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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建筑设计师Enrico Taranta 2005年来到中国时，身边只有少数外国建筑师常驻在华。现在，这个状况有了很大转变。“我想，这可能跟全球化有关，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能在中国找到机会。” Enrico Taranta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作为北京奥运工程水立方的设计者之一，Enrico Taranta现在已是上海华东大学建筑系的RDI永久讲师。
跟Enrico Taranta所描述的一样，许多外国建筑设计师不仅把建筑方案带到了中国，建筑师事务所也在这里生根。
“经济危机的难民”
两年前，来自丹麦的SHL建筑师事务所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室，建筑设计师Chris也随之而来。这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办公室，来自不同国家的建筑设计师用英语完成每天的工作。
拥有20多年经验的SHL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屡获殊荣的知名建筑师事务所之一。虽然在中国的办公室创办只有两年时间，但在过去的七八年中，SHL建筑师事务所已在中国完成了许多项目。所以事务所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室，希望慢慢融入中国的市场，与中国的客户们相互熟悉。
早在2002年12月1日，中国建设部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布的《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开放建筑设计市场，外国的建筑企业在中国不需要职称要求。从此，外国建筑师事务所在中国开设办公室变得简单起来。
真正吸引外国建筑师来华的，是中国巨大的建筑市场。
根据麦肯锡公司在2012年的预计，中国未来20年内将建造5万幢摩天大楼，数量相当于10个纽约的摩天大楼之和。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量已是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工地，中国占有世界上40%的建筑量。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这里的建筑行业需要来自国际的成熟经验，现在的中国客户也越来越认可国际资源。”Aedas的建筑设计师Josh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早在2000年，Aedas就开始接触中国市场。为了更好地落实项目，2010年，Aedas 在中国开设了办公室。
有的建筑设计公司进入中国更早。“20年前，国际上有实力的大型建筑公司就已经踏入中国市场。”Josh说。
《纽约时报》曾经分析，去中国的建筑师们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正如美国坤龙建筑设计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经理迈克尔·通基所说，他们是“经济危机的难民”。
不得不说，这些外国建筑师们，确实正在改变中国城市的面貌。
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正在建设中，已经完成的央视新大楼就是其一。
央视新大楼不仅成为热门话题，也使设计师库哈斯在中国一举成名。他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随后也在北京开设了办公室。
中国的客户们频频向外国建筑师抛出“橄榄枝”。“不过，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因为是外国建筑师的身份而更受客户喜爱。” Chris说，“外国建筑师能带来新的想法，一些客户会觉得很有特点，所以会喜欢。但在中国的工作可能比在家乡更加困难。因为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你，你必须有很好的设计，才会被接受。”
Josh说，外国建筑师得在中国市场上学到东西，才能在这里顺利地做项目，并且融入这里。
有艺术氛围的建筑需求，中国的市场才刚刚开始
与主动选择中国市场不同，建筑艺术家阿兰·博尼是被“带到”中国市场的。
1998年，中国国家大剧院接受竞标。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外国建筑设计师参加并由国家财政拨款的项目。最终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拿下竞标。
作为保罗·安德鲁合作多年的老伙伴，阿兰·博尼被邀请担任国家大剧院内部设计首席顾问。也就是说，阿兰·博尼并非通过竞标夺得这个项目，而是被“邀标”。
对于有艺术氛围的建筑需求，中国的市场才刚刚开始。“但这是一个趋势。”阿兰·博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越来越多的客户需要富有感受性、艺术性的建筑，全世界都一样。”
阿兰·博尼认为，在当代建筑中，色彩和材质是艺术情感的主要表达方式，所以他将自己的创作定义为“在建筑上作画”，即通过对空间的把握和对色彩与材质的选择，将艺术情感和建筑作品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恐怕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新事物。中国的建筑设计工作有明显的室内室外设计的分工，至于建筑艺术效果的设计，还不能归类于传统的两个范畴。
