩招后校际水平差距较大，所以通用英语对于基础部分的英语教育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虽在部分一流高校处于边缘地带，但仍不能一刀切地取消；
2.每个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学生基础调整通用英语在整体英语课程中的比重；
3.随着各校通识课程比重的提升，对同时具有高水平外语能力和人文素养教师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所以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改革的关键；
4.专用英语的国内教材开发现在很多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其缺少正规和系统的教材，大部分直接采用国外教材，今后各学科专用英语教材的开发也是专用英语发展的重点之一。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离教育的“理想类型”还有很长的距离，一种有效率的课程制度，一种经过充分博弈而稳定下来的课程制度，还需要长时间的演化。因此，中国课程制度的转型与变迁还将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胡婉玲.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J].新世纪智库论坛，2001，（16）：91-92.
[2]赵晖，祝灵君.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J].社会科学研究，2003，04：24-29.
[3]道格拉斯C诺思，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4][5]青木吕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见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2.
[6]V.W.拉坦，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65.
[7]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7.
[8]蔡基刚.大学英语教学：回顾、反思和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45.
[9]戴炜栋主编.高校大学外语教育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24.
[10]文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政策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