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放，河北黄骅人。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著有诗集《我乡间的妻子》《大地之子》《草民》《刘小放诗选》等多部。曾获《诗刊》优秀作品一等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国新诗百年“十佳田园诗人”。
　　《当代人》杂志，是河北省创刊最早的文学杂志，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一路走来，历经时代沧桑，几经更改刊名，是燕赵大地文化精神的里程碑和时代风云的晴雨表。
　　早在1957年，我去黄骅中学读书，在學校的图书室里读到《蜜蜂》杂志，一见如故，每期必读并成为一个痴迷的文学爱好者。不久，《蜜蜂》更名为《河北文学》，主编是著名的大诗人田间，编委有康濯、孙犁、李满天、张庆田等前辈作家。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河北文学》上，我读到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刑野的长诗《狼牙山五壮士》、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刘真的短篇小说《英雄的乐章》及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名篇。同时，我也结识了故乡沧州经常在《河北文学》上发表作品的业余作家郭澄清、可华、李子等。
　　1964年，我因故辍学回乡务农。迷上写作的我开始向《河北文学》投稿，在1965年春天的一期刊物上，终于发表了一首四行小诗《治碱歌》。这四行小诗给了我信心和勇气。麦收前后，我有机会去天津（当时河北省会所在地），就带了一沓诗稿，兴致勃勃地去《河北文学》编辑部送稿。在一座小楼上，诗歌组编辑韩放同志热情接待了我。送去的诗稿最终未被选用，但韩放同志用毛笔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退稿信，我奉为至宝珍存了几十年。迄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河北文学》的地址：天津市营口道58号。
　　记得是1965年岁尾，《河北文学》编辑苑纪久和何理来沧州组稿，几经周折把我从黄骅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召到沧州地区招待处。两位省城大编辑没有一点架子，诗人何理光眯着眼笑。苑纪久老师用一口地道的保定乡音向我交代任务：“俺们知你爱好写作，家在农村，有生活，就约你写篇根治海河的故事吧。”因为1963年河北闹过一场大水，毛主席他老人家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海河”七个大字。从此，河北各地就开始“千军万马战海河”了。为配合任务，《河北文学》要组织这方面的稿件，算我走运，搭上了这便车。
　　回村不久，我就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小稿寄往天津。当年的清明节后，我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一份1966年4月号的《河北文学》，打开一看，我那篇《治河迷新传》赫然在目。不久，又收到寄来的二十四元稿费，这差点让我找不着北，因为当时我在生产队干一年活儿，扣除全家口粮等开销，也分不到十块八块。正好，我用这笔“巨”款，托人从外地买了一套四册《马雅可夫斯基诗选》。
　　几个月后，轰轰烈烈的“文革”燃烧起来了，《河北文学》随之停刊。七年之后，《河北文学》复刊，更名为《河北文艺》。又过了大约七年，《河北文艺》又恢复为《河北文学》，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又更名《当代人》。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近三十年的时光里，我与《河北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乡村到部队，从部队到机关单位，我大好年华里的一些主要作品，都是在《河北文学》这方文学圣土催生发表的。从我保存下来的部分作品剪报看，就有诗歌《红大娘》（1973年《河北文艺》）、组诗《铁流向前》（1974年《河北文艺》）、组诗《深挖洞进行曲》（1975年《河北文艺》）、长诗《暴风雨颂》（1976年《河北文艺》）、诗歌《欢庆的锣鼓》（1976年《河北文艺》）、组诗《红匾》（1977年《河北文艺》）、组诗《城南庄》（1978年《河北文艺》）、组诗《草民》（1987年《河北文学》）、组诗《娘娘河》（1988年《河北文学》）、组诗《野土》（1990年《河北文学》）、组诗《大地块垒》（1991年《河北文学》）。
　　我初步算了算，不同年代发表的这些诗作，计有两千多行，放在一起就是一片诗歌的庄稼，这枝枝叶叶的艺术生命，就生长在燕赵大地《河北文学》的沃土上。在此，我深切地感念《河北文学》当年的园丁：张庆田、刘哲、肖杰、王洪涛、尧山壁、靳亚利……也深切地祝福当今的《当代人》：当随时代，铸就燕赵大地文化的丰碑。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