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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共享，还是纯粹温情的共享空间，甚至将来更多形式的共享行为，都呼唤人性中的善意和温情，每一次主动伸出的双手都是一份信任、温暖与不灭的人文之光
如今，再提到共享，大众尤其青年人都不会陌生。共享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可见共享是当下发展的必然与方向。
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共享的痕迹，琳琅满目、绚烂多彩的共享单车、令人跃跃欲试的共享汽车，最近又出现了共享睡眠舱、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共享似乎无处不在。随着这波共享浪潮的席卷，当中产生了无数的经济模式，也带来了问题，同时还有无尽的感动和故事，思考与践行。
人性的选择，时代的机遇
我们小时候也会受到家长的教育：在幼儿园要听话，好吃的要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美国心理学家迈克·托马塞罗在他的著作《我们为什么合作》中指出，人类的合作意识并不是从成年人那里学来的，也不是出于对某种回报的期望而产生的。直到3岁左右，小孩子开始接受大人或者现代文明的规则，他们的分享行为开始有了选择性，对自己认同的同伴会更愿意分享。
动物们也具有合作分享的本能。瑞奇·柏慈曼与卢·罗格斯在《我的就是你的》一书中提到海豚在捕鱼或者寻找同伴的时候都会有集体协作行为。
人类在远古时代也是这样的，分享食物、集体协作，一起搭建牲畜棚，分享工具，甚至会一起保护属于各自的领地。人类学家坚信这种亲密关系和互相回报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人类行为，是人们相互协同的基石。
共享经济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共同首次提出，他们以“协同消费”描述了一种新的生活消费方式，其主要特点是：个体通过第三方市场平台实现点对点的直接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1984年，美国社会学者保罗·瑞恩提出了“LOHAS”（乐活）理念，倡导爱健康、爱地球的可持续性生活方式。但受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难以付诸实践。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商业化发展，“共享经济”开始萌芽，一些租赁平台开始试水，成为共享经济的最初模型。21世纪后，网上汽车租赁公司平台相继出现，但发展速度缓慢。2008年以后，以Uber、Wework为代表的一批共享经济领域的企业开始发展壮大。共享从纯粹的无偿信息分享走向以獲得一定报酬为目的、向陌生人暂时转移私人物品使用权或是提供个人服务的共享商业模式，实现了从共享到共享经济的蜕变。
商业民主化时代开启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共享经济从供给侧方面，能够扩大供给总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需求侧来讲，共享经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消费需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副教授刘国华认为，共享经济的目的是共享，而提高效率是它的核心价值。
共享经济没有中心，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且是随时可以加入进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使供求双方可以依托互联网随时随地发布自己能够供给的分享物品或需求物品。
对于消费者来说，衣食住行是最基础的消费，甚至许多青年人常常感叹“衣橱里永远少那样一件衣服”。这里仅仅是衣服的例子，同理，许多快消品面临着大量资源的浪费和闲置。零售产业分析师维克托·勒博于1955年时说道：“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发展消费，需要我们不停购买和使用产品，并不断淘汰、替换各类产品……”大量的消费者因为“惯性思维”不断消费。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存在需求却无法满足，用经济术语则称之为“短缺”，比如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基础设施等。因此，“左手闲置，右手短缺”的现象出现，而共享经济的模式无疑可以从闲置的资产、时间、技能着手，事实证明是确实可行的。
共享经济模式的重点即是对闲置资源剩余价值的再利用。实现共享经济需要有三个要素：闲置资源、供方、需方。共享经济正在渗透各行各业，传统行业通过依托“互联网+”转型升级，并且伴随着个性化需求的提出，从租车、旅游到餐饮、医疗，在共享经济模式下，O2O企业的能量正在扩散。
