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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后，上百家投资机构把大笔资金，甚至是全部身家投在看上去即将登陆创业板的公司。他们后来的绝望之情恐怕比《非诚勿扰》中打算跳海的风险投资人还有过之。
“越有风险越投资，没有风险绝不投资”——抱着如此“浅见”，《非诚勿扰》中范伟饰演的风险投资人着实“风险”了一把，从葛优手里买下的“分歧终端机”遇上了金融风暴砸在了自己手里，绝望中险些就抱着“终端机”跳海了事。人民群众眼中的“专业人士”，此刻不仅变得不再“专业”，还多了几分悲悯和滑稽。
这一幕可不仅是编剧的独具匠心。7年前，有一大批投资机构押赌创业板即将推出，他们把大笔资金，甚至全部身家投在那些看上去必然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结果可想而知，其绝望之情恐怕比范伟还有过之。
生死劫
2002年的某一天，达晨创投公司的投资总监梁国智很煎熬也很郁闷。在刚结束的公司大会上，董事长刘昼发飙了：你们到底做还是不做?
做，还是不做?梁国智自己心里也在打鼓。
达晨创投2000年成立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冲着创业板，甚至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专做创业板投资。当时，刘昼在湖南电广传媒集团任总裁助理。他在1999年的第一届高交会上就相中了同洲电子，这是一家刚刚从没落的LED行业转身到数字电视领域的小公司，但它所在的行业与电广传媒刚好是上下游关系。
创业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每天都是倒计时。很快，以电广传媒为背景的达晨创投顺理成章地成立了，成为当年一夜之间冒出的上百家风险投资中的一家。
梁国智2001年从商业银行信贷部跳槽到达晨时，还是个从清华毕业不久的高材生，心中自然有万般抱负。那时，风险投资在国内是个新生事物，不提“风险”，光论“投资”，想当然是个万人求的财神爷。可是，梁国智的绣球还没来得及抛出去，形势就开始急转直下。
“2001年8月5日推出国有股减持，然后股市直线下滑。我们想政策可能要发生重大变化，估计创业板够呛了。”梁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现实逼得风险投资机构倒抽了一口冷气，梁开始感到底气不足，但日常工作还是要做，他每日依旧要硬着头皮按部就班地考察企业，了解人家的商业模式。可企业早已将时势洞穿，态度冷淡：“你们别看了，我知道你们看了也不会投，你们这样的风投已经来过好几拨了。”
话糙理不糙，创投们天天去考察人家的商业模式，但当被人家反过来问到自己的商业模式时，梁国智自己也愣住了。“我们投的项目上不了市，就赚不了钱。自己的商业模式都没抓好，怎么去评估人家的商业模式?”想起当年，梁感慨万千。
他坦言自己当时也在摇摆：撑下去会不会是“傻乎乎”地等死?毕竟公司的人已经走了快一半。
就在前文提到的公司大会上，达晨创投董事长刘昼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把所有人的担忧讲了出来。大家第一次开始正视眼前的问题，讨论将来的出路。刘昼提出两个选择：一是公司转做房地产；二就是坚持下去，等待资本市场春暖花开。
会上，包括梁在内很多人举棋不定，刘昼率先表态：这个行业在未来的五六年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一定要做。那次会议的最后结果是：各退一步，继续做创投，但投资要把握好节奏，谨慎一点，继续等待政策的春风。
没有你，我怎么办?
