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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翻阅柳宗元的文集，每当品读柳宗元的诗文，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个人，这就是柳宗元的铁杆兄弟——刘禹锡。
刘禹锡虽然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还不算顶尖级的人物，在开宗立派、领袖群伦方面无法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相并提，但是，历代评论甚高。《升庵诗话》里赞之曰：“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道：“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由此可见，其诗之影响之大。
对刘禹锡的敬慕与仰止，不仅仅是因为他诗文言辞的精锐与意境的妙道，而更在于他人品的高洁与对朋友之情的真挚。因为没有他的艰苦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就难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这样的绝妙美文，也许只能如流星一般消解在历史的夜空之中，化为随风而逝的尘埃，无法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学子们互相吟咏的文学范本。
刘禹锡的身世与柳宗元极为相似，他于公元772年出生一官宦人家，字梦得，洛阳人氏，祖籍为中山（即河北定县）。据资料考证，他是匈奴族的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刘禹锡自幼好学且博闻强志，童年时代曾受到著名诗僧皎然与灵澈的指点，贞元六年（790）游学长安，于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一并进士及第，从此，两人因同道而相识，由相识而相知，相知而成莫逆之交。
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不知是捉弄还是恩赐，将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后来的二十多年的仕途旅程中紧紧地拧在一起。他们同登博学宏辞科，同入二王集团，同时成为朝廷命官，又同时贬为远州司马，同时应诏回京，又同时外放岭外刺史……同升迁，共沦落，命运之神的安排，使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同路人，成了荣辱与共、患难同当、肝胆相照的铁杆朋友。
我们知道，历经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已是一个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颓废的朝廷，到处是宦官专权、冗员沉积、官府横征、藩镇割据，百姓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为了救生民于水火，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持下，于永贞元年（805年）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这就是历史常言的“永贞革新”。由于革新触及到了宦官与藩镇的利益，因此，遭到强烈反对，半年后，革新失败，王叔文、王伾被逼身亡，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
命途多舛，厄运接踵而来，他们还在行进途中，朝廷又传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从官爵显赫的红人变成新政的阶下囚，成了名符其实的闲人。对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赴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坎坷的仕途，使刘禹锡与柳宗元年轻时的那种“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一步步破灭时，不约而同的将自己的精力与志趣转移到了文学与哲学上来，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这两位政治上的失意文人，互相鼓励，相互支持，在文坛上撑起了另一片蔚蓝的天空。
关于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情义之深，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确是肝胆相照，亲如兄弟。
其实，我们检点《柳宗元文集》时，也可从其相互间的题赠得到印证，柳宗元题赠刘禹锡的诗文达十篇之多，是柳文中题赠最多的。其中最具凄凉之意的要算他俩于衡阳分别时的情景。两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别，只好题诗相赠，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感慨万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临舍翁。”（《重别梦得》）“同时天涯沦落人”，此时的刘禹锡，内心也是同样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却是对柳宗元进行劝解与宽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这何尝不是血的文字！
衡阳一别，刘禹锡越过五岭，南下连州，而柳宗元沿湘江而上，然后再由湘入漓，最后到达柳州，从此，天各一方，只能凭窗了望，以书信往来聊寄相思。
来柳州任刺史，已不再是一个闲职，而是一级行政长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主张，于是，柳宗元大兴教化、释放婢奴、发展生产，本想大干一番。可是，由于南方气候的潮湿，以及内心的极度憔悴，身体日趋恶化，明显感到一天不如一天。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料想难以完成书稿的整理任务，于是，写下遗嘱，要仆人在他死后将书稿交与中山刘梦得君，并于信中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遗响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就这样油尽灯灭，客死柳州任上。
此时的刘禹锡正扶着母亲的灵柩行走在衡阳的路上，而他获知好友柳宗元病故的噩耗后，顷刻间便泪如雨下，可见他心中的悲痛之深。随后，他一边派仆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边含泪给韩愈写信，希望能为柳宗元兄弟撰写墓志铭，以昭其冤。并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以告慰黄泉之下的柳宗元的灵魂。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