阿兰·博尼并没有常驻中国，他在中国的办公室只是他来华工作时的落脚点。但他一年平均飞中国十次的频次，也印证着中国对新型建筑的渴求。
据阿兰·博尼的中国合作者介绍，他带领的团队在中国所做的项目数量，已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项目总量。作品也已在济南、贵阳、昆山、邯郸等城市落地。城市中的剧院、文化中心成为他作品的主体。
中国建筑设计市场上，对文化和艺术的渴求还体现在另一方面。
Josh最近在做的项目对他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这个在西安的项目，被要求设计为唐风建筑，客户要求给建筑“戴个帽子”（唐朝建筑的房顶）。“我们还在寻找，什么才能够真正代表唐代文化风貌，只是按照要求去设计的话，是对城市建设的不负责。对于文化的尊重，要更多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戴在头上。”Josh说。
在中国风问题上，Enrico Taranta 也遇到过让他为难的事情。客户一方面希望他设计成中国古老学校的造型，一方面又期待呈现其国际化背景。
有文化、有艺术感的建筑，成为中国城市间比美的一部分。往往当政府作为客户的时候，对这类的建筑更宽容。“我觉得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条件，对于我的方案也很支持。”阿兰·博尼说。 “时间紧”
“时间紧。”这是接受本刊采访的外国建筑设计师对中国客户们的一致评价。
刚来中国的时候，Chris感觉中国的客户跟外国的客户十分不同。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时间的要求。“在中国，还没能把时间和质量联系起来看待，好的设计需要多次交流，中国的客户跟外国的建筑师接触得比较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去明白好的设计需要更长的时间。”
Chris眼下正在丹麦做的一个北欧最大图书馆的项目，从竞标到开工，历时四年。“这四年做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去跟政府交流，跟市民交流，然后修改设计，再去沟通。”
他最近刚刚参加了一个中国项目的开工仪式，“从中标到开工，一共一年的时间。”这两个项目的工作量基本上一样大，也都是政府的项目，功能类型上也都差不多，是非常类似的案例。但客户要求的速度，显然不一样。
为了赶时间，有些中国客户甚至希望设计师把在国外做过的相同案例直接拿到中国来用。
主要做综合体项目设计的Josh也有相同的体会。“中国的开发量大，速度快，但是有些中国客户却要求创新。要知道，创新是需要足够时间的。”Josh说，并不是说国外的客户对时间就没有要求，“他们做整个工程，每个时间点都很清楚，而在中国，时间要求起伏不定。”
2012年6月，美国建筑师杜墨举办了一个名为“Un中国制造”的展览。用模型和建筑师口述的方式，展示12个外国建筑设计师未完成的中国建筑项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们，讲述了在中国做项目的历程，透露出从兴奋不已到无可奈何的心态变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杜墨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十多年后，他和他的团队已经适应了中国。比如，他已经具有了独特的能力，能够判断中国竞标项目的真假，可以预见私人客户结款比较困难等。
更注重客户的意见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红红曾评论道：“外国设计师将中国作为建筑实验的实验场，在外国不可能建造的都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曾获得普里策建筑大奖的扎哈·哈蒂德的一番话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她坦承，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建筑批评家方振宁则意见不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那些认为他们把中国当作试验场的说法完全是偏见。批评说他们抄袭别人的作品，或者把在他国淘汰的作品拿到中国来，对国外建筑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像德梅隆这么大的事务所，每一件作品都有媒体不断追踪，所谓抄袭、被淘汰的作品拿到中国来，这是无法想象的。”
建筑大师在中国的手笔确实更加容易惹人非议。
“在任何地方做项目，虽然项目不同，但是过程是一样的，都需要结合当地的环境以及文化进行创作。”阿兰·博尼觉得，好的建筑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的作品就在那里，去体会就可以了。”
和纷繁的舆论评价相比，外国建筑师更注重客户的意见。
“很多人以为，外国建筑师来中国是要做一些‘大胆’、‘疯狂’的设计，其实不是的。这与在欧洲是相同的，客户过来，说他们想要什么，我们提供想法，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Chris说。在他看来，中国的客户类型多种多样，比如，广州的客户喜欢夸张一点的，而在宁波，客户可能就喜欢简单的设计。
在上海举办的“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中，也有Chris团队的作品。“虽然很符合北欧的风格，简洁而干净，但是这个创意完全是符合当地文化的。”
