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辨的事实。
　　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
　　早在发动总攻之前，在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而曾国荃对这股凶暴的贪婪之潮完全听之任之。他想以此做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甚至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
　　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
　　这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
　　关于曾国荃在此次抢劫中的收获，经过重重传说渲染，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一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 改作朝珠” 。
　　又说 “（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馀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更有种种如同身见的细节，更增加了其流传的魅力。但是这类传说漏洞太多。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传说的道具，从和绅财宝到曾国荃赃物再到慈禧棺中，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野史的作者想像力太差了些。
　　那么，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没有暴富呢？
　　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辨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诬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
　　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
　　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 郭嵩焘在驳斥王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说曾国荃资财不及百万，乃是指一生的积蓄而言；带兵六年之后，他还当过数任巡抚，以及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其收入亦极可观。按照当时大家流传的关于总督一级每年陋规收入的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相比郭嵩焘从广东离任，行李船六十只，确实不能说曾国荃贪污得很厉害。
　　曾国荃虽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他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藩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