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黄石距武汉100公里，城际列车半小时可到。我坐的是1月21日凌晨的离京高铁。出发前，我特意去药店买了医用外科口罩。货源充足，我也只买了一包，想着也就是在高铁和车站人流密集处戴一下，10个妥妥够用。此刻回想，肠子悔青。我果然对局势毫无判断力和预见性。
　　后来的事情如大家都知道的一样，形势急转直下。
　　回家后总要睡懒觉。后来，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武汉封闭了；再后来，黄石也封闭了。
　　公交停了，火车站也关了。大家都在家“自我隔离”。宅了没两天，和我一同返程的老公（下文以“家属”称呼）就如同一只胀鼓鼓的气球，随时要爆炸。他怀有一腔工作热情，武汉封城后就觉得不妙，一直念叨着得早点回京，为他伟大的互联网事业燃烧青春。但我觉得，怎么也得过完年再走，不然叫什么回家過年？
　　当然，“封城”解决了我俩关于回京时间的所有矛盾。回京没了希望，他只好气鼓鼓地全身心投入疫情新闻之中。他刷着手机，神情严肃，反复强调：这次情况很严重，很严重。一旦我接一句“以后会好的”“可以防控的”之类透出乐观情绪的话，他就会一脸质疑。
　　除夕晚上，电视里播着春节联欢晚会。我沉迷于朱一龙的盛世美颜，对着金婧的搞怪小品嘎嘎乱笑，而家属在尽职尽责地教父母怎么戴口罩和摘口罩。
　　电视里，媒体轮番播报；手机上，信息难辨真假，令人疲于应付。我妈脆弱的心理防线摇摇欲坠。
　　她开始回忆。1月，曾有武汉人来她工作的地方办事。对，那是个千真万确的武汉人。神秘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在那时就已经悄悄潜入自己体内？
　　虽说尽量不要出门，但我们这是小城，家又不在市区。封城后，外卖平台只有寥寥几家位于市区的蛋糕店显示能够送餐。要吃饭，就必须出门买菜。附近的菜场关了，爸妈只能骑车共同奔赴离家2公里的超市。我由于不会骑车，只能作为无用的青壮年劳动力待在家中。这次出门的经历，也在老妈的记忆中，变成病毒可能的来源之一。
　　之前，我们所在的小区还没有确诊病例时，老爸喜欢晚上出门散步。若我妈阻拦，我爸也有理有据：如果空气里都是病毒，散个步就能感染病毒，你干吗天天开窗通风？但老妈依然满怀忧虑，在老爸优哉游哉回家时，她会立刻喝道：“去洗手！”然后迅速地将他的外套用沾了酒精的毛巾擦拭后挂到阳台。
　　家里的所有碗筷，全部用热水消毒；各种毛巾，都要放进锅里煮；地板桌子都用酒精擦，一日需要擦上两遍才能心安。垃圾桶也被我妈认为是病毒集中营。每次垃圾桶开合，她就仿佛看到病毒扑楞着翅膀飞出来。
　　一日凌晨，老妈坚持说自己发烧了，并开始细数自己可能已经感染了谁谁、谁谁和谁谁谁。老爸给她量了三次体温，一切正常。第二天早上再量，36.3℃，是真的正常。
　　我们说，你别吓自己了，干点别的事情吧。但是不行。老妈依然不能放弃从网上获取信息，从群里获取谣言，并奋战在信谣传谣的第一线。
　　短视频和电视剧，在疫情面前，失去了一切吸引力。
　　2月3日，小区也传来一例确诊信息。老妈方寸大乱，仿佛看到大军压境。过了会儿又说：“哎，人家确诊了也挺可怜，大家都想躲着他，本来生病了就很可怜的。”
　　我妈真的，弱小、无助，但善良。
　　好消息是，之前家属所在的公司为他们滞留湖北的员工寄送来了一些慰问物资，比如饼干、方便面、洗手液、消毒水和30个口罩。同事说，你现在有30个口罩，就好像酒柜里摆着30瓶茅台，是大户人家了。
　　一下子，我就有了出门的勇气。我可以出30趟门啊！
　　不过，有了确诊病例后，小区也处于半封闭状态了。老爸的娱乐活动——楼下散步——也被老妈和一众亲戚认定危险系数太高，被迫停止。
　　接着，坊间又有传闻，市中心一家超市也有员工感染。这下子，超市也不能去了。又有人推荐了一个跑腿小哥，这小伙子有台电动摩托车，能接单去超市购物，收些配送费。
　　晚上，老妈收拾好她忐忑不安的心情，给我们做了剁椒鱼头。这剁椒鱼头也有来历。小区有业主是附近一餐厅的老板，年前人家囤了批货，打算趁着春节赚一笔，不料被疫情迎头痛击，餐厅开不了张，只好就地在小区业主群里处理食材。鱼是活鱼，一条6斤。人家拍视频证明是现宰现杀，还附送了一罐剁椒，又把鱼放到了我家单元楼门口，是当下流行的“无接触送餐”。那剁椒可真好吃！
　　吃着饭，我哼着歌。老妈感慨，你们开心就好。家属说，开心呀，不用吃外卖了呀。
　　饭后，家属打开了钉钉，还要继续工作。可以为互联网事业燃烧青春后，他的脾气也正常了不少。
　　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但日子总要过下去。不管怎样，在这一历史时刻中，一家人是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