双年展是在滨江塔吊旁进行。“我们考虑了那里的历史，但是客户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未来，西岸的未来，上海的未来。塔吊很重，于是做了祥云馆，一个重一个轻，这是和艺术有关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展馆，在塔吊的另一边做成集装箱样子的展馆，以后可以做成咖啡厅，做成展览馆，既能顾及到本地的历史，又能照顾到未来。”
作为北京奥运工程水立方的设计者之一，Enrico Taranta现在已是上海华东大学建筑系的RDI永久讲师。
跟Enrico Taranta所描述的一样，许多外国建筑设计师不仅把建筑方案带到了中国，建筑师事务所也在这里生根。
“经济危机的难民”
两年前，来自丹麦的SHL建筑师事务所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室，建筑设计师Chris也随之而来。这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办公室，来自不同国家的建筑设计师用英语完成每天的工作。
拥有20多年经验的SHL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屡获殊荣的知名建筑师事务所之一。虽然在中国的办公室创办只有两年时间，但在过去的七八年中，SHL建筑师事务所已在中国完成了许多项目。所以事务所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室，希望慢慢融入中国的市场，与中国的客户们相互熟悉。
早在2002年12月1日，中国建设部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布的《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开放建筑设计市场，外国的建筑企业在中国不需要职称要求。从此，外国建筑师事务所在中国开设办公室变得简单起来。
真正吸引外国建筑师来华的，是中国巨大的建筑市场。
根据麦肯锡公司在2012年的预计，中国未来20年内将建造5万幢摩天大楼，数量相当于10个纽约的摩天大楼之和。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量已是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工地，中国占有世界上40%的建筑量。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这里的建筑行业需要来自国际的成熟经验，现在的中国客户也越来越认可国际资源。”Aedas的建筑设计师Josh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早在2000年，Aedas就开始接触中国市场。为了更好地落实项目，2010年，Aedas 在中国开设了办公室。
有的建筑设计公司进入中国更早。“20年前，国际上有实力的大型建筑公司就已经踏入中国市场。”Josh说。
《纽约时报》曾经分析，去中国的建筑师们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正如美国坤龙建筑设计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经理迈克尔·通基所说，他们是“经济危机的难民”。
不得不说，这些外国建筑师们，确实正在改变中国城市的面貌。
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正在建设中，已经完成的央视新大楼就是其一。
央视新大楼不仅成为热门话题，也使设计师库哈斯在中国一举成名。他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随后也在北京开设了办公室。
中国的客户们频频向外国建筑师抛出“橄榄枝”。“不过，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因为是外国建筑师的身份而更受客户喜爱。” Chris说，“外国建筑师能带来新的想法，一些客户会觉得很有特点，所以会喜欢。但在中国的工作可能比在家乡更加困难。因为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你，你必须有很好的设计，才会被接受。”
Josh说，外国建筑师得在中国市场上学到东西，才能在这里顺利地做项目，并且融入这里。
有艺术氛围的建筑需求，中国的市场才刚刚开始
与主动选择中国市场不同，建筑艺术家阿兰·博尼是被“带到”中国市场的。
1998年，中国国家大剧院接受竞标。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外国建筑设计师参加并由国家财政拨款的项目。最终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拿下竞标。
作为保罗·安德鲁合作多年的老伙伴，阿兰·博尼被邀请担任国家大剧院内部设计首席顾问。也就是说，阿兰·博尼并非通过竞标夺得这个项目，而是被“邀标”。
对于有艺术氛围的建筑需求，中国的市场才刚刚开始。“但这是一个趋势。”阿兰·博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越来越多的客户需要富有感受性、艺术性的建筑，全世界都一样。”
阿兰·博尼认为，在当代建筑中，色彩和材质是艺术情感的主要表达方式，所以他将自己的创作定义为“在建筑上作画”，即通过对空间的把握和对色彩与材质的选择，将艺术情感和建筑作品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恐怕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新事物。中国的建筑设计工作有明显的室内室外设计的分工，至于建筑艺术效果的设计，还不能归类于传统的两个范畴。
阿兰·博尼并没有常驻中国，他在中国的办公室只是他来华工作时的落脚点。但他一年平均飞中国十次的频次，也印证着中国对新型建筑的渴求。