如果说刚起步的达晨还有回头路可走，创业板的出尔反尔则让一些陷得更深的投资人犹如哑巴吃黄连。曾位列5家深圳创投工会副会长级单位之一的21世纪创投，就因为押注创业板失败，早已不见踪影。更有传说，一位如今知名的深圳投资人，曾因将大笔资金压在创业板企业上不能及时套现，窘困到连孩子的学费都要向人借。
深圳市政府直接出资成立的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也亲身经历了这个无比寒冷的冬天。就在创业板“忽悠”的高潮期，深圳市政府和深交所共同拟定了一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候选名单。名单上的二十几家公司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垂涎的“金娃娃”，似乎只要能“挨”上一个，后半生就高枕无忧了。上百家风险投资为这二十几家公司开始明争暗夺，大打出手。创新投的政府背景这时帮了大忙，二十几家公司几乎每家都参了股，开始坐等好收成。
人算不如天算。2002年，资本市场发生急剧变化，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开设创业板时机远未成熟。对此，创新投“出离愤怒”，决定打破沉默，直接冲到游说创业板推出的前线。
“中国的环境不一样，中国的企业基础不一样，我们的股票市场不就是在不成熟中才试出来的吗?什么叫成熟、什么叫不成熟?你只有做起来才能成长起来。孩子也是，你不让他游泳他哪能长大?”想起当年的情境，创新投总裁李万寿依然忿忿不半。
愤怒归愤怒，资本市场并没有因这愤怒好转起来，惨淡一天胜似一天。创新投也清楚国家的决策不可能受“游说团”影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创新投由一个充满斗气的勇士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失望至极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外。
然而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境外企业才可以在境外上市，创新投在海外没有自己的基金，所投企业也不是海外结构，因此这条路并不好走。“国内的人民币通过擦边球的方式出去，量很小，又得借助别人，成本也高。虽然2005年之前上了十几家，但没怎么赚到钱，其中几家还亏得很厉害。”李万寿回忆道，“甚至有的到现在还留下了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指的是什么，他不肯再细说。但显然当年由于创业板留下的“老伤疤”，遇上阴雨天，依旧会隐隐作痛。
2009年初，创业板即将推出的消息再次复出，被一层层大浪刷洗后存活下来的“老投资”们，还会像前夜般疯狂么?
“创业板能出来是一个好事，但有些人以为通过关系拿到Pre-Ipo的项目就可以赚钱。那是在过去泡沫的时代，疯狂的时代。”李万寿说。梁国智也对早年的冲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实我现在最后悔的是当年没有在市场最萧条的时候多做几个好项目。”梁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教训是，企业至少要培养5、6年，不能太急功近利。”
看来，资本市场的又一个冬天和创业板“狼来了”的呼声，对于早已被数字忽悠的投资“老手”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他们甚至开始学会利用这样的周期和形势了。
“越有风险越投资，没有风险绝不投资”——抱着如此“浅见”，《非诚勿扰》中范伟饰演的风险投资人着实“风险”了一把，从葛优手里买下的“分歧终端机”遇上了金融风暴砸在了自己手里，绝望中险些就抱着“终端机”跳海了事。人民群众眼中的“专业人士”，此刻不仅变得不再“专业”，还多了几分悲悯和滑稽。
这一幕可不仅是编剧的独具匠心。7年前，有一大批投资机构押赌创业板即将推出，他们把大笔资金，甚至全部身家投在那些看上去必然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结果可想而知，其绝望之情恐怕比范伟还有过之。
生死劫
2002年的某一天，达晨创投公司的投资总监梁国智很煎熬也很郁闷。在刚结束的公司大会上，董事长刘昼发飙了：你们到底做还是不做?
