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是人体所必需的，每天要吃饭。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东南西北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均好客，同学朋友吃饭聚会，无可厚非。问题不在这些，而在于大吃大喝，不少人请客吃不到一半就倒掉造成巨大浪费。毛主席早就批评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些，因为用自己家钱吃自己家人吃饭，请自己家客人，奢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符合伦理道德但也不违法，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树立新风来解决。问题的实质在于用公款大吃海喝。
　　公款吃喝不是今天才有的，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无从考证，而大吃海喝却在不断创造新的纪录。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形容公款吃喝“一顿饭一头牛”，今天的公款吃喝一顿饭岂止一头牛，有的恐怕要超过十头牛。其危害不言自明，于己，吃坏了身体喝坏了胃，那么多的“三高”病人，哪一个不是大吃海喝导致的？为治“三高”病又消耗了大量医疗资源；于家，破坏了家庭和睦，有的人天天处于“吃请”，“请吃”之中，一年能回家几次与家人团圆；于国，浪费了大量国家财政，公款吃喝花掉了多少财政，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3000亿，有人说5000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是浪费了宝贵的粮食等食品；于党，败坏了党风和政风，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滋生了腐败。中央为此三令五申，多次下发文件制止大吃大喝，短期有所收敛，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要解决问题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我认为有两大根源：一是财政体制。其实公款吃喝哪一个不是公家报销的。进一步要问的是为什么公款吃喝能够报销，前有财政预算，后有国家各级审计，居然还能过关，这就表明我们的财政运行体制为公款大吃大喝留下了空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改革预算制度，特别是要实行阳光财政，推进“三公”公开，不仅要公开三公的大数，而且要公布细节，用公款请了哪些人吃，吃了多少钱。因为财政都是纳税人的钱，花纳税人的钱就要让纳税人知道，让纳税人监督。之所以有人那么慷慨请客，那是因为慷的是国家之慨，用国家的钱为自己捞面子甚至为自己捞好处，这样的事谁都愿意干。在经济学上早就有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其实公款吃喝就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或办自己的事，一定是不节约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财政约束，财政公开。没有约束，没有公开，公款吃喝必然疯狂。近些年，笔者多次到过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大使馆参加宴请活动，每次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没吃饱，回家后需要再煮一袋方便面来补充一下，人家请客基本上都是4道菜，一张桌坐10个人，一条鱼、一个生菜沙拉、一碗菜汁、一个甜点，主食就是面包。老外怎么那么抠门？经过考察才发现，不少大使馆的费用是承包的，如果超支了，大使需要自己掏腰包，你说他能不节约吗？
　　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目前的大吃大喝之所以严重，就是因为权力集中，可以说现在请客买单很少有上级请下级，绝大多数是下级请上级，为什么？因为上级掌握有更多资源，近几年之所以“跑部钱进”愈演愈烈，就是因为少数部委拥有过大的权力，跑关系可以得到好处。如果用1元钱的成本可以跑到2元的效益，当然也是划算的，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就值得，这是经济学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要跑到收益，自然需要联络感情，要到高档饭店请吃高档饭菜、饮高档名酒、送高档礼品。中国那么多五星级酒店，谁来住，谁来吃，恐怕绝大多数掏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分散权力，某个项目某项财政支出投在什么地方合适，不应该由某个部门说了算，而应该有全国人大说了算，或者说由全国的人民代表说了算。“跑部钱进”不管用了，自然没人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