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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嘉靖时，俺答多次寻求通贡之机，均遭拒绝，庚戌之变后，明蒙双方再次回到战争状态，导致边患问题不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明世宗驾崩，穆宗继位，改年号为隆庆元年，明穆宗在执政的五年半中，一改世宗在位时的做法，整顿边防，促使明朝与蒙古之间实现了“隆庆和议”和“俺答封贡”等大事件 ，明蒙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开始出现和解。
关键词：隆庆；明穆宗；俺答
一、明穆宗之前的明蒙关系
明朝建立之初，元顺帝退居漠北，对明朝边疆构成严重威胁，明蒙之间时常陷入战争状态，明太祖朱元璋为消灭其残余势力，多次征讨北元，在朱元璋的军事打击之下，北元势力逐渐衰弱，捕鱼儿海战役之后，蒙古可汗脱古思帖木儿丧失了在蒙古部落中的地位，各蒙古部落陷入了争夺宗主权的内讧之中。居于漠北的蒙古族，自西向东，形成了瓦剌、鞑靼、兀哈良三卫。为了更好的实现统治目的，朱元璋采取了军事征伐和政治诱降政策，多次派兵进攻漠北，同时，明太祖又在北部边防修筑边墙，设立都司卫所，建立起北边防卫体系。
到永乐时期，明太宗大量设卫授官，给前来归降的蒙古贵族赐姓更名，如“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1]，还积极招抚和优待前来归附明朝的蒙古人。在边防上，明太宗一改太祖时期的诸王戍边政策，代之为皇帝守边。
永乐时期，确定了对蒙古的封贡制度，到宣德正统时，明朝更多的致力于国家内部治理，对蒙古主要是安抚和防御，仁宗即位后便遣使阿鲁台，“令通使往来如故，并赐王及王母彩币表里”[2]，在防御上，则是继续加强边防建设，修筑长城。
土木之变后，明蒙之间恢复朝贡，到景泰时，明蒙之间的朝贡达到最大规模，之后明朝便不再派使臣出使蒙古，但明朝仍然接受蒙古使臣朝贡，到正德、嘉靖时期则完全实行绝贡政策。弘治十七年到嘉靖十一年，明蒙之间中断了将近30年的朝贡关系。嘉靖十一年，“北虏自延绥求通贡市”，但“兵部言小王子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3]。嘉靖二十年秋，俺答派使者石天爵向明朝政府第一次提出通贡请求。嘉靖二十年以后，俺答汗几乎年年请贡，但都遭到明廷拒绝，从而导致 “庚戌之变”的发生。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大举南下，大同总兵仇鸾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于八月引兵东去，十五日达古北口，大掠京畿怀柔、顺义，二十一日俺答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但他无意夺取帝位，并没有攻城，俺答退兵北京之后又多次向嘉靖帝请求通贡，世宗迫于压力，最终批准开放马市。嘉靖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同马市在镇羌堡下开市，但马市只进行不到一年，明廷就找借口将其关闭，自此到嘉靖末年，明蒙之间又进入战争状态。
二、明穆宗即位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明世宗驾崩，“壬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隆庆元年，大赦天下”[4]。穆宗即位后，纠正诸多嘉靖时期的弊政，平反冤狱，整顿吏治，“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5]，以前的道教仪式全部停止，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穆宗即位后，用人不疑，与阁臣之间相互信任，倚靠高拱、张居正等大臣来治理国家。并且隆庆时期边防大臣精明能干，顾全大局。大同巡抚方逢时“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协机宜”[6]。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慷慨有奇气”，正是有了这些识时务的边吏辅佐明穆宗，才促成明蒙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穆宗即位之初，北方边患问题仍很严峻，而在处理明蒙关系上，穆宗的表现也更为积极。如隆庆元年三月，“虏犯辽阳长安堡”[7]，五月，“俺答犯大同，九月，俺答在赵全的唆使下，攻大同、陷石州、趋雁门”[8]。在这种蒙古军队频繁进行扰掠的形势下，穆宗敕谕“辅臣徐楷等曰：“朕闻东西二边寇虏茶毒，防虏之策，图之宜豫，卿等宜会文武群臣，务实详议以闻”[9]。隆庆二年时，穆宗先后重用王崇古、方逢时、戚继光、谭伦等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军营，提高军队战斗力，整顿后的明朝军队在边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穆宗的民族偏见观念是是较少的，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同时，在对待蒙古族的态度上，隆庆帝吸取前朝边防政策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认识到战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执行对蒙和好的政策，这种意识的转变和对北部边防的政策，对明蒙关系的转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隆庆和议