在出租车行业，2009年，被称为共享经济打车鼻祖的Uber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消费者可以通过Uber平台实时打车。根据场景的差异，乘客可以选择不同等级的车型。Uber本身不拥有汽车，却整合了出租车公司、汽车租赁公司，甚至个人车主等资源，通过与Uber签订合作协议，获得订单。2014年7月14日，Uber进军北京，在Uber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国内市场中的即时打车应用滴滴、快的等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在酒店业，Airbnb、小猪短租、途家等社交住宿平台将闲置的别墅、公寓、卧室或沙发出租给旅行中的人们，让旅行者有更多的选择，更实惠的消费，甚至在和房东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拥有一场更具温情的旅游体验。
在办公租赁业，创业公司正在形成联合办公的风潮。成立于2015年的优客工场向创客提供办公室和工位，提供属于创业者的共享空间。
在出版业，大众熟知的维基百科，虽然不能提供最权威的资料，但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参考信息网站，“让我们见证了‘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这个平台，约有70000名志愿者用100多种语言贡献自己的智慧，在没有明确管理架构的基础上，依然有条不紊地运营着，是真正的民间组织的“大众百科全书”。
在专业服务领域，新兴出现的各类知识共享平台，将术业有专攻的各界大咖、民间能人聚集在一起，以亲民的价格与需要的群体分享“盈余知识”和专业技能。 无论在哪个领域，这些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共享经济。在共享经济到来的今天，各类资源、知识离我们从未如此之近，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得以发挥应有的甚至更大的价值。来自长江商学院的观点认为，共享经济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共享经济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商业民主化时代的开启”。
共享单车“大战”
在共享经济领域，不能不提到共享单车。經过一场场激烈的市场争夺战之后，大众对于共享、对于共享单车都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更多话语权。灵活方便的共享单车以其轻便出行、价格低廉、环保的概念让共享单车成为共享经济下的“网红”和佼佼者。
其实，共享单车的“影子”在较早的时候已经出现。2007年，国内开启了由政府主导分城市统一管理模式的公共自行车系统。2010年至2013年，永安行公司成立，开始承接市政单车，打开了承包市场单车的时代。
随后，无桩式共享单车开始发展，许多公司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获得多轮融资，显示出其巨大潜力。ofo在2014年兴起于北大校园，统一采用小黄车和车牌标识，通过移动APP输入车牌号即可获得密码解锁自行车。2016年4月22日，摩拜在上海正式推出智能共享单车服务，随后在北京、广州、深圳等30多个城市开放。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市场吸引众多公司参与，各类共享单车纷纷上线。
装上APP，付了押金，扫码开锁就可以骑走一辆自行车，半个小时只收五角或一块钱，甚至遇到优惠阶段，可以免费骑行。共享单车逐渐成为人们工作、生活、旅行的日常使用品。
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曾提出“骑行改变城市”的口号。尽管她受到他人质疑，认为那是创业套路，是炒作等等，但胡玮炜则不以为意，她表示更看重事情本身的价值，“就算失败了，那也是一项公益”。
但毋庸置疑的是，共享单车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乱象，比如乱停乱放，很多用户为了自己骑车方便，把共享单车上私锁、甚至藏在家中等等，更有不法分子更换二维码，企图进行诈骗。此外，共享单车的粗犷式扩张，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一定程度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秩序。这些也都在引发思考、探讨和改善。比如，今年7月24日，摩拜单车发布行业首个《共享单车文明停放倡议书》，呼吁全体共享单车企业加强管理、及时处置乱停乱放、车辆淤积等问题；并呼吁用户文明用车、文明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
在谈到共享单车社会治理问题时，北京市委社会工委社会组织工作处处长王森林表示，“共享是社会的新生事物，代表着某种创新。虽然到后面也会有共享理念的泛滥，但经过社会优胜劣汰，探索两到三年，在政府引导、行业自律协会组织帮助下，社会公益意识会逐渐提高，行业也会更规范。”
共享空间，寻回最初的感动
