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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一年后，灾区破碎的家庭大规模重组，这些新的婚姻，与爱情有关，或者无关，但他们无一不在努力从伤痛中走出，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以下故事来自北川县曲山镇永兴板房社区3个家庭
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
“母贤碧性格好，把娃儿交给她我放心。”工地上，换掉采访时穿的装束，张建均已与一个普通民工无异。
裤脚挽起，黄色橡胶鞋上沾满了黄泥点。光天化日下，他眼袋上原有的两处黑斑胎记尤为突出，使其显得疲惫不堪。
没有起点，看不到发展，希望全都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这就是他和母贤碧共同面对的命运。
“我们都40好几了，你说再创好大个事业，也不可能了。就算是招工，别人也只招35岁以下的，拼体力都拼不过人家。”
张建均踩在碎石上，慢悠悠地边走边叹，不时地回头张望。
再多挣点钱吧。来年，北川新县城建起时，说不定要花钱买房子。
要是能为两个娃儿一人盘下一套房子，将来他们结婚生子也不愁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这是夫妇俩仅存的心愿了。
然后，张建均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他收入最好的时候是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
之前，全家的积蓄就是两位前任死后，国家颁发的抚恤金，每人是5000元。一笔1万多元的房屋损毁补偿金至今还没有分发下来。
他申请过低保，始终不能通过。即使申请到了，居民只能得到150元。农民更是少得可怜，是100到35元不等。
大儿子参军去了。小儿子在读职中。全家人仅仅这个儿子买过保险。他一直在工地上挪上爬下，有谁为他上份保险？
有时，他倒想为母贤碧娘儿俩买上保险，可是钱呢——“现在这点钱只能顾到4张嘴。”
况且，母贤碧还有病，根本无法干重活。
母贤碧的病是在两人谈妥结婚，张建均去上海打工20多天后的事。
起初，她发现身上出现了一片片红点点，后来时不时感到头晕目眩，胸中气闷。
“她打来电话时，我还蛮高兴。结果，她告诉我：我不太好嘛。”张建均回忆着。
“啷么呢（怎么了）？”
“医生说我血小板很低，不做检查怕是要得白血病哦。”
“我心里很犹豫。不打这个电话不行。打了这个电话，事情就成不了。他好好一个家都没了，难道又要娶个病人？”在板房里，母贤碧说。
紧挨着电视机的筐里，放着再造生血之类的药丸。这些不知能起多大疗效的药物，要占去这家人每月开支的三分之一。
“结果，他说要我等着，他这就回来。我不信。”几天后，母贤碧就接到了张建均的电话，让她到绵阳火车站接他。
站台前，东张西望的两人见着了面。母贤碧伸手想为他提行李，张建均挡下了，“你是病人，怎么能让你来拿？”
他陪她到了绵阳市大医院作检查，医院开出的价目，听得他们灰心丧气。
“我是嘴上不急心里急啊。我们哪有钱治疗？只有让医生先开药让她吃着，等以后挣够了钱再为她治好。”张建均垂下头去。
说时，母贤碧弱小的身影已浮现在人群中。张建均停驻下来，平静地注视着她。
结婚证是在最困难的当口领的。他对她说，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对你的娃儿好。
婚后有一段时间，母贤碧曾十分自卑，天天窝在家里哭泣，认为天下的坏事都落在自己头上了。
唯一能够宽慰她的，正是眼前这个朴实男人的这句朴实话语。
故事二
女：周永琼曲山镇沙坝3组农民
男：贾怀旭曲山镇沙坝3组农民
妹妹，我好痛苦哦
沙坝村和茅坝村的居民混杂住在社区B区。
在一间板房内，周永琼和她的儿子薛超正掀起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她那结婚才一个月，还没有“完全走进她内心”的现任丈夫贾怀旭，此时更觉像个外人，很知趣地一声不吭，独自忙进忙出，洗洗涮涮。