隆庆四年九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率众来投降明朝，对此，《明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鉄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所，既长，娶妇比吉。久之，会我儿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为俺答所夺，其女即俺答外孙女也，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答以他女畀之，终不悦，遂弃所部来归，独阿力哥十人从，已而，降者相踵。”[10]大同巡抚方逢时预见到把汉那吉“乃奇货可居”，接受其投降，并报告总督王崇古，总督王崇古受之，并与方逢时一同上疏，提出三条建议来解决把汉那吉事件，一是优待把汉那吉，给予高官厚禄，与俺答交换逃往板升地区的白莲教头目赵全等人，继而实现封贡互市；二是利用把汉那吉来牵制俺答，令俺答有所顾忌，使明朝掌握主动权；三是拉拢把汉那吉，“厚以恩义结之”，待俺答死后将把汉那吉遣还，从而削弱蒙古势力。方案一出，遭到了众臣反对，“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11]最后，在张居正和高拱的支持下，王崇古的主张得以实施。隆庆四年十月，“上曰：虏酋慕义来降，宜加优抚，其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一袭。”[12]
最终，明蒙双方达成一致。隆庆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俺答派真夷打儿汗等将赵全等人从云石堡执送给明朝政府，明政府将赵全、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赵龙、王廷辅、吕老小、马西川等人“押赴市曹，照例会官处决，各枭首，咨送兵部，传示九边悬挂”。[13]至此，把汉那吉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把汉那吉事件解决之后，俺答汗遣使表示感谢，并请求明朝通贡互市。在通贡互市方面，涉及到了对蒙古政策的改变，廷臣各执己见，穆宗也让大臣反复商议，之后，张居正等人提出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14]的边防新政，经过商讨，穆宗表示赞同通贡互市主张，明蒙封贡事宜最终确定。
最终，在王崇古、高拱、张居正等贤臣的极力促进下，明蒙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隆庆五年三月，兵部复奏，“请如崇古议，封俺答汗王号，余酋授都督指挥千户职衔”[15]，赐排蟒衣一件，彩币八件。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封王仪式结束后，明蒙之间的互市也相继展开，从五月至八月，明朝先后在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宣府张家口堡、山西水泉营开设市场。明蒙之间的关系再次走向和平。
隆庆和议是蒙汉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结束了自明初以来明蒙之间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16]，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17]的长期和平景象，促进了明蒙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对加强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明太宗实录》卷264，永乐二十一年冬十月己巳条。
[2]《明仁宗实录》卷7，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
[3]《明世宗实录》卷136，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条。
[4]张廷玉：《明史》卷19，《穆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5]张廷玉：《明史》卷19，《穆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6]张廷玉：《明史》卷222，《方逢时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7]《明穆宗实录》卷6，隆庆元年三月乙酉条。
[8]谈迁：《国榷》卷65，穆宗隆庆元年四月甲寅条，中华书局。
[9]《明穆宗实录》卷13，隆庆元年十月甲辰条。
[10]《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癸卯条。
[11]张廷玉：《明史》卷213，《高拱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2]《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丁未条。
[13]佚名《赵全谳牍》，《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薄音湖、王雄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4]夏燮：《明通鉴》卷65，穆宗隆庆五年，中华书局。
[15]《明穆宗实录》卷55，隆庆五年三月己庚午条。