从原始状态下，人性之间的共享，到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再到最近具有公益性质的共享单车，“共享”不仅带来经济模式的颠覆和创新，也唤起了某些领域的人文之光。有这样的人群，尽管自己的资源有限，但却愿意将共享的精神由心而发，甚至完全脱离“经济模式”的影子，回归真正的共享，寻找人性的温情与感动。
在厦门，一位“80后”为共享的概念寻回了最原始、最温情的模样，他的共享故事有点不一样。
这位“80后”叫邵东强，来自河南驻马店，大家都称他“河马邵”。邵东强曾入伍福建海军，当了16年的兵，2010年从福州调到厦门，2013年底在厦门转业。退役之后，自己开始了创业，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他先后在厦门探索发展了三个共享空间，从私人朋友相聚共享的地点，到面向陌生人彻底开放的共享空间。有人质疑如何维持正常运转，有人甚至不屑一顾，认为是“富二代”做的事情。但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才明白，共享其实很简单。
邵东强刚刚退伍后，在厦门创业，每当有战友、朋友来找他的时候，他都将自己租的小屋当作朋友们之间聚会的“大本营”。邵东强坦言，自己非常喜欢和朋友聊天、相聚的氛围。当时他正在厦门创业，每个月租房子是一笔必要而且不少的一笔开支，当时邵东强经常不在厦门，于是就和朋友商量过后，租了一个三层的住所，三层是邵东强的卧室，剩下两层命名为“巢”，供朋友们享用，可以喝咖啡喝茶，环境收拾得简单文艺。
“如果去开咖啡厅什么的，其实开支也很大，我就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地方。我不在厦门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使用，和大家讲好收拾清楚、及时倒垃圾，锁好门就可以。”朋友之间口口相传，也带了更多的朋友来到“巢”相聚，“巢”最受欢迎的时候，邵东强曾发了400多把钥匙。“大家主要觉得环境不错，而且也不是商业场所，谁来谁用。”后来，邵东强索性拜托邻居早上帮忙开门，晚上锁起来即可。
“其实，租这个房间看似价格不菲，但与我最初的房租、招待朋友、吃穿这部分比较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之后就在其他方面节省费用，基本不怎么开销，把每个月必消耗的钱投入到空间里来，每个月除了担负家里的费用之外，没有太多的负担。”邵东强说。
“因为最初的‘巢’，大家都知道如何使用空间，如何维护，所以也形成这样一个群体，不仅有朋友带吃的、带用的，还有的朋友自愿放了一些钱，所以我们就放了一个投币箱，大家可以自愿投币，后来就作为空间的维护费用，现在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2015年4月，“巢”作为无人咖啡馆在厦门当地火了起来，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景点，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但是空间有限，邵东强于是就做了第二个空间——“理想家的家”。
“因为有了‘巢’的经验，所以做第二个空间是比较有底气的，当时主要的费用就是房租和装修费。我和朋友们也在一起讨论，认为第一个空间的功能还有限，房间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增添了厨房，大家可以在饭点的时候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但是这个空间不是对外开放的，而是针对有钥匙的群体。简单的落脚、聊天就到‘巢’空间，需要深层交流、做一些活动的就可以选择来‘理想家的家’。” “理想家的家”是邵东强边自学边亲自动手改造的，院子里的花砖是他一块块铺上去的，家具是一件件淘回来的，2016年5月，这个新空间成为“理想者”的聚居地。
2016年，厦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台风，这个时候，邵东强已经在只需要250块每个月的铁皮屋住了一年半了，“我们都是部队里出来的嘛，这些都是小事，有个地方放行李就可以”。台风来的时候，全城大面积停电，邵东强住的铁皮屋也不例外，那个时候，他陷入了思考。如果这个时候有一盏灯该有多好！“其实我自己是外地人，能够切实感受，是需要这样一个空间的，最初是觉得有意思，有一个爱玩的心态，但那场台风给我带来了灵感，那一刻就希望自己真的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让空间更开放，功能性更强。”于是，“路灯计划”——365天不关门，不关灯，一个免费的共享空间概念在邵東强的脑海中成型。
“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想得很清楚，共享空间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钱的问题、维护的问题。我也一直在观察，人性当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报道，有的人东西掉了之后，大家会帮他捡起来，也有的会拿走。这就在于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他到底是拿走的，还是帮助捡起来。你希望引领大家做什么，这一点很重要。”邵东强说道。