据阿兰·博尼的中国合作者介绍，他带领的团队在中国所做的项目数量，已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项目总量。作品也已在济南、贵阳、昆山、邯郸等城市落地。城市中的剧院、文化中心成为他作品的主体。
中国建筑设计市场上，对文化和艺术的渴求还体现在另一方面。
Josh最近在做的项目对他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这个在西安的项目，被要求设计为唐风建筑，客户要求给建筑“戴个帽子”（唐朝建筑的房顶）。“我们还在寻找，什么才能够真正代表唐代文化风貌，只是按照要求去设计的话，是对城市建设的不负责。对于文化的尊重，要更多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戴在头上。”Josh说。
在中国风问题上，Enrico Taranta 也遇到过让他为难的事情。客户一方面希望他设计成中国古老学校的造型，一方面又期待呈现其国际化背景。
有文化、有艺术感的建筑，成为中国城市间比美的一部分。往往当政府作为客户的时候，对这类的建筑更宽容。“我觉得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条件，对于我的方案也很支持。”阿兰·博尼说。 “时间紧”
“时间紧。”这是接受本刊采访的外国建筑设计师对中国客户们的一致评价。
刚来中国的时候，Chris感觉中国的客户跟外国的客户十分不同。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时间的要求。“在中国，还没能把时间和质量联系起来看待，好的设计需要多次交流，中国的客户跟外国的建筑师接触得比较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去明白好的设计需要更长的时间。”
Chris眼下正在丹麦做的一个北欧最大图书馆的项目，从竞标到开工，历时四年。“这四年做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去跟政府交流，跟市民交流，然后修改设计，再去沟通。”
他最近刚刚参加了一个中国项目的开工仪式，“从中标到开工，一共一年的时间。”这两个项目的工作量基本上一样大，也都是政府的项目，功能类型上也都差不多，是非常类似的案例。但客户要求的速度，显然不一样。
为了赶时间，有些中国客户甚至希望设计师把在国外做过的相同案例直接拿到中国来用。
主要做综合体项目设计的Josh也有相同的体会。“中国的开发量大，速度快，但是有些中国客户却要求创新。要知道，创新是需要足够时间的。”Josh说，并不是说国外的客户对时间就没有要求，“他们做整个工程，每个时间点都很清楚，而在中国，时间要求起伏不定。”
2012年6月，美国建筑师杜墨举办了一个名为“Un中国制造”的展览。用模型和建筑师口述的方式，展示12个外国建筑设计师未完成的中国建筑项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们，讲述了在中国做项目的历程，透露出从兴奋不已到无可奈何的心态变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杜墨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十多年后，他和他的团队已经适应了中国。比如，他已经具有了独特的能力，能够判断中国竞标项目的真假，可以预见私人客户结款比较困难等。
更注重客户的意见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红红曾评论道：“外国设计师将中国作为建筑实验的实验场，在外国不可能建造的都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曾获得普里策建筑大奖的扎哈·哈蒂德的一番话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她坦承，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建筑批评家方振宁则意见不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那些认为他们把中国当作试验场的说法完全是偏见。批评说他们抄袭别人的作品，或者把在他国淘汰的作品拿到中国来，对国外建筑界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像德梅隆这么大的事务所，每一件作品都有媒体不断追踪，所谓抄袭、被淘汰的作品拿到中国来，这是无法想象的。”
建筑大师在中国的手笔确实更加容易惹人非议。
“在任何地方做项目，虽然项目不同，但是过程是一样的，都需要结合当地的环境以及文化进行创作。”阿兰·博尼觉得，好的建筑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的作品就在那里，去体会就可以了。”
和纷繁的舆论评价相比，外国建筑师更注重客户的意见。
“很多人以为，外国建筑师来中国是要做一些‘大胆’、‘疯狂’的设计，其实不是的。这与在欧洲是相同的，客户过来，说他们想要什么，我们提供想法，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Chris说。在他看来，中国的客户类型多种多样，比如，广州的客户喜欢夸张一点的，而在宁波，客户可能就喜欢简单的设计。
在上海举办的“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中，也有Chris团队的作品。“虽然很符合北欧的风格，简洁而干净，但是这个创意完全是符合当地文化的。”
双年展是在滨江塔吊旁进行。“我们考虑了那里的历史，但是客户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未来，西岸的未来，上海的未来。塔吊很重，于是做了祥云馆，一个重一个轻，这是和艺术有关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展馆，在塔吊的另一边做成集装箱样子的展馆，以后可以做成咖啡厅，做成展览馆，既能顾及到本地的历史，又能照顾到未来。”