周永琼娇小的身子全陷在一套赭红的沙发里，那是贾怀旭从原来倒塌的家中背出的。
彩电里的节目不断跳闪，橱柜里的碗具参差不齐，床上衣物的凌乱，她熟视无睹。只是在那里自怨自艾，“妹妹，我好痛苦哦。”
事情起因无非是，她想让儿子跟着老贾的两个娃儿学做生意——在任家坪，他们一个卖旅游纪念品，一个炸油饼。
她心里算计着，让儿子多学些做生意的经验，她好在以后将前夫死时保险公司赔偿的6万元钱拿出来，让儿子“自己干点啥子”。
“结果他没得两天跑回来说他是白搞的（没有得到报酬），好像钱没有归他的包包里头。我看不懂他在那里究竟想搞啥子哦！气得我前晚上哭到半夜，昨天睡了一天。”
在B区的东面，有一间周永琼原来住的板房，现在是儿子一人住。
薛超也偎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我随便她怎么说。要是全听别人说了，那我根本没法过了。”
那张才20岁的脸，透着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沉郁。这天早上，与他同龄的一个伙伴，离开了板房社区，并发誓永远不回来了。
他暗暗计划也这么干。只要等车本本考下来，他就走，离开这儿，甚至离开四川。
儿子的这种想法无疑加重了周永琼的愤懑。
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再婚的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后，儿子还这么“扯兮兮”（不懂事）的。
在九洲体育馆的帐篷营里，她哭晕过无数次，倒在床上不吃不喝连续几天，守在身边的儿子却比较木然，这不得不让她感到失望。
以至于她看到儿子扎着的耳钉，穿着短8寸的裤子，心里都恼火。
她觉得前途悲凉，“他就爱扯经，二天（将来）时间长了怎么得了啊！”
她越想越怕，儿子以后要是娶个婆娘回来，再给她脸色看，她怎么过嘛？
恰在此时，隔壁邻居家传出一阵阵麻将声。
“我听到人家打牌心里是多么地酸，怎么别人打一下我都觉得不行。”她酸酸地说。
“我和我老公结婚20年了，只吵过一回架。他是多么好。特别能干特别吃苦，很多广告公司找他干活，赚得钱再多再少全归我管。”
“女人家总有个肚儿痛的时候，不管天色多晚，他都会起身给我烧一碗红糖水端上楼来。”
“5
以下故事来自北川县曲山镇永兴板房社区3个家庭
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
“母贤碧性格好，把娃儿交给她我放心。”工地上，换掉采访时穿的装束，张建均已与一个普通民工无异。
裤脚挽起，黄色橡胶鞋上沾满了黄泥点。光天化日下，他眼袋上原有的两处黑斑胎记尤为突出，使其显得疲惫不堪。
没有起点，看不到发展，希望全都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这就是他和母贤碧共同面对的命运。
“我们都40好几了，你说再创好大个事业，也不可能了。就算是招工，别人也只招35岁以下的，拼体力都拼不过人家。”
张建均踩在碎石上，慢悠悠地边走边叹，不时地回头张望。
再多挣点钱吧。来年，北川新县城建起时，说不定要花钱买房子。
要是能为两个娃儿一人盘下一套房子，将来他们结婚生子也不愁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这是夫妇俩仅存的心愿了。
然后，张建均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他收入最好的时候是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
之前，全家的积蓄就是两位前任死后，国家颁发的抚恤金，每人是5000元。一笔1万多元的房屋损毁补偿金至今还没有分发下来。
他申请过低保，始终不能通过。即使申请到了，居民只能得到150元。农民更是少得可怜，是100到35元不等。
大儿子参军去了。小儿子在读职中。全家人仅仅这个儿子买过保险。他一直在工地上挪上爬下，有谁为他上份保险？
有时，他倒想为母贤碧娘儿俩买上保险，可是钱呢——“现在这点钱只能顾到4张嘴。”
况且，母贤碧还有病，根本无法干重活。
母贤碧的病是在两人谈妥结婚，张建均去上海打工20多天后的事。
起初，她发现身上出现了一片片红点点，后来时不时感到头晕目眩，胸中气闷。