2016年8月，邵东强将一间闲置多年的厂房租下来，亲自参与设计，和工人们一起砌墙、安窗户。为了省钱，他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铺瓷砖、做柜子、种咖啡树、养花，当兵的经历、对建设空间的热情，令他乐此不疲。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通过众筹的平台，“路灯计划”很顺利地募集到装修地费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位于厦门沙尾坡20号的共享空间改造完成，入口处的大门被鲜艳的金黄色笼罩，寓意一盏永远不会熄灭的路灯，照亮这个城市有需要的人的灵魂。在这里，看书、喝咖啡、泡茶、歇脚、做饭、做手工都有栖息之地。
“有些人会担心维护的问题，其实许多比较富有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时会感叹，会捐一些钱到空间的投币箱。大家也很遵守规则，我们发现维护最好的其实是一些农民工兄弟，他们甚至觉得很不好意思，会将自己的垃圾不是直接放在垃圾桶里，而是自己带走。你会觉得，人性中的善意是可以引导去呈现的。”
很多时候，邵东强在忙自己的生意，他辛苦奔波做生意的钱足够养活家人和河南老家的父母，同时，他在前期不遗余力地将积蓄投入到空间的塑造和建设，看着空间如今都可以自负盈亏，这是他令他最欣慰的事情。他一般很少到空间里去，他希望空间可以自行运转，空间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就如同小孩子，你一直照顾它，是无法长久的，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空间是可以存活的，‘路灯计划’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纯粹的空间，就像城市的公厕一样，就是为大众提供方便，同时唤醒、重建诚信。”
在不久的将来，邵东强希望通过“路灯计划”激发更多人的善心，告诉大家城市共享空间运行的规则，提供一种理念，让“路灯计划”走得更远，让共享真正发生在身边。
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共享、共享经济下的模式，还是纯粹温情的共享空间，甚至将来更多形式的共享行为，都呼唤人性中的善意和温情，每一次主动伸出的双手都是一份信任、温暖与不灭的人文之光，需要大众共同呵护，因为我们共同拥有的岂止是同一片星空。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共享经济2.0》、《共享经济与生态圈》等）
责任编辑 张惠清
如今，再提到共享，大众尤其青年人都不会陌生。共享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可见共享是当下发展的必然与方向。
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共享的痕迹，琳琅满目、绚烂多彩的共享单车、令人跃跃欲试的共享汽车，最近又出现了共享睡眠舱、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共享似乎无处不在。随着这波共享浪潮的席卷，当中产生了无数的经济模式，也带来了问题，同时还有无尽的感动和故事，思考与践行。
人性的选择，时代的机遇
我们小时候也会受到家长的教育：在幼儿园要听话，好吃的要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美国心理学家迈克·托马塞罗在他的著作《我们为什么合作》中指出，人类的合作意识并不是从成年人那里学来的，也不是出于对某种回报的期望而产生的。直到3岁左右，小孩子开始接受大人或者现代文明的规则，他们的分享行为开始有了选择性，对自己认同的同伴会更愿意分享。
动物们也具有合作分享的本能。瑞奇·柏慈曼与卢·罗格斯在《我的就是你的》一书中提到海豚在捕鱼或者寻找同伴的时候都会有集体协作行为。
人类在远古时代也是这样的，分享食物、集体协作，一起搭建牲畜棚，分享工具，甚至会一起保护属于各自的领地。人类学家坚信这种亲密关系和互相回报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人类行为，是人们相互协同的基石。
共享经济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共同首次提出，他们以“协同消费”描述了一种新的生活消费方式，其主要特点是：个体通过第三方市场平台实现点对点的直接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1984年，美国社会学者保罗·瑞恩提出了“LOHAS”（乐活）理念，倡导爱健康、爱地球的可持续性生活方式。但受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难以付诸实践。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商业化发展，“共享经济”开始萌芽，一些租赁平台开始试水，成为共享经济的最初模型。21世纪后，网上汽车租赁公司平台相继出现，但发展速度缓慢。2008年以后，以Uber、Wework为代表的一批共享经济领域的企业开始发展壮大。共享从纯粹的无偿信息分享走向以獲得一定报酬为目的、向陌生人暂时转移私人物品使用权或是提供个人服务的共享商业模式，实现了从共享到共享经济的蜕变。
