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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在北京去世。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华国锋曾是一个重要的名字，虽然他在我们视野中留下的印迹不多。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