[16]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薄音湖、王雄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7]《明经世文编》卷35，朱简齐先生奏议，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关键词：隆庆；明穆宗；俺答
一、明穆宗之前的明蒙关系
明朝建立之初，元顺帝退居漠北，对明朝边疆构成严重威胁，明蒙之间时常陷入战争状态，明太祖朱元璋为消灭其残余势力，多次征讨北元，在朱元璋的军事打击之下，北元势力逐渐衰弱，捕鱼儿海战役之后，蒙古可汗脱古思帖木儿丧失了在蒙古部落中的地位，各蒙古部落陷入了争夺宗主权的内讧之中。居于漠北的蒙古族，自西向东，形成了瓦剌、鞑靼、兀哈良三卫。为了更好的实现统治目的，朱元璋采取了军事征伐和政治诱降政策，多次派兵进攻漠北，同时，明太祖又在北部边防修筑边墙，设立都司卫所，建立起北边防卫体系。
到永乐时期，明太宗大量设卫授官，给前来归降的蒙古贵族赐姓更名，如“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1]，还积极招抚和优待前来归附明朝的蒙古人。在边防上，明太宗一改太祖时期的诸王戍边政策，代之为皇帝守边。
永乐时期，确定了对蒙古的封贡制度，到宣德正统时，明朝更多的致力于国家内部治理，对蒙古主要是安抚和防御，仁宗即位后便遣使阿鲁台，“令通使往来如故，并赐王及王母彩币表里”[2]，在防御上，则是继续加强边防建设，修筑长城。
土木之变后，明蒙之间恢复朝贡，到景泰时，明蒙之间的朝贡达到最大规模，之后明朝便不再派使臣出使蒙古，但明朝仍然接受蒙古使臣朝贡，到正德、嘉靖时期则完全实行绝贡政策。弘治十七年到嘉靖十一年，明蒙之间中断了将近30年的朝贡关系。嘉靖十一年，“北虏自延绥求通贡市”，但“兵部言小王子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3]。嘉靖二十年秋，俺答派使者石天爵向明朝政府第一次提出通贡请求。嘉靖二十年以后，俺答汗几乎年年请贡，但都遭到明廷拒绝，从而导致 “庚戌之变”的发生。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大举南下，大同总兵仇鸾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于八月引兵东去，十五日达古北口，大掠京畿怀柔、顺义，二十一日俺答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但他无意夺取帝位，并没有攻城，俺答退兵北京之后又多次向嘉靖帝请求通贡，世宗迫于压力，最终批准开放马市。嘉靖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同马市在镇羌堡下开市，但马市只进行不到一年，明廷就找借口将其关闭，自此到嘉靖末年，明蒙之间又进入战争状态。
二、明穆宗即位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明世宗驾崩，“壬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隆庆元年，大赦天下”[4]。穆宗即位后，纠正诸多嘉靖时期的弊政，平反冤狱，整顿吏治，“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5]，以前的道教仪式全部停止，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穆宗即位后，用人不疑，与阁臣之间相互信任，倚靠高拱、张居正等大臣来治理国家。并且隆庆时期边防大臣精明能干，顾全大局。大同巡抚方逢时“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协机宜”[6]。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慷慨有奇气”，正是有了这些识时务的边吏辅佐明穆宗，才促成明蒙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穆宗即位之初，北方边患问题仍很严峻，而在处理明蒙关系上，穆宗的表现也更为积极。如隆庆元年三月，“虏犯辽阳长安堡”[7]，五月，“俺答犯大同，九月，俺答在赵全的唆使下，攻大同、陷石州、趋雁门”[8]。在这种蒙古军队频繁进行扰掠的形势下，穆宗敕谕“辅臣徐楷等曰：“朕闻东西二边寇虏茶毒，防虏之策，图之宜豫，卿等宜会文武群臣，务实详议以闻”[9]。隆庆二年时，穆宗先后重用王崇古、方逢时、戚继光、谭伦等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军营，提高军队战斗力，整顿后的明朝军队在边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穆宗的民族偏见观念是是较少的，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同时，在对待蒙古族的态度上，隆庆帝吸取前朝边防政策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认识到战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执行对蒙和好的政策，这种意识的转变和对北部边防的政策，对明蒙关系的转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隆庆和议