商业民主化时代开启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共享经济从供给侧方面，能够扩大供给总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需求侧来讲，共享经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消费需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副教授刘国华认为，共享经济的目的是共享，而提高效率是它的核心价值。
共享经济没有中心，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且是随时可以加入进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使供求双方可以依托互联网随时随地发布自己能够供给的分享物品或需求物品。
对于消费者来说，衣食住行是最基础的消费，甚至许多青年人常常感叹“衣橱里永远少那样一件衣服”。这里仅仅是衣服的例子，同理，许多快消品面临着大量资源的浪费和闲置。零售产业分析师维克托·勒博于1955年时说道：“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发展消费，需要我们不停购买和使用产品，并不断淘汰、替换各类产品……”大量的消费者因为“惯性思维”不断消费。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存在需求却无法满足，用经济术语则称之为“短缺”，比如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基础设施等。因此，“左手闲置，右手短缺”的现象出现，而共享经济的模式无疑可以从闲置的资产、时间、技能着手，事实证明是确实可行的。
共享经济模式的重点即是对闲置资源剩余价值的再利用。实现共享经济需要有三个要素：闲置资源、供方、需方。共享经济正在渗透各行各业，传统行业通过依托“互联网+”转型升级，并且伴随着个性化需求的提出，从租车、旅游到餐饮、医疗，在共享经济模式下，O2O企业的能量正在扩散。
在出租车行业，2009年，被称为共享经济打车鼻祖的Uber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消费者可以通过Uber平台实时打车。根据场景的差异，乘客可以选择不同等级的车型。Uber本身不拥有汽车，却整合了出租车公司、汽车租赁公司，甚至个人车主等资源，通过与Uber签订合作协议，获得订单。2014年7月14日，Uber进军北京，在Uber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国内市场中的即时打车应用滴滴、快的等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在酒店业，Airbnb、小猪短租、途家等社交住宿平台将闲置的别墅、公寓、卧室或沙发出租给旅行中的人们，让旅行者有更多的选择，更实惠的消费，甚至在和房东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拥有一场更具温情的旅游体验。
在办公租赁业，创业公司正在形成联合办公的风潮。成立于2015年的优客工场向创客提供办公室和工位，提供属于创业者的共享空间。
在出版业，大众熟知的维基百科，虽然不能提供最权威的资料，但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参考信息网站，“让我们见证了‘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这个平台，约有70000名志愿者用100多种语言贡献自己的智慧，在没有明确管理架构的基础上，依然有条不紊地运营着，是真正的民间组织的“大众百科全书”。
在专业服务领域，新兴出现的各类知识共享平台，将术业有专攻的各界大咖、民间能人聚集在一起，以亲民的价格与需要的群体分享“盈余知识”和专业技能。 无论在哪个领域，这些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共享经济。在共享经济到来的今天，各类资源、知识离我们从未如此之近，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得以发挥应有的甚至更大的价值。来自长江商学院的观点认为，共享经济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共享经济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商业民主化时代的开启”。
共享单车“大战”
在共享经济领域，不能不提到共享单车。經过一场场激烈的市场争夺战之后，大众对于共享、对于共享单车都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更多话语权。灵活方便的共享单车以其轻便出行、价格低廉、环保的概念让共享单车成为共享经济下的“网红”和佼佼者。