做，还是不做?梁国智自己心里也在打鼓。
达晨创投2000年成立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冲着创业板，甚至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专做创业板投资。当时，刘昼在湖南电广传媒集团任总裁助理。他在1999年的第一届高交会上就相中了同洲电子，这是一家刚刚从没落的LED行业转身到数字电视领域的小公司，但它所在的行业与电广传媒刚好是上下游关系。
创业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每天都是倒计时。很快，以电广传媒为背景的达晨创投顺理成章地成立了，成为当年一夜之间冒出的上百家风险投资中的一家。
梁国智2001年从商业银行信贷部跳槽到达晨时，还是个从清华毕业不久的高材生，心中自然有万般抱负。那时，风险投资在国内是个新生事物，不提“风险”，光论“投资”，想当然是个万人求的财神爷。可是，梁国智的绣球还没来得及抛出去，形势就开始急转直下。
“2001年8月5日推出国有股减持，然后股市直线下滑。我们想政策可能要发生重大变化，估计创业板够呛了。”梁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现实逼得风险投资机构倒抽了一口冷气，梁开始感到底气不足，但日常工作还是要做，他每日依旧要硬着头皮按部就班地考察企业，了解人家的商业模式。可企业早已将时势洞穿，态度冷淡：“你们别看了，我知道你们看了也不会投，你们这样的风投已经来过好几拨了。”
话糙理不糙，创投们天天去考察人家的商业模式，但当被人家反过来问到自己的商业模式时，梁国智自己也愣住了。“我们投的项目上不了市，就赚不了钱。自己的商业模式都没抓好，怎么去评估人家的商业模式?”想起当年，梁感慨万千。
他坦言自己当时也在摇摆：撑下去会不会是“傻乎乎”地等死?毕竟公司的人已经走了快一半。
就在前文提到的公司大会上，达晨创投董事长刘昼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把所有人的担忧讲了出来。大家第一次开始正视眼前的问题，讨论将来的出路。刘昼提出两个选择：一是公司转做房地产；二就是坚持下去，等待资本市场春暖花开。
会上，包括梁在内很多人举棋不定，刘昼率先表态：这个行业在未来的五六年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一定要做。那次会议的最后结果是：各退一步，继续做创投，但投资要把握好节奏，谨慎一点，继续等待政策的春风。
没有你，我怎么办?
如果说刚起步的达晨还有回头路可走，创业板的出尔反尔则让一些陷得更深的投资人犹如哑巴吃黄连。曾位列5家深圳创投工会副会长级单位之一的21世纪创投，就因为押注创业板失败，早已不见踪影。更有传说，一位如今知名的深圳投资人，曾因将大笔资金压在创业板企业上不能及时套现，窘困到连孩子的学费都要向人借。
深圳市政府直接出资成立的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也亲身经历了这个无比寒冷的冬天。就在创业板“忽悠”的高潮期，深圳市政府和深交所共同拟定了一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候选名单。名单上的二十几家公司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垂涎的“金娃娃”，似乎只要能“挨”上一个，后半生就高枕无忧了。上百家风险投资为这二十几家公司开始明争暗夺，大打出手。创新投的政府背景这时帮了大忙，二十几家公司几乎每家都参了股，开始坐等好收成。
人算不如天算。2002年，资本市场发生急剧变化，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开设创业板时机远未成熟。对此，创新投“出离愤怒”，决定打破沉默，直接冲到游说创业板推出的前线。
“中国的环境不一样，中国的企业基础不一样，我们的股票市场不就是在不成熟中才试出来的吗?什么叫成熟、什么叫不成熟?你只有做起来才能成长起来。孩子也是，你不让他游泳他哪能长大?”想起当年的情境，创新投总裁李万寿依然忿忿不半。
愤怒归愤怒，资本市场并没有因这愤怒好转起来，惨淡一天胜似一天。创新投也清楚国家的决策不可能受“游说团”影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创新投由一个充满斗气的勇士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失望至极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外。
然而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境外企业才可以在境外上市，创新投在海外没有自己的基金，所投企业也不是海外结构，因此这条路并不好走。“国内的人民币通过擦边球的方式出去，量很小，又得借助别人，成本也高。虽然2005年之前上了十几家，但没怎么赚到钱，其中几家还亏得很厉害。”李万寿回忆道，“甚至有的到现在还留下了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指的是什么，他不肯再细说。但显然当年由于创业板留下的“老伤疤”，遇上阴雨天，依旧会隐隐作痛。
2009年初，创业板即将推出的消息再次复出，被一层层大浪刷洗后存活下来的“老投资”们，还会像前夜般疯狂么?
“创业板能出来是一个好事，但有些人以为通过关系拿到Pre-Ipo的项目就可以赚钱。那是在过去泡沫的时代，疯狂的时代。”李万寿说。梁国智也对早年的冲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实我现在最后悔的是当年没有在市场最萧条的时候多做几个好项目。”梁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教训是，企业至少要培养5、6年，不能太急功近利。”
看来，资本市场的又一个冬天和创业板“狼来了”的呼声，对于早已被数字忽悠的投资“老手”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他们甚至开始学会利用这样的周期和形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