隆庆四年九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率众来投降明朝，对此，《明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鉄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所，既长，娶妇比吉。久之，会我儿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为俺答所夺，其女即俺答外孙女也，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答以他女畀之，终不悦，遂弃所部来归，独阿力哥十人从，已而，降者相踵。”[10]大同巡抚方逢时预见到把汉那吉“乃奇货可居”，接受其投降，并报告总督王崇古，总督王崇古受之，并与方逢时一同上疏，提出三条建议来解决把汉那吉事件，一是优待把汉那吉，给予高官厚禄，与俺答交换逃往板升地区的白莲教头目赵全等人，继而实现封贡互市；二是利用把汉那吉来牵制俺答，令俺答有所顾忌，使明朝掌握主动权；三是拉拢把汉那吉，“厚以恩义结之”，待俺答死后将把汉那吉遣还，从而削弱蒙古势力。方案一出，遭到了众臣反对，“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11]最后，在张居正和高拱的支持下，王崇古的主张得以实施。隆庆四年十月，“上曰：虏酋慕义来降，宜加优抚，其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一袭。”[12]
最终，明蒙双方达成一致。隆庆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俺答派真夷打儿汗等将赵全等人从云石堡执送给明朝政府，明政府将赵全、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赵龙、王廷辅、吕老小、马西川等人“押赴市曹，照例会官处决，各枭首，咨送兵部，传示九边悬挂”。[13]至此，把汉那吉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把汉那吉事件解决之后，俺答汗遣使表示感谢，并请求明朝通贡互市。在通贡互市方面，涉及到了对蒙古政策的改变，廷臣各执己见，穆宗也让大臣反复商议，之后，张居正等人提出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14]的边防新政，经过商讨，穆宗表示赞同通贡互市主张，明蒙封贡事宜最终确定。
最终，在王崇古、高拱、张居正等贤臣的极力促进下，明蒙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隆庆五年三月，兵部复奏，“请如崇古议，封俺答汗王号，余酋授都督指挥千户职衔”[15]，赐排蟒衣一件，彩币八件。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封王仪式结束后，明蒙之间的互市也相继展开，从五月至八月，明朝先后在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宣府张家口堡、山西水泉营开设市场。明蒙之间的关系再次走向和平。
隆庆和议是蒙汉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结束了自明初以来明蒙之间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16]，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17]的长期和平景象，促进了明蒙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对加强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明太宗实录》卷264，永乐二十一年冬十月己巳条。
[2]《明仁宗实录》卷7，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
[3]《明世宗实录》卷136，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条。
[4]张廷玉：《明史》卷19，《穆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5]张廷玉：《明史》卷19，《穆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6]张廷玉：《明史》卷222，《方逢时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7]《明穆宗实录》卷6，隆庆元年三月乙酉条。
[8]谈迁：《国榷》卷65，穆宗隆庆元年四月甲寅条，中华书局。
[9]《明穆宗实录》卷13，隆庆元年十月甲辰条。
[10]《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癸卯条。
[11]张廷玉：《明史》卷213，《高拱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2]《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丁未条。
[13]佚名《赵全谳牍》，《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薄音湖、王雄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4]夏燮：《明通鉴》卷65，穆宗隆庆五年，中华书局。
[15]《明穆宗实录》卷55，隆庆五年三月己庚午条。
[16]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薄音湖、王雄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7]《明经世文编》卷35，朱简齐先生奏议，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