其实，共享单车的“影子”在较早的时候已经出现。2007年，国内开启了由政府主导分城市统一管理模式的公共自行车系统。2010年至2013年，永安行公司成立，开始承接市政单车，打开了承包市场单车的时代。
随后，无桩式共享单车开始发展，许多公司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获得多轮融资，显示出其巨大潜力。ofo在2014年兴起于北大校园，统一采用小黄车和车牌标识，通过移动APP输入车牌号即可获得密码解锁自行车。2016年4月22日，摩拜在上海正式推出智能共享单车服务，随后在北京、广州、深圳等30多个城市开放。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市场吸引众多公司参与，各类共享单车纷纷上线。
装上APP，付了押金，扫码开锁就可以骑走一辆自行车，半个小时只收五角或一块钱，甚至遇到优惠阶段，可以免费骑行。共享单车逐渐成为人们工作、生活、旅行的日常使用品。
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曾提出“骑行改变城市”的口号。尽管她受到他人质疑，认为那是创业套路，是炒作等等，但胡玮炜则不以为意，她表示更看重事情本身的价值，“就算失败了，那也是一项公益”。
但毋庸置疑的是，共享单车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乱象，比如乱停乱放，很多用户为了自己骑车方便，把共享单车上私锁、甚至藏在家中等等，更有不法分子更换二维码，企图进行诈骗。此外，共享单车的粗犷式扩张，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一定程度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秩序。这些也都在引发思考、探讨和改善。比如，今年7月24日，摩拜单车发布行业首个《共享单车文明停放倡议书》，呼吁全体共享单车企业加强管理、及时处置乱停乱放、车辆淤积等问题；并呼吁用户文明用车、文明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
在谈到共享单车社会治理问题时，北京市委社会工委社会组织工作处处长王森林表示，“共享是社会的新生事物，代表着某种创新。虽然到后面也会有共享理念的泛滥，但经过社会优胜劣汰，探索两到三年，在政府引导、行业自律协会组织帮助下，社会公益意识会逐渐提高，行业也会更规范。”
共享空间，寻回最初的感动
从原始状态下，人性之间的共享，到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再到最近具有公益性质的共享单车，“共享”不仅带来经济模式的颠覆和创新，也唤起了某些领域的人文之光。有这样的人群，尽管自己的资源有限，但却愿意将共享的精神由心而发，甚至完全脱离“经济模式”的影子，回归真正的共享，寻找人性的温情与感动。
在厦门，一位“80后”为共享的概念寻回了最原始、最温情的模样，他的共享故事有点不一样。
这位“80后”叫邵东强，来自河南驻马店，大家都称他“河马邵”。邵东强曾入伍福建海军，当了16年的兵，2010年从福州调到厦门，2013年底在厦门转业。退役之后，自己开始了创业，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他先后在厦门探索发展了三个共享空间，从私人朋友相聚共享的地点，到面向陌生人彻底开放的共享空间。有人质疑如何维持正常运转，有人甚至不屑一顾，认为是“富二代”做的事情。但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才明白，共享其实很简单。
邵东强刚刚退伍后，在厦门创业，每当有战友、朋友来找他的时候，他都将自己租的小屋当作朋友们之间聚会的“大本营”。邵东强坦言，自己非常喜欢和朋友聊天、相聚的氛围。当时他正在厦门创业，每个月租房子是一笔必要而且不少的一笔开支，当时邵东强经常不在厦门，于是就和朋友商量过后，租了一个三层的住所，三层是邵东强的卧室，剩下两层命名为“巢”，供朋友们享用，可以喝咖啡喝茶，环境收拾得简单文艺。
“如果去开咖啡厅什么的，其实开支也很大，我就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地方。我不在厦门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使用，和大家讲好收拾清楚、及时倒垃圾，锁好门就可以。”朋友之间口口相传，也带了更多的朋友来到“巢”相聚，“巢”最受欢迎的时候，邵东强曾发了400多把钥匙。“大家主要觉得环境不错，而且也不是商业场所，谁来谁用。”后来，邵东强索性拜托邻居早上帮忙开门，晚上锁起来即可。
“其实，租这个房间看似价格不菲，但与我最初的房租、招待朋友、吃穿这部分比较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之后就在其他方面节省费用，基本不怎么开销，把每个月必消耗的钱投入到空间里来，每个月除了担负家里的费用之外，没有太多的负担。”邵东强说。
“因为最初的‘巢’，大家都知道如何使用空间，如何维护，所以也形成这样一个群体，不仅有朋友带吃的、带用的，还有的朋友自愿放了一些钱，所以我们就放了一个投币箱，大家可以自愿投币，后来就作为空间的维护费用，现在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2015年4月，“巢”作为无人咖啡馆在厦门当地火了起来，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景点，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但是空间有限，邵东强于是就做了第二个空间——“理想家的家”。