刘禹锡与柳宗元之间的挚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烛光，千百年来，一直照耀着中国文坛与政坛的一片天空。
（杨金砖，湖南科技学院）
刘禹锡虽然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还不算顶尖级的人物，在开宗立派、领袖群伦方面无法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相并提，但是，历代评论甚高。《升庵诗话》里赞之曰：“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道：“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由此可见，其诗之影响之大。
对刘禹锡的敬慕与仰止，不仅仅是因为他诗文言辞的精锐与意境的妙道，而更在于他人品的高洁与对朋友之情的真挚。因为没有他的艰苦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就难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这样的绝妙美文，也许只能如流星一般消解在历史的夜空之中，化为随风而逝的尘埃，无法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学子们互相吟咏的文学范本。
刘禹锡的身世与柳宗元极为相似，他于公元772年出生一官宦人家，字梦得，洛阳人氏，祖籍为中山（即河北定县）。据资料考证，他是匈奴族的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刘禹锡自幼好学且博闻强志，童年时代曾受到著名诗僧皎然与灵澈的指点，贞元六年（790）游学长安，于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一并进士及第，从此，两人因同道而相识，由相识而相知，相知而成莫逆之交。
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不知是捉弄还是恩赐，将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后来的二十多年的仕途旅程中紧紧地拧在一起。他们同登博学宏辞科，同入二王集团，同时成为朝廷命官，又同时贬为远州司马，同时应诏回京，又同时外放岭外刺史……同升迁，共沦落，命运之神的安排，使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同路人，成了荣辱与共、患难同当、肝胆相照的铁杆朋友。
我们知道，历经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已是一个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颓废的朝廷，到处是宦官专权、冗员沉积、官府横征、藩镇割据，百姓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为了救生民于水火，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持下，于永贞元年（805年）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这就是历史常言的“永贞革新”。由于革新触及到了宦官与藩镇的利益，因此，遭到强烈反对，半年后，革新失败，王叔文、王伾被逼身亡，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
命途多舛，厄运接踵而来，他们还在行进途中，朝廷又传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从官爵显赫的红人变成新政的阶下囚，成了名符其实的闲人。对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赴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坎坷的仕途，使刘禹锡与柳宗元年轻时的那种“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一步步破灭时，不约而同的将自己的精力与志趣转移到了文学与哲学上来，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这两位政治上的失意文人，互相鼓励，相互支持，在文坛上撑起了另一片蔚蓝的天空。
关于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情义之深，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确是肝胆相照，亲如兄弟。
其实，我们检点《柳宗元文集》时，也可从其相互间的题赠得到印证，柳宗元题赠刘禹锡的诗文达十篇之多，是柳文中题赠最多的。其中最具凄凉之意的要算他俩于衡阳分别时的情景。两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别，只好题诗相赠，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感慨万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临舍翁。”（《重别梦得》）“同时天涯沦落人”，此时的刘禹锡，内心也是同样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却是对柳宗元进行劝解与宽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这何尝不是血的文字！
衡阳一别，刘禹锡越过五岭，南下连州，而柳宗元沿湘江而上，然后再由湘入漓，最后到达柳州，从此，天各一方，只能凭窗了望，以书信往来聊寄相思。
来柳州任刺史，已不再是一个闲职，而是一级行政长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主张，于是，柳宗元大兴教化、释放婢奴、发展生产，本想大干一番。可是，由于南方气候的潮湿，以及内心的极度憔悴，身体日趋恶化，明显感到一天不如一天。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料想难以完成书稿的整理任务，于是，写下遗嘱，要仆人在他死后将书稿交与中山刘梦得君，并于信中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遗响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就这样油尽灯灭，客死柳州任上。
此时的刘禹锡正扶着母亲的灵柩行走在衡阳的路上，而他获知好友柳宗元病故的噩耗后，顷刻间便泪如雨下，可见他心中的悲痛之深。随后，他一边派仆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边含泪给韩愈写信，希望能为柳宗元兄弟撰写墓志铭，以昭其冤。并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以告慰黄泉之下的柳宗元的灵魂。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
刘禹锡与柳宗元之间的挚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烛光，千百年来，一直照耀着中国文坛与政坛的一片天空。
（杨金砖，湖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