“她打来电话时，我还蛮高兴。结果，她告诉我：我不太好嘛。”张建均回忆着。
“啷么呢（怎么了）？”
“医生说我血小板很低，不做检查怕是要得白血病哦。”
“我心里很犹豫。不打这个电话不行。打了这个电话，事情就成不了。他好好一个家都没了，难道又要娶个病人？”在板房里，母贤碧说。
紧挨着电视机的筐里，放着再造生血之类的药丸。这些不知能起多大疗效的药物，要占去这家人每月开支的三分之一。
“结果，他说要我等着，他这就回来。我不信。”几天后，母贤碧就接到了张建均的电话，让她到绵阳火车站接他。
站台前，东张西望的两人见着了面。母贤碧伸手想为他提行李，张建均挡下了，“你是病人，怎么能让你来拿？”
他陪她到了绵阳市大医院作检查，医院开出的价目，听得他们灰心丧气。
“我是嘴上不急心里急啊。我们哪有钱治疗？只有让医生先开药让她吃着，等以后挣够了钱再为她治好。”张建均垂下头去。
说时，母贤碧弱小的身影已浮现在人群中。张建均停驻下来，平静地注视着她。
结婚证是在最困难的当口领的。他对她说，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对你的娃儿好。
婚后有一段时间，母贤碧曾十分自卑，天天窝在家里哭泣，认为天下的坏事都落在自己头上了。
唯一能够宽慰她的，正是眼前这个朴实男人的这句朴实话语。
故事二
女：周永琼曲山镇沙坝3组农民
男：贾怀旭曲山镇沙坝3组农民
妹妹，我好痛苦哦
沙坝村和茅坝村的居民混杂住在社区B区。
在一间板房内，周永琼和她的儿子薛超正掀起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她那结婚才一个月，还没有“完全走进她内心”的现任丈夫贾怀旭，此时更觉像个外人，很知趣地一声不吭，独自忙进忙出，洗洗涮涮。
周永琼娇小的身子全陷在一套赭红的沙发里，那是贾怀旭从原来倒塌的家中背出的。
彩电里的节目不断跳闪，橱柜里的碗具参差不齐，床上衣物的凌乱，她熟视无睹。只是在那里自怨自艾，“妹妹，我好痛苦哦。”
事情起因无非是，她想让儿子跟着老贾的两个娃儿学做生意——在任家坪，他们一个卖旅游纪念品，一个炸油饼。
她心里算计着，让儿子多学些做生意的经验，她好在以后将前夫死时保险公司赔偿的6万元钱拿出来，让儿子“自己干点啥子”。
“结果他没得两天跑回来说他是白搞的（没有得到报酬），好像钱没有归他的包包里头。我看不懂他在那里究竟想搞啥子哦！气得我前晚上哭到半夜，昨天睡了一天。”
在B区的东面，有一间周永琼原来住的板房，现在是儿子一人住。
薛超也偎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我随便她怎么说。要是全听别人说了，那我根本没法过了。”
那张才20岁的脸，透着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沉郁。这天早上，与他同龄的一个伙伴，离开了板房社区，并发誓永远不回来了。
他暗暗计划也这么干。只要等车本本考下来，他就走，离开这儿，甚至离开四川。
儿子的这种想法无疑加重了周永琼的愤懑。
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再婚的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后，儿子还这么“扯兮兮”（不懂事）的。
在九洲体育馆的帐篷营里，她哭晕过无数次，倒在床上不吃不喝连续几天，守在身边的儿子却比较木然，这不得不让她感到失望。
以至于她看到儿子扎着的耳钉，穿着短8寸的裤子，心里都恼火。
她觉得前途悲凉，“他就爱扯经，二天（将来）时间长了怎么得了啊！”
她越想越怕，儿子以后要是娶个婆娘回来，再给她脸色看，她怎么过嘛？
恰在此时，隔壁邻居家传出一阵阵麻将声。
“我听到人家打牌心里是多么地酸，怎么别人打一下我都觉得不行。”她酸酸地说。
“我和我老公结婚20年了，只吵过一回架。他是多么好。特别能干特别吃苦，很多广告公司找他干活，赚得钱再多再少全归我管。”
“女人家总有个肚儿痛的时候，不管天色多晚，他都会起身给我烧一碗红糖水端上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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