“因为有了‘巢’的经验，所以做第二个空间是比较有底气的，当时主要的费用就是房租和装修费。我和朋友们也在一起讨论，认为第一个空间的功能还有限，房间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增添了厨房，大家可以在饭点的时候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但是这个空间不是对外开放的，而是针对有钥匙的群体。简单的落脚、聊天就到‘巢’空间，需要深层交流、做一些活动的就可以选择来‘理想家的家’。” “理想家的家”是邵东强边自学边亲自动手改造的，院子里的花砖是他一块块铺上去的，家具是一件件淘回来的，2016年5月，这个新空间成为“理想者”的聚居地。
2016年，厦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台风，这个时候，邵东强已经在只需要250块每个月的铁皮屋住了一年半了，“我们都是部队里出来的嘛，这些都是小事，有个地方放行李就可以”。台风来的时候，全城大面积停电，邵东强住的铁皮屋也不例外，那个时候，他陷入了思考。如果这个时候有一盏灯该有多好！“其实我自己是外地人，能够切实感受，是需要这样一个空间的，最初是觉得有意思，有一个爱玩的心态，但那场台风给我带来了灵感，那一刻就希望自己真的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让空间更开放，功能性更强。”于是，“路灯计划”——365天不关门，不关灯，一个免费的共享空间概念在邵東强的脑海中成型。
“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想得很清楚，共享空间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钱的问题、维护的问题。我也一直在观察，人性当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报道，有的人东西掉了之后，大家会帮他捡起来，也有的会拿走。这就在于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他到底是拿走的，还是帮助捡起来。你希望引领大家做什么，这一点很重要。”邵东强说道。
2016年8月，邵东强将一间闲置多年的厂房租下来，亲自参与设计，和工人们一起砌墙、安窗户。为了省钱，他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铺瓷砖、做柜子、种咖啡树、养花，当兵的经历、对建设空间的热情，令他乐此不疲。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通过众筹的平台，“路灯计划”很顺利地募集到装修地费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位于厦门沙尾坡20号的共享空间改造完成，入口处的大门被鲜艳的金黄色笼罩，寓意一盏永远不会熄灭的路灯，照亮这个城市有需要的人的灵魂。在这里，看书、喝咖啡、泡茶、歇脚、做饭、做手工都有栖息之地。
“有些人会担心维护的问题，其实许多比较富有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时会感叹，会捐一些钱到空间的投币箱。大家也很遵守规则，我们发现维护最好的其实是一些农民工兄弟，他们甚至觉得很不好意思，会将自己的垃圾不是直接放在垃圾桶里，而是自己带走。你会觉得，人性中的善意是可以引导去呈现的。”
很多时候，邵东强在忙自己的生意，他辛苦奔波做生意的钱足够养活家人和河南老家的父母，同时，他在前期不遗余力地将积蓄投入到空间的塑造和建设，看着空间如今都可以自负盈亏，这是他令他最欣慰的事情。他一般很少到空间里去，他希望空间可以自行运转，空间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就如同小孩子，你一直照顾它，是无法长久的，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空间是可以存活的，‘路灯计划’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纯粹的空间，就像城市的公厕一样，就是为大众提供方便，同时唤醒、重建诚信。”
在不久的将来，邵东强希望通过“路灯计划”激发更多人的善心，告诉大家城市共享空间运行的规则，提供一种理念，让“路灯计划”走得更远，让共享真正发生在身边。
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共享、共享经济下的模式，还是纯粹温情的共享空间，甚至将来更多形式的共享行为，都呼唤人性中的善意和温情，每一次主动伸出的双手都是一份信任、温暖与不灭的人文之光，需要大众共同呵护，因为我们共同拥有的岂止是同一片星空。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共享经济2.0》、《共享经济与生态圈》等）
责